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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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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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役和军队兵勇常到乡间来,明查暗访,捉拿隐藏的“会匪”。乡村中一些土豪劣绅和为非 
作歹的人也借此敲诈乡民;这些事都弄得乡村中鸡犬不宁。满清末年官厅除了镇压的手段以 
外,实在也没有其他安抚农村的妥善设施了。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满清末年的革命运动中,具有较广大的群众基础,而其影响也是比较 
广泛的。这件事成为以后几年间那里人们的谈话资料,我也曾多次被好奇的人们询问过,而 
我的经历也被他们视为富于传奇性。即使是保皇守旧的人们,目击洪江会在顷刻之间竟能闹 
出一个大乱子,和官厅应付此事的颇预无能,也不免兴起满清天数将尽的叹惜! 

    至于那些不满现状的新人物,如我以后在萍乡县小学中所接触的大部分教员和青年的知 
识分子们,却另有一种急进的想法。他们认为洪江会乱事之所以酿成,主要是由于满清的腐 
败。单就地方上的情形来说,官厅只知借田赋厘金等税收名目以及其他陋规搜括民财;纵容 
衙门爪牙在民间骚扰生事,既不能除暴安良,也不问民间疾苦,这无异是官逼民反。 

    新派人物同样认为洪江会的失败是领导得不好的原故。他们指出:洪江会中没有知识丰 
富的能干人才;也没有发布一个动人的檄文;“反清复明”这句口号尤其不对,明朝亡了二 
百六十多年,从何“复”起呢?起事的准备也是不够的,事先没有设法购买军火,单靠几枝 
鸟枪刀矛,又何能成事?作战策略没有采取偷袭浏阳县城、拆毁铁路、阻止清军的增援,都 
是失算的事。这种说法可以证明新派人物并不反对洪江会造反,而是惋惜他们的失败。 
尽管满清政府认为造反是罪大恶极,常以诛九族等严刑作威胁;但在民间,对于满清统治的 
悲观失望,轻视敌视的心理是在继续增长中。直到满清灭亡为止,排满心理可说是愈演愈烈。 

    三年以后,我在萍乡县小学念书时,遇到了这学校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更夫,他的种种 
表示,也可以象征出当时的情况。那老更夫少年时曾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后来隐姓埋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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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将他的已往经历泄漏出来,以避免满清的追捕。当反满情绪高涨的那时,那位身材魁伟、 
强健有力的老军人的精神居然复苏起来了;他竟毫不畏惧的向他认为可靠的学生们谈论他过 
去造反的故事,他描述他少年时如何参加太平天国造反,如何打仗,说得眉飞色舞。他也批 
评洪江会造反的领导不当,没有好章程好办法,气派也不如当年的“长毛”。我和其他小学 
生们对于那位身经百战的“长毛”军人异常敬重,称许他是一位老英雄,常在学校大门口那 
个小小的更夫室里,请他饮酒吃东西,听他叙述英勇往事。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国民党革命各种史料的记载中,称之为“丙午萍浏之役”是同盟会成 
立以后所发动的八次革命运动中的第一次;同时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前所发动的十次革 
命运动中的第三次。孙中山先生自己曾指出,同盟会对于萍浏之役的影响是很微弱的。同盟 
会第三号首领黄兴,在一九○四年时曾与洪江会大龙头马福益联络,图谋起事。龚春台就是 
马福益的门徒,龚所领导的洪江会也是马福益的部属。很可能那时的着重点,还没有放在革 
命须近代化这一点上。因此洪江会造反的一切作法,还大部承袭着洪门的传统,并没有表现 
出革命的近代作风。当时革命的宣传还远没有深入到民间,所以孙中山、黄兴、同盟会等等 
名词,在那时的萍浏一带是听不见的。 

    第二章 在萍乡小学校 

    一九○八年春,我前往到距家一百里的萍乡县县立小学堂读书,开始了我童年生活的另 
一页。 

    萍乡小学堂是在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才成立的,学校主持人是本县的一些著名的宿儒,他 
们往重读经,管理学生也很严格;尤其不让那些“异端邪说”侵入到学生们的脑中;他们希 
望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循规蹈矩的“方正之士”。可是学校中担任科学常识一类课程的先生们, 
多是一些青年新进人物,他们的想法与那些主持人的观念不尽相同,很注重让学生们了解一 
些新事物。因此,在学生的脑海中,不仅有孔夫子,也有拿破仑、华盛顿、牛顿、瓦特和卢 
骚等等。学生们确信地球不是平面的,而是球型的;圣人不仅出在东方,也出在西方,而且 
他们之间的学说也并不是一致的。中西文化的激荡情景,在我们小学堂里就是这样开始的。 

    满清政府为了镇压这区域中可能再度发生叛乱,在本县增设了一个兵备道衙门,派来了 
一个新道台,建筑了新道台衙门和新的兵营,并加派了一队新式的洋枪部队,驻扎在城内及 
其附近各要隘。这批新官新兵的到来,横行霸道,人民负担增加,地方纷扰百出。这兵备道 
还经常出些镇压造反的告示,也有过杀革命党的行动,这类事曾被一些同学们认为是满清王 
朝的垂死挣扎,表示痛恨。 

    离萍乡县城十六里的安源煤矿,是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起由德商创办的。随 
之,萍乡安源间的铁路于一九○五年延长到湖南的株州,不久延长到长沙。交通和矿业的发 
展引起了社会上许多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洋货店成为县城里的最大商铺,洋布、洋油、洋 
钉等货物逐渐向四乡推销,使一般手工业受到重大的威胁。 

    在落后区域中新式企业和舶来品的侵入,往往要引起旧势力普遍的反抗,这在萍乡也是 
如此。当时形形色色的谣言在县城内和乡间传播着,不是说铁路破坏了风水,弄到祖宗坟墓 
不安,就是说每天要用小孩子抛入火车头的烟卤中去祭祀,火车才能行走,煤矿矿井的烟卤 
每天也一样要用小孩子的肉体去祭。这些谣言显示出当时一般人对于火车煤矿这类新事 
物的痛恨心情。 

    至于洋布、洋油、洋钉等也同样视为可恶的时髦。当我从县城里穿着洋布时装回家时, 
我祖父见着怒不可遏;我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洋灯和其他洋货,也同样是老人们看不顺眼的。 
他们根本就讨厌洋货,也不喜欢他们的子弟那种趋时弃旧的举动。他们仍是赞赏苏杭出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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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绸缎那样的珍品,对于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些变化,叹惜“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可是我学堂里一位聪明的地理教员黄先生却有不同的见解。据他看来,火车固然夺去了 
许多跑脚力的、抬轿子的、划般的人的饭碗;机器煤矿固然打击了许多土式小煤矿,洋货固 
然排除了土产,但是厌恶咒骂又有什么用呢?中国再不能闭关自守,中国要自强起来,并不 
是铁路矿场洋货不好,而是要中国人自己能制造机器管理企业就好了。我们学生目击火车、 
矿场、洋货等新事物的优点,再也不会附和旧的观念,而对于像黄先生这样的议论更是日益 
倾倒。 

    反对旧的、腐败的和不合理的东西,中国必须富强起来,以及中国人不再做东亚病夫等 
观念,大为新进者所向往。小脚、鸦片、迷信、官厅,是当时最受攻击的四大对象。妇女缠 
足是中国由来已久的恶习,当学生们看见他们自己和别人家里强逼女孩子包脚时往往会跑去 
大吵大闹一番。声言这是虐待女子,其祸足以弱种亡国。吸食鸦片烟的人在萍乡虽不算多, 
但学生们偷着去毁坏亲友们吸鸦片用具的举动,也是发生过的。打庙宇、毁神像、反对向泥 
菩萨求药方、问吉凶等类的事,更是轰轰烈烈的排演着。学生们常常因此与一般善男信女发 
生龃龉。衙门官吏差役的那种作威作福,鱼肉乡民的凶狠样子,是青年人看不顺眼的,常借 
故去嘲弄官吏,故意损害衙门的威信。这一切的一切,可说是一种初期的社会改革运动。不 
过还没形成广泛的有组织的行动,往往只是一哄而起的闹上一阵而已。 

    反对蓄辫子,是反对满清政府的富有民族意识的重要象征,也是青年们特别起劲的事。 
一九○八年十一月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我在辫子上戴着一条白布的孝带,从家里回到学 
堂,曾大受同学们的嘲笑,因此我不得不把孝带立刻除下来。那时同学们不仅反对为帝王戴 
孝,而且根本讨厌辫子。他们起初说辫子会弄脏衣服,不好看又不方便,后来就简直咒骂为 
猪尾巴,甚至暗中指它是满清奴仆人的标记。 

    一九○九年的一个晚上,我们学校里有几个同学准备了几把利剪,首先剪去他们自己的 
辫子,预备把全体同学的辫子一齐剪掉,如果有可能的话,还预备乘学监(即校长)和所有 
教职员睡觉的时候,也偷偷的把他们的辫子剪掉。在他们有趣的想像中,大概是想看看全校 
四百余拖着辫子的师生忽然没有“尾巴”了的奇景。结果他们只剪了二十九个同学的辫子(连 
他们自己在内),就被发觉禁止了。当时学监舍监们对于这件事忧伤得如丧考妣,认为这是 
反叛的行动。他们更觉得自己是犯了教导无方,形同叛逆的重罪,恐惧着他们的脑袋有些靠 
不住了。 

    我们学堂是属于萍乡教育会管辖的,所以教育会的会长对这件剪辫子的事要负最高的责 
任。这个会长名叫喻兆藩,翰林出身,曾做过浙江布政使,是一位著名的官员,那时丁忧在 
家,致力本县教育事业。这位老先生听到这个坏消息,连忙从乡间赶到学堂里来,非常沉痛 
而严厉的向学生们训话:“剪辫子就是造反,决不许可。”这位会长与我家有亲戚关系,还特 
别向我和其他几个也是他亲友的子弟们严加告诫,表示他深切关怀的意思。好在这位满清官 
僚和官厅来往很密切,神通不小,经过他的多方疏通,这宗祸事才算弥缝过去了。剪了辫子 
的二十九个学生各记大小过各二次,只差一个小过就要开除学籍,而且限制他们在学堂内蓄 
起头发,恢复辫子后才准出外。从此以后,学堂的管理是更加严格了,学堂当局想尽种种方 
法,不让“异端邪说”再行侵入,不许学生谈论时事,只是专心致志于经典的攻读。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少数教员和一些亲友中,得到一点有关变法维新和革命排满 
的消息。一般说来,外间的新书刊是不容易进到这个区域和我们学堂来的,但同学中也有人 
偶然得到一些从上海、长沙来的片断的违禁书刊。偶然得着了,那我们就如获至宝,暗中传 
阅,交头接耳的传说开去。 

    一般青年的思想是在从一点一滴的社会革新,走向更急进的政治改革方向去。日本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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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甲午一战,中国屈膝,继之乙巳又败强俄,这种维新强国的例子,确给予了当时积弱 
的中国的青年们以莫大刺激。他们痛恨满清政府的顽固守旧,腐败不堪,将酿成亡国灭种之 
祸。如此痛心国事的感触,已为一般青年所共有。 

    可是天下事,在同一时代背景,同一设想之下,却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当时维新论 
者认为效法日本的维新立宪,就可以自强;而革命排满反足引起长期混乱,招致瓜分亡国之 
祸。革命论者则认为保皇变法,无异痴人说梦;非根本推翻满清政府,中国无法得救。这种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观念和康梁的维新主张在青年们中传播着,并且引起争论。 

    因变法维新而被幽禁的光绪帝竟死在慈禧的前一天,几乎无人不相信这是后党的恶毒阴 
谋。这一宫廷可耻悲剧的演出,使维新派失去了保皇的依据。溥仪以三岁稚龄登基。载灃摄 
政,亲贵权势反更增加。所谓预备立宪,显然是虚伪的粉饰。清庭以铁路作抵押大借外债。 
乃公布铁路国有政策。这不特使已缴铁路股款的人民权利为之丧失,且有路亡国亡之痛,终 
于激起了川湘鄂粤等省的保路风潮。这些演变,表示出满清统治已到了穷途末路。我们学堂 
里的青年们也就在这种演变中,日益倾向于革命论者的想法。 

    当时的革命运动是一种以新式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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