这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的长篇小说，是萧红作品中最成功的篇章，也是对她思想、创作的一个总结。
另一部长篇小说《马伯乐》，可以说是短篇小说《逃难》的续篇，这也是一部讽刺小说。主人公知识分子马伯乐，是一个空虚飘浮、装腔作势的家伙，萧红通过这个人物，嘲笑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弱点。
中篇小说《小城三月》则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这篇小说描绘的是作者早年的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那种怀念故家的情调，非常地引人注目。过去被萧红写得非常冷酷的父亲，以及由于凶恶、阴险，而被萧红鄙视、害怕并且深恶痛绝的继母、伯父等人物，在这篇作品里，却被萧红例外地罩上了一层相当富有人情味的光彩，这种调子与她过去那些带着自传性的作品相比较，格调明显地不同，这是她的唯一美化自己家庭的作品。这个现象清楚地反衬出了萧红当时的心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和九龙。重病的萧红，身陷九龙。先后躲避在香港联合道七号周鲸文家、雪厂街恩豪酒店、斯丹利街时代书店宿舍等地方。12月25日，香港总督宣布向日军投降。在一片混乱中，萧红又先后被送入养和医院、一所法国病院和圣士提凡女校改成的临时医院。不堪颠沛流离之苦的女作家，终于在1942年1月22日，在最后这所临时医院里逝世。这时，她只有三十一岁。
萧红，这位自传型的、抒情型的女作家，一直沿着反封建的思想道路前进，她用自己那些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美散文及散文化的小说，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坛的花苑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位有风格的杰出的女作家。
白朗
阎纯德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松花江上》这首悲壮的流亡歌曲，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志士，拿起枪来，冒着敌人的炮火，投入拯救伟大祖国的斗争！著名女作家白朗唱过它，她的丈夫——著名作家罗烽唱过它，那伟大的爱国主义旋律至今还激励着人们的心……
白朗不是生在松花江畔，然而她说：“松花江是我的第二故乡，它给予我许多温暖，也给予我许多痛苦和宝贵的人生经验。我仿佛一棵刚出土的嫩苗，经过松花江水的灌溉，才慢慢成长起来，坚强起来。因此，除了故乡之外，我更爱松花江；我怀念我的第二故乡，有时，更甚于生我的沈阳。”
白朗是沈阳人。1912年8月20日生于城里小西关，原名刘东兰。罗烽（1909．12．13—1991．10．23）是她的姨表兄，比她大三岁。祖父刘子扬是沈阳有名的中医，后来当了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的军医处长，罗烽父亲则在军医处担任拟稿员。这时，白朗和罗烽两家先后搬至齐齐哈尔，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他们二人青梅竹马，度过童年和少年生活。白朗十一岁时丧父，不久祖父失业，患病去世。这使家庭生活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白朗的母亲善良忠厚，非常喜欢罗烽，将大女儿许给了他。但不久，大女儿因患肺病死去，她又将白朗许给了罗烽。1929年十七岁的白朗同罗烽结婚，他们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年轻的白朗，因受新思潮和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罗烽的影响，十分厌倦旧式家庭生活，她像樊笼里的云雀渴望蓝天一样的渴望着新的天地。
松花江是美丽的，但哈尔滨是一座染着鲜血和罪恶的城市。敌人的魔爪蹂躏着东北，奴役着那里的人民……
1929年罗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黑龙江省呼兰县至北安的“呼海”铁路特别支部（北满最早的产业工人支部）的宣传干事，他一面工作，一面秘密从事编印地下刊物工作。他常常早出晚归，曾引起婚后不久的白朗对他的怀疑，以为哈尔滨有他的“情人”。1931年，当东北被强盗攫取，白朗的爱国主义感情在痛苦里辗转的时候，罗烽把自己的隐秘向她公开了。那长方形的油印小册子上的蝇头小字，像希望之火在跳跃，像旗帜在飘扬，那上面，除了拯救失土的策略和步骤外，对未来新社会的建立也有周密的计划和理论。刊物上的每句话，都是白朗的心里话，她找到了新的世界，政治上有了寄托。以后，她读了不少新书和文件，眼界开阔了。白朗回忆说：“从此，我的智慧开了，我开始踏上了真正人生的道路，追求着真理，追求着光明，追求着我所不懂的一切……”不久，白朗加入了“反日同盟”。她，开始了新的生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亲自指派巴来（金剑啸）和白朗协助罗烽工作，白朗从此成了罗烽的得力助手：帮助他保存文件、资料，刻写蜡板，印刷刊物；她还变卖了结婚首饰，以支持抗日宣传经费的不足。此后，白朗的家，成了一个反满抗日的中心，编印小报的印刷机关。反日同盟会开会，也常在她家召开。
1933年初，罗烽担任北满省委候补委员和哈尔滨东区区委宣委，同巴来一起负责北满文艺宣传工作。4月，白朗考取了进步报纸《国际协报》，先任记者，后主编每天半版的该报副刊《国际公园》和《儿童》、《妇女》、《体育》等周刊。在罗烽的具体帮助下，白朗不怕苦、不怕累，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同年，又主编新创刊的大型周刊《文艺》，得到萧军、萧红、舒群、金人、林珏、梁艹倩等作家的支持，成为与长春《大同报》创刊的《夜哨》齐名的反满抗日文艺阵地。这两个刊物，在大城市知识界和抗日联军、游击队里都有广大的读者。白朗团结了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结识了萧军、萧红和金人等东北作家。这期间，她还参加了星星剧团，并从事文艺创作，这是她文学生涯的开始，她以刘莉、弋白等笔名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她的第一篇创作，是描写两代人的隔膜、歌颂青年人叛逆精神、暴露老年人的保守与落后的中篇小说《叛逆的儿子》，在《夜哨》上连载了十一期，在《国际协报·文艺》上连载了小说《悚栗的光圈》、《四年间》、《逃亡日记》及《琴音》、《她一直望到黎明》等。这些作品，无不有着浓厚的反封建色彩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字里行间透露着理想之光，是白朗跋涉文学道路最早的足迹，是她在东北沦陷时期留下的宝贵财富。
1934年，松花江蜷卧在北国漫漫黑夜里，白色恐怖笼罩着哈尔滨的每条大街每条小巷。3月，北满省委遭到大破坏；6月，罗烽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白朗受着敌人的严密监视，生活上感情上都负担沉重：一方面她要东奔西走营救罗烽，照顾老人、承担家务；一方面还得坚持编好副刊，继续与敌人作战。年轻的白朗，沉着、冷静，以顽强的毅力，像中流砥柱一样，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和考验。白朗说：“那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准备用头颅去迎接野兽的爪牙。当一个人把生命决心归依于患难和死亡的时候，还有什么足以使他畏惧呢？”在危险的环境里，她编发了四十八期《文艺》周刊，曾累得昏厥过去、流了产。她每夜都伴着不眠的灯，听着鸡鸣、犬吠、梆声，盼着黎明。这一段苦难的生活，为她一生投奔光明、参加革命打下了基础，其中，杨靖宇对她的教育和影响最大。
1935年初，罗烽被判为共产党嫌疑犯，经过党的活动、白朗的奔走、呼海铁路二百多职工、同事捐款营救，以重金贿赂了日本领事馆的高级人员，方保释出狱。出狱不久即由金人和一位同事掩护白朗夫妇和老人上了火车，逃离腥风血雨的哈尔滨。在沈阳一个小店里，白朗和母亲、弟弟匆匆见了一面，便告别了故乡的骨肉和田园；当黑夜吞没了大海的时候，他们登上了从大连开往上海的日本船，投奔已在上海的萧军和萧红。
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位律师家里，白朗夫妇和萧军、萧红共同生活了三个月。当时二萧发表文章还不算多，正在为《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出版而奔走，生活上也很狼狈；如果他们长期住在一起，互相影响，就很难写出东西，于是白朗夫妇搬到舒群、塞克住的美华里亭子间。在那里，大家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舒群、塞克、沙蒙等人更苦，没有正常的收入，经常没有饭吃。白朗夫妇刚到上海，身上还有点钱，包一个客饭，为大家都能吃一点，经常同这些穷朋友分而食之。
到了上海，白朗已经怀孕；动乱的生活使她无法动笔创作。1935年底至1936年初，正是上海文艺界“两个口号”之争激烈的时候，罗烽参与了这场论争，而白朗却在极坏的条件下，潜心写作，《月夜到黎明》第一辑里的绝大部分散文，就是这个时期写的。这些散文多是“从个人的角度抒发个人的感受和心情的，但作为某一时代的青年的一种思想动态，也许还不失它的典型性。”同时，从那些描述中，“有关东北沦陷后敌寇的残暴、狡狯以及对革命力量的疯狂迫害，也许不无一点迹象可寻的。”（《月夜到黎明·前记》）这些散文，反映了作者所走过的一段路程，那许多斗争和往事构成了她的思想轨迹，“可以窥见一个小知识分子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里，是怎样从无知趋向觉醒，由单纯的爱国主义走进无产阶级的阵营中……”
1936年在上海第三次搬家后，白朗结识了她所仰慕的著名女作家白薇，当时她们是邻居。这一年，她加入上海文艺家协会，和金人合编了《夜哨小丛书》，写了《伊瓦鲁河畔》、《轮下》、《生与死》、《一个奇怪的吻》、《珍贵的纪念》等短篇小说，后来编入题为《伊瓦鲁河畔》（194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本集子里。这些小说，描写了在伪满、日寇的魔爪下，那些不甘作奴隶、有血气的最普通的中国人所昭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咱们的土地，谁打算给夺去，那可不行，这一块地有咱
祖宗的血和汗，有咱们祖宗的骨尸，长腿三，你想想，一个后代，
眼巴巴的看见人家把自己祖宗的骨尸盗去，那还叫人？
贾德，冲这话，你小子有骨头！咱们的祖宗的后代全是硬棒
棒的，不是这样，咱们简直不能认他是中国的子孙！
这是《伊瓦鲁河畔》里的主人公贾德和长腿三的对话，每个字都闪耀着永远不可征服的我们民族的精魂。
我死了，无论谁都不要为我流泪，当我瞑目之前，我看见一个为我所爱的人，正向为民族而牺牲的大路走去，我仿佛也看见了他的血花，我是快慰地死了！
这是《一个奇怪的吻》里的主人公李华用左指写在垅沟上的几句话。她要死了，但仍然用对祖国的挚爱鼓励自己所爱的人去为祖国而牺牲。白朗这时期的所有创作，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这一爱国主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同文艺界的大多数人士一样，投身到拯救民族存亡的伟大斗争之中。不久。“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白朗和罗烽都参加了上海的文艺界战地服务团，她日夜在街头奔走呼号、募捐、宣传群众，慰劳伤员和难民……
上海的日日夜夜，那是多么不安定的生活啊！艰难的生活、恶劣的环境，迫使白朗夫妇先后搬了六次家，不到一岁的孩子，也在这灾难中死去。但坚强的白朗在祖国的苦难中变得更坚强了。她在散文《一封不敢递的信》中说：“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我们便蜷伏在上海租界里。为了信仰的关系，我们依然不能畅所欲为，依然受着无形的监禁。然而，从抗战发动以后，祖国总算解放了我们，我们的信仰已获得了广大的同情，如今，我可以自由地在人群中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了。妈妈，你该高兴，你的女儿已经跳出了苦闷陷阱，让无限的欢欣与兴奋拥抱着了。”这是白朗来到上海投入抗战洪流后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写照。
1937年9月，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白朗夫妇和沙汀、任白戈、舒群、丽尼、杜谈等几十个文艺界的人（包括家眷），第一批撤离上海，来到武汉。当时，武汉、长沙是大批文化界人士的集中地，也是他们去重庆、桂林等地的中转站。白朗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些活动，参与了罗烽、聂绀弩、丽尼编的《哨岗》的编务和丁玲、舒群编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