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翠琳的儿童文学创作具有这种文学的完美性。作家都是以自己的灵魂和形象来进行创作的；葛翠琳也以自己的真，自己的善，自己的美在作品里凝聚人生真谛、人性光辉。除了文学创作，她的文学活动也是她文学生涯里的重要部分。从1950年在北京市文联任老舍业务秘书兼文联儿童文学组组长开始，除了创作，她在儿童文学活动和少年儿童工作方面也是功德无量。为了繁荣和发展儿童文学创作和文学新人的成长，1990年韩素音女士倡议建立“冰心奖”，而葛翠琳则是这一计划由“建议”到“现实”的关键的中心人物。一年一度的“冰心奖”，她作为评奖委员会的秘书长，从组稿，到评奖和颁奖，都要付出很多心血，其操劳之苦，难以言表。这些文学活动和工作，是她没有写成文字的美丽童话，是她对中国儿童文学及其与外国儿童文学的交流的重要贡献。
1994年10月19日，北京作家协会召开了“葛翠琳作品研讨会”。几十位文学研究家、教授和作家，对她的才华、人品、文品及其勤奋精神和她对儿童文学的贡献予以充分的肯定。
在人类的全部生命和社会活动中，儿童文学属于文学王国里的基础。凡属基础范畴的东西，无疑是重要的。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建设孩子的世界是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的。谁拥有孩子，谁就拥有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模型，是从孩子们的眼睛折射出来的。孩子就是未来世界的模型。因此，为孩子们建设健康的精神家园，应该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之一。但是，我们为孩子们写作的作家大少，我们要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不要糟粕，要精品！葛翠琳是一个榜样，她的作品也是一个榜样。因为，作为一个母亲，一个精神的母亲，她用她的心血，她的作品，为儿童世界营造了一座美丽的精神家园。
1995年2月25日
赵淑侠
阎纯德
1994年的金秋，在武汉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我又见到了赵淑侠。在这次国际研讨会上，专家教授们称她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一座桥梁、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而她的作品，被誉为百方文学界盛开的一朵东方奇葩。
桂子山温馨如梦，常常令我想起；另一个金秋—一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满街的鲜花把首都装扮得如花似锦。
车水马龙，描绘青春。人们在商品社会的大潮中奔忙、陶醉，我在滚滚红尘文海里寻找另一个世界和知音。
1992年 10月 15日，北京，王府饭店。
我应约去见著名华文女作家、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第一任会长赵淑侠女士。这是我第二次见赵女士。第一次是1988年8月13日，在她叔叔家里，那时她刚从东北老家访问回到北京。而我们通信则是在1984年岁末我在法国马赛第一大学任教开始的。
岁月无情，一晃就是几年。几年，好像就是几天，几分，几秒；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但是，现在的赵淑侠已经今非昔比。在她的两本小说《梦痕》及《翡翠戒指》相继译成德文出版及长篇小说《赛金花》在台湾和大陆同时面世之后，更是文名大振，不仅名满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海外华文世界，连德文世界也是闻名遐迩。
赵女士：身着件薄薄的尖口红毛衣，一件黑地红花披肩搭在肩上，娟秀雅致，风采依旧，看上去也不过五十来岁。她满面春风迎着我，向我介绍过与她同行的三妹赵淑倬之后，第一句话就说：“接信后即写一信，连同复印好的资料由我女儿于9月23日迅速投邮。阎先生接到了吗？那是些很重要的资料……”“不必担心，我海内外的邮件很多，十多年来还没有丢过一次；没收到是暂时的，因为邮路太长……”我安慰她。
我对赵女士的访问是漫长的。我喜欢追踪作家。像对许多作家那样，我从来没有间断过对其生平创作资料的搜集积累。我知道，她不爱写自传，不爱回忆，而我想知道的，除了现在的、未来的，更多的还是过去的。面对这个矛盾，不是她屈服，就是我妥协。这是一次长谈。我的提问虽然零乱，却不用题。为了抓紧时间，我们都同意委屈一下饥饿神经，免去一次午餐。我很愉快，能又一次摇着小舟，沿着岁月的长河逆流而上，探索赵淑侠故事。
可怖的童年
童年，是人生的基石。童年应当是美丽而幸福的，而赵淑侠的童年却是苍白的。
她的故乡是黑龙江省松花江畔的肇东县，而远祖则世居年年遭受黄河之灾的山东省齐河县。在父辈之前，赵家不是书香〔1第，世世代代以农耕为生，清朝末年的连年黄河泛合和旱灾，把身为佃农的祖宗赶到了关东那片黑土地上。运气、勇气、智慧和毅力的艰苦考验，经过数代人的开垦耕耘，发家致富，后来终于在祖父的时代成为大富的农耕之家。祖父是读过私塾的憨厚淳朴泥脚汉子、不会多说，只会身体力行，深明做人之大义：有了财富不只是增加个人的享受，于一家老小的温饱之外，还要照顾地户的生老病死，还为当地建造学校和图书馆。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义举，为肇东人传为佳话。
决心改变愚昧落后的祖父，在赵淑侠的父亲还是儿童时，就要他好好读书，将来精学法律，“为传统人治政治体制下无权发言的小老百姓主持一些公道和正义。”他没有辜负这个期望，终于沿着父亲指出的道路走出一片光明：他考上了北京法政大学。但那时，东北那片沃土肥水已经沦为日本帝国主义魔掌下的猎物。他从北京法政大学毕业，返乡服务于政界，同就读于哈尔滨医专、出身于属于旗人的官宦之家的女子结婚。“九·一八”事变后，他们逃到北京，不久，于1931年12月30日生下长女赵淑侠。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姑及众多的堂兄弟姐妹，厮守着那块有着养育之恩的土地，也更早地品尝了失去自由的滋味。
赵淑侠的母亲知书达理，懂音律，擅丹青，有着不凡的绘画和音乐之才。但在赵家，这个天分并不被公婆看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千古教条，在越是有眉有眼的家庭越是顽固不化。母亲的天才和智慧也没有束之高阁，让它白白来世一场，她精心地传给了小名叫爱珠与禾珠的赵淑侠与赵淑敏姐妹。母亲教子有方，赵淑侠三四岁后，就规定每日描红、写大字、认字、背唐诗，如果功课做得好，还有奖励——“奖品就是母亲的画，多半是猫、马、猴子和画眉鸟；我非常珍视这些画，每得一张就挂在我床旁边的墙上，挂得一面墙满满的。”这是作为长女的赵淑侠，留在记忆里的最初的故事。典雅，清纯，不事浓妆艳抹的母亲，在赵姓这个大家庭里，逆来顺受，勤勤恳恳，一颗爱心变成了赵淑侠文学基石上第一铲土。后来，赵淑侠之妹——作家赵淑敏回忆说：危险的气质和艺术的造诣“嫁到以纯实用主义的垦裔族家庭”，都成为无用的浪费；“幸而妈妈属于多子母且儿女们都得她的一些遗传，几乎个个都喜爱音乐或美术。最明显的例子是得了爸爸的好嗓音和她的音乐细胞的四女儿便成了真正的职业声乐家，老大淑侠原来从事的行业是美术设计；老二淑敏在可塑的年龄也曾受师长的怂恿专习声乐和西画。而多思善感，美术的灵气和天性，更分给了淑侠和淑敏。父亲晚年曾对人说，淑侠淑敏能成作家，全因他的遗传。不全对，文学的情感，艺术的气质是得自于母亲的。”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七七”事变终于爆发
了。正在小学一年级读书的赵淑侠，第一次听到老师那样激动的声＃曰：
“孩子们，咱们到底抗战啦！”
她终于懂得了“抗战”是怎么回事——用老师的话说，就是“人家怎么打过来，我们就怎么打过去！中国不能老是受外国的气……”是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中国人受尽了欺负。
深秋，落叶在街上被风赶得到处乱跑。兵荒马乱，商店关门了，学校关门了。赵淑侠一家从沈阳坐火车入关南逃。火车像罐头盒，挤满了难民，像牛车，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一天一夜。日本兵已经占领铁路沿线的车站，明晃晃的刺刀，炫耀着大和民族的野蛮。在一个车站，赵淑侠亲眼目睹了日本军官用长长的刺刀将一个西瓜小贩的满摊子西瓜一个个劈碎，然后把他打倒在地，用皮靴疯狂地把他踢得头破血流。这一幕，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永久的恐惧和模模糊糊国破家亡的惆怅。
战火吞没了童年和青春。
赵淑侠一家像许多中国家庭那样，在日寇的驱赶下仓皇南逃，从此悠闲安静的日子不复存在，昔日梦境也无处寻觅，中国在战火中受难，也在战火中新生。
飞机的轰炸声和时远时近的炮声制造着死亡和恐惧。
狼烟滚滚，携儿带女，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先北平、南京，后武汉、湖南，黄河长江山山水水，赵淑侠一家也是这难民潮中一叶颠来簸去的小舟。
许多往事，赵淑侠不能都储存在记忆里。火车，汽车，渡船，牛车，步行，风风雨雨，忍饥挨饿，酷暑严冬，如何随父母南下入川的，赵淑侠似乎不甚清晰，又仿佛是一场梦……
沙坪坝
他们终于在四川重庆沙坪坝定居下来。
第一天，就听说有个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在江边等船的时候被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炸得连尸首都找不到了。当晚，熟睡中她被惊慌的父母叫醒：“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有警报了！”她穿上衣服跟着大人跑，钻进啦啦滴水、湿呼呼的防空洞，在昏暗的桐油灯下，大家惊慌地等在那里，有的坐，有的站，面对面，没有声音，甚至没有呼吸，有的把自己交给上帝，有的把自己交给侥幸，有的只是听凭自然，一句话，让命运安排一切。一阵天崩地裂的爆炸之后，解除了警报，她听大人说，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燃烧弹，炸死了许多人，烧了几条街。“日本人，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欺侮我们？”赵淑侠的悲愤感情不比大人少，她觉得不可理解，日本人不呆在自己的国家，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奸淫烧杀抢！？
在国难里，赵淑侠一家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起经受熬煎。“头两年，日本飞机不停地来轰炸，我们日夜不分的就忙着逃警报，警报解除之后回来，不是见燃烧弹烧得半边通红，便是见断墙颓壁，遍地瓦砾……”大后方重庆也没有安定的日子，严重地受着战争的骚扰，人人不得安生。当时赵淑侠的父亲在东北协会服务，薪水低，养家糊口都成问题。赵淑侠回忆说：“……战时物资奇缺，生活艰苦，妹妹们又一个个出生，父亲做官清廉，除了薪金之外没有一星半毫的‘外快’，每月收入只够半个月的开销，另外的半个月生活全靠变卖母亲的各种首饰维持。于是，母亲指头上的翠、钻、宝石，一样样，全变成了肉菜米面，进了我们的肚子……”这记忆犹新的战争苦难，回忆起来很不轻松。
沙坪坝小镇不大，却荟萃了从南京、天津等地迁来的著名学府，文化气氛极浓。东北协会附属小学（又称东北小学）也挤在那里，赵淑快最初的小学生活，就从那里开始。校舍因陋就简，两个年级只有一间教室。就在这样的教室里，赵淑侠同许多孩子一起，从书本和老师那里学习、了解、思考社会和人生。
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赵淑侠对童年没有太多的美好记忆——战争、逃难、恐惧、挨饿、冷遇、不公平，没有一点诗情画意。她在《自传》里说：“在小学时代，我是个出类拔萃得差不多要算‘天才’的那种小孩，可是因为生活中缺少安全感，心情上觉得无法获得父母的喜爱，性情就难免有些孤僻，郁郁寡欢，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活泼，生命有力。”
赵淑侠这种心态从小压迫她，幸福似乎与她绝缘。在学校里她也受那些不懂事的同学的欺侮。当时她长得黄皮瓜瘦，又矮又小，尽管学习力争上游，功课门门优秀，但也难像那些白白嫩嫩、打扮得如花似朵的同学那样获得老师的欢心。“在我童年时代的心里，可以说整个被忧郁、惧怕、孤独和无依无靠的惶恐笼罩着。”长长的，厚厚的童年时代的阴影，是一种无法摆脱的黑暗，使她几乎无法走出惶恐心态的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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