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对敌作战总能审时度势，奇谋百胜；唯对内部，对主子从不设防，自认为凭本事吃饭，别人奈何不得。所以才在毫不设防的情况下被人擒拿起来，也就在此时，很少写诗的韩信从口中喊出了六句十八字的这一段“名诗”。
或许是刘邦自己心虚，手中并无韩信必反的真凭实据；或许是出于某种恻隐之心，韩信如此一嚷嚷，倒使刘邦有点不好下手，只好将韩信暂且带回洛阳，贬为淮阴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也对群臣起到一种杀鸡儆猴的效应。倒是他那位心智更毒的皇后吕雉，不愧是流氓皇帝的妻子，隔些日子，趁着刘邦率军*陈稀造反，偷偷摸摸便将韩信给杀了。
刘邦杀韩信，表面上是个案，其实揭示了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还是以“汉三杰”为例。韩信为刘邦忌恨，这多少还“情有可原”，或事出有因，那么，一贯勤勤恳恳，做人并不高调的“贤相”萧何又怎么样呢？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兔死狗烹话功臣（2）
韩信被斩后，刘邦拜萧何为相，赏赐重金并加派五百卫士于相府。为此事，满朝文武尽来祝贺，唯有一朋友却悄悄提醒萧何：“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说明皇上已经瞄上您了，这五百卫士，并非来保护你，而是来监视你的啊。”萧何大惊，问计安在，朋友如此这般一番妙计，萧何第二天就将全部家产捐出来劳了军，刘邦听到这一消息，高兴得手舞足蹈，五百卫士也不再提了。
以萧何之贤尚遭刘邦猜忌，在他手下当官做事，尤其是做好事，做大事就不能不多留个心眼。这方面，汉三杰中的另一人张良算是有先见之明。他很早就为自己编了一个遇仙而得兵书的故事，胜利后，马上就宣布身体有恙，要闭关修炼，不食五谷杂粮了。而这一来，就彻底赢得了刘邦的信任，从来不找张良的麻烦。
往大了说，刘邦与韩信的故事其实也不止影响了一代人，而聪明的臣子们每每从中汲取的便是功成身退的保命术。还以汉代为例，后来大将军卫青七征匈奴，每战必胜，功不可谓不高，而且姐姐又做了正宫皇后，要搁一般人，早不知身重几何了，卫青却步步小心，从不逾矩，说到底我看卫大将军就是看透了功臣与主子之间那种关系的奥妙，何况他的主子汉武帝刘彻也绝不是个善茬。
在常人看来，帝王与他身边那位或几位主要助手的关系一定要亲密无间，如鱼水之交，而历史告诉我们，事情几乎绝大多数时候并非如此。助手如萧何式的宰相太“贤”了，便有取而代之的可能，弄不好就是一个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主要助手，无论是萧何式的“贤相”还是韩信式的“良将”的命运便危险了。
隔叶黄鹏空好音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鹏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这首《蜀相》可以说是在所有怀念三国人物的众多诗词中最有名的作品之一了。而此诗出自杜甫之手，则既是偶然，又是必然。说其偶然，那是因为如果不是不期而至的八年安史之乱，在京城里做官做得还算滋润的杜甫无论如何不可能跑到蜀道难行的四川来一待就是好几年，那也就未必会一个人跑到当时还荒凉寂寥的武侯祠来凭吊一番，大发思古之幽情。说其必然，则是因为在杜甫的血管里奔涌着和诸葛武侯一样的忧国忧民的血液，诸葛之宏志，孔明之才学，其实很早就是杜甫心目中的榜样与标杆。
事实上，回顾安史之乱前后杜甫的经历，我们就不难看出，时也，势也，杜甫实不能与诸葛武侯相比，他始终也没有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刘皇叔”。但是，身处乱世，颠沛流离，杜甫却始终不坠青云之志。即便是被叛军抓获，滞留长安，也还是一心想着朝廷，绝不依附于伪政权，在这一点上，就实在比同是大诗人的王维要显得高风亮节得多。而一旦稍有机会，便不惧艰辛，跋山涉水，投奔朝廷。而朝堂之上，尽管他仅仅是个刚刚够资格向皇上上书直谏的小小左拾遗，他却将这份司以“诤谏”的职责视为神圣，自以为可以像魏征、房玄龄“诤谏”唐太宗一样去向那个尚在危难之中却独有贪欢之念的唐肃宗去建言谏议，据理力争，直把个唐肃宗惹得龙颜大怒，当下就想把杜甫赶出朝堂，永不录用，亏得宰相张镐珍爱杜甫之才，在皇帝面前为杜甫说了不少好话，这才换得肃宗一道特殊的处罚圣旨：着杜甫少携钱币回鄜州探亲去。算是暂时少了眼前的烦恼，也还保住了朝廷不杀谏官的名声。直到朝廷大军在郭子仪、李光弼的统帅下打了几个胜仗，一举收复长安、洛阳之后，这才给杜甫授了个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而此时的华州，是距离河阳主战场最近的“游击区”，随时都有叛军出没的可能，当然随时也都有唐军各色人等往来穿梭，杜甫最著名的两组诗“三吏”“三别”就写在任华州司功参军期间。毫无疑问，既忠于朝廷又同情人民的杜甫此时处在一种极端的两难之间，于是他把满腔的忿怒指向叛军，无限的同情寄予人民，而又在同情的同时规劝人民为消灭叛军，为国家复兴再努一把力，再坚持最后一个时期。就此种心态来说，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中下层官吏，我们可爱的诗人杜甫难道不是和先贤诸葛丞相一样做到了“鞠躬尽瘁”，并且完全是准备着“死而后已”的吗？
兔死狗烹话功臣（3）
具体说到《蜀相》一诗，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友人严武的召唤，而严武此时官任四川节度使，手中有兵有权有钱粮，是真正的封疆大吏、朝廷栋梁。正是靠着严武的资助与接济，杜甫才携家带口，在花团锦簇的锦官城外盖起了名曰“草堂”的一串院子，才有了机会在诸葛武侯故地景仰先贤。当然，作为回报，杜甫应严武之邀，做了幕府参谋，稍后又被严武保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也是杜甫一生所任最高官职了。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杜甫在武侯祠堂流连忘返，并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蜀相》。
我们可以判定，杜甫之所以写这首诗，当然是出于对诸葛亮之伟大功业、高尚人品以及壮志难酬的崇敬与惋惜，但是我们同样可以体味出杜甫当时内心世界的深层思维，杜甫在希冀着自己的明天，原本赤诚可见的“老臣心”在此袒露无遗，而又有谁来倾听杜夫子的“天下计”呢？严武吗？严武当然是杜甫当时最可信赖的朝廷重臣，但严武毕竟不是当世之皇叔，现时之“先主”，诸葛武侯可以“两朝开济”，而杜甫却连“出师未捷”的机会都没有啊！这一切，这英雄情结，这无尽悲思，又怎能不使人止不住地“泪满襟”呢？
我讲诗词，一以贯之的方针是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寻找人物的精神世界，杜甫之《蜀相》一诗所表现的正是一种生不逢明主，心无所投顾，充满了难言报国苦衷的精神世界。而在这一点上，他也代表了中国历代许多悲情英雄的共同心理，无怪乎多少年来，有多少英雄人物于悲怆中长诵此诗，也无怪乎多少年来，有多少人把这首诗中的某些句子送给心中的英雄。
末了，我还有一点要说，杜甫之《蜀相》一诗，格调之高，情结之壮，莫可比也。但缺陷也是明显不过的。而最大的缺失恰恰就在于“蜀相”一词，须知，“蜀汉”这个词，乃是后人强加于刘备诸葛亮阵营的，始作俑者就是晋人陈寿。陈寿修《三国志》，不称刘备为帝，也不称其为汉，乃是为了标榜晋承魏祚，是为正统，所以他要将刘汉一方称为“蜀”。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以刘备为正统的，但在称谓上却不自觉地受了《三国志》的影响。后人以讹传讹，直至今日。杜甫虽为诗圣，但看来圣人也不可能永不犯错倒是真理。那么，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答案还是在陈寿的《三国志》里：
汉（注意不是魏）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废献帝而自立，改国号为魏。市面上传闻其时献帝已遇害，第二年四月，刘备乃在成都正式登基，做了皇帝，其国号仍为汉，当时他作的祭天文告乃称：“备畏天明命，又惧汉祚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僚登台，受皇帝玺绶。”这也就是说，在刘备、诸葛亮来说，他们仅仅是承袭汉祚，绝非另立新朝。而刘备一方之所以长期以来为汉室遗老遗少所拥戴，也正是因为他们始终高举复兴汉室的旗帜，以此来聚积人气，鼓舞士气，倘若他们果真敢于另立新朝，那又与曹魏，孙吴何异？岂不成了乱臣贼子，篡国奸雄？关于这一点，杜甫显然是没有想到的，而多少年来，读诗者，讲诗者，举世芸芸，又有几人底清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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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步诗外尽玄疑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有名的“七步诗”据说为魏武帝曹操的三儿子曹植所做。只是，这首诗并不见于《三国志》史传之列，而是最早出现于南朝时刘义庆所编撰之《世说新语》，而且并不止有四句而是六句。即：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如此看来，这六句本的“七步诗”似乎更可信为曹植所作，而四句本则当为后人加工之作。虽然意思基本不变，但作为文学，它的历史背景却是不一样的。盖因三国时整个文学界诗歌界尚未形成五言绝句这样工仗整齐的诗体，倒是六句、八句或更长的五言排律为主。曹植在胞兄兼政敌的兄长威逼之下，要在七步以内成诗，也不可能选一种自己并不熟悉的诗体来冒险，而一定会采用一种驾轻就熟的方式，以最有把握的手段来度过生死难关。
那么，曹植之所以要在七步以内成诗又是因何而至呢？这就不能不从曹氏兄弟的身世说起。
曹植，字子建，汉献帝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丞相魏王曹操的第三个嫡出之子。原本曹操一共有二十五个儿子，除十一个早夭之外，真正有资格继承衣铱的唯其正室卞夫人所生丕、彰、植、熊四人。由于种种原因，曹丕取得了王位并于公元220年曹操病故之后趁机废了献帝，自己直接做了皇帝，并改国号为魏。算是完成了父亲生平未了之心愿。然而，帝位到手，他却又不得不面对两位野心勃勃且又重兵在握的弟弟随时可能造成的威胁。
应该说，曹丕的担心并非一点儿道理也没有。首先，曹彰、曹植二人各自手握重兵，曹彰勇冠三军，无人可敌，是曹氏兄弟中第一武将，也是曹操征战四方最可倚重的战将，而曹植才华盖世，文章诗歌就连曹操也要让他三分。尤其可怕的是，此二人素来便与曹丕不睦，二人之间却交往甚频，并且，据最机密的密探报告，早在二人出席曹操的葬礼时，曹彰私下就对曹植说：“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几乎是明确宣告了这种可怕联盟的出现。
所以，不管这情报是真是假，不管曹彰、曹植意欲何为，作为皇帝，曹丕要先下手为强，曹丕要防患于未然。《世说新语》记载，曹丕一日请二弟曹彰下棋，并在其面前放了用毒药煮过的枣。曹彰不知底里，竟在母后卞氏面前，在亲兄长皇帝的后宫里当场中毒身亡。
曹彰死后，曹丕又把目标盯向了曹植，一日，他在金殿设宴，请曹植与群臣一起饮酒，并当着众臣之面，故意与三弟纵论当代文坛。其间，曹丕假意微醉，竟当着众臣的面说：“三弟，人都说你诗文冠世，可先王在世时却怀疑有些文章未必就是你写的。”
曹植虽然身在屋檐下，却不为所惧，而淡淡回道：“陛下之言，子建颇感耳生，不过陛下如有疑问，可当殿面试。”曹植哪里知道，不经意间，自己已经步入兄长设计的杀人圈套之中。
曹丕一见曹植中计，赶忙使出杀手锏来道：“好吧，就限陈留王于七步之内以我兄弟之情为题，但又不能明说，而吟诗一首。如能做好，当予重奖，否则，当以欺君论处。”谁都知道，欺君乃死罪，曹丕的刀子已经举起。而刀口下的曹植却镇定自若，以兄弟为题，款款吟出短诗一首，不仅把自己喻作釜中之豆粒，而且把曹丕比作煮豆之豆萁，以此讽谏兄长。而恰在此时，一直躲在屏风后面的母亲卞氏也为曹植之诗所感动，径直出来，抱住曹植一边大哭，一边指责曹丕：“我的黄须儿已经死了，难道你连这个亲兄弟也不放过了吗？”
这时曹丕却一改方才冷峻面容，嬉笑道：“母亲何须动怒，我兄弟不过做一游戏尔。”不过，或许是曹植诗情确实打动了曹丕的恻隐之心，或许是曹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