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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强渡天险大渡河的战斗胜利结束。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第五节与张国焘的斗争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懋功前进。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的先头团——第二师第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
6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等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从抚边赶到两河口，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张国焘在一个警卫排的保护之下，从茂县赶来会晤。在大雨滂沱中举行了欢迎会，朱德、张国焘讲了话。26日上午9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张国焘。因讨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问题，刘伯承以军委总参谋长的身份列席。会议开了3天，28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当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在战役上必须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7月6日，中共中央派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第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决定，统一战略思想。张国焘指使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就“不能集中领导”，“无法顺利灭敌”。这完全暴露了张国焘的政治野心。他自恃第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把一万余中央红军不放在眼里，企图先把红军的指挥权控制在手里，然后再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中共中央为团结张国焘，7月18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为了北上，中革军委改变了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于8月3日重新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第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北上：以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到阿坝后再东进，到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肃南部进军，占领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在洮河以东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上述方计。
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通过了渺无人烟的水草地。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26日，右路军进行了上包座战斗，歼灭胡宗南部5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
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提出“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之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他还命令已东进到墨洼附近的红五军部队返回阿坝，准备南下。9月8日，他又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不利。”隔了一天，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目前方针只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9月11日又发出命令：“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竟置之不理，下令右路军中第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从而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在一个喇嘛庙里举行。会场上挂着一条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省委、省苏维埃、法院、保卫局、妇女和儿童团的负责人都到了会，以壮声势。张国焘在会上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吵吵嚷嚷，围攻朱德、刘伯承，并逼他们表态。朱德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中央北上的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北上才有出路，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接着，刘伯承说：“我同意北上，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向南走，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污蔑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鼓吹南下才是“进攻路线”。会后，大批调换甚至逮捕、杀害拥护中央北上路线的干部，然后，南下再过草地，9月下旬，到达台塘、松冈、党坝一带。
张国焘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10月5日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致电中共中央宣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为了支撑“中央”的门面，张国焘强加给朱德、刘伯承许多头衔。但朱德、刘伯承临大节而不辱，拒绝承认张国焘的“中央”，呼吁红军要团结一致，党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敌人。张国焘对刘伯承怀恨在心，不久，就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任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这是刘伯承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算上南昌起义自然失掉参谋长职务那一次，已有三次之多。后来他曾总结说：“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
10月24日，张国焘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还扬言要占领成都。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危及他的统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倾全力对抗。他调集王瓒绪、唐式遵、李家钰等部，集中80个团于名山及其以北夹门关、太和尝百丈等地区。两军展开连续激战。其中百丈之战最为惨烈。历时7昼夜，虽给敌以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伤亡四五千人。百丈战斗之后，四川军阀主力集中于东面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6个师在南面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区，第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在西南面康定、沪定地区，分别加紧封锁，准备大举进攻。南下红军这时东进南下均不可能，处境转入被动。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多为藏族聚居区，人口不过数十万，物产不丰，粮食、被服补给发生极大困难，战士一日两稀一干，都难乎为继。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纠集武装，不时与红军筹粮部队发生冲突。在这样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时候，不断传来陕北的胜利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第一、三军团在陕北与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1个师又1个团，陕北根据地发展到20多县，红军亦有壮大。许多指战员听到这些消息后窃窃私议：“还是中央路线胜利了。”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24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
2月，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天全红岩坝开学。由于部队的大量伤亡和非战斗减员，官多兵少，许多干部只好放在学校里保存起来。刘伯承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北上抗日的正确性，用中央红军北上发展与第四方面军南下受损作对比，用第四方面军南下前后的情况作对比，耐心地说服干部。许多干部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下，逐渐觉悟起来，感到再这样下去非把部队拖垮不可。北上的呼声越来越高。
3月初，红四方面军由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区撤退，重新北上，三过夹金山。刘伯承随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第二十四团翻越雪山。他边走边对干部、战士们说：“若是第一次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过了草地，别再南下，那就不会受第三次过雪山草地的苦了。这次北上，我们将和第二、六军团会合，再不能重复上次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闹不团结的错误。”
6月初，朱德率第三十二军（原九军团）到甘孜迎接第二、六军团。刘伯承任先遣队司令，与先遣队工作团主任刘志坚一起在前面为部队开路。两人骑马并辔而行。刘伯承对刘志坚说：你出身好，在关键时刻要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常南下打了败仗，西边是大草地、大雪山，往西康去也站不住脚，张国焘的路线不对。我们要多做工作，说服他们北上。”到了罗锅梁子，有个觉日喇嘛寺。刘伯承先派人送信，然后与刘志坚一起，到寺庙去说明红军是过路北上，对宗教和寺庙采取保护政策，与大喇嘛谈得非常融洽。大喇嘛答应帮助红军，并派人到甘孜的寺庙传信，告诉那里的喇嘛不要逃避。7月2日，第二、六军团经过长途跋涉，从湘鄂川黔边界来到甘孜，与第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第二、六军团和第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以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张国焘虽已于6月6日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常在第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第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取消了他另立的“中央”。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当时红军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为了过草地时与敌人的骑兵作战，奉朱德的指示，刘伯承到第二方面军讲打骑兵的战术。7月初的一天，第二方面军的干部集合在甘孜方面军司令部，肖克宣布了会议的主旨。广大干部，对于刘伯承多数是闻名而未谋面，今日见到了这位老成持重、从容大度的总参谋长，觉得与心目中的军事家形象非常吻合。在热烈的掌声中，刘伯承开始了他的战术报告，他说：“在我们今后的北进中及通过广大的草原地域时，必然会遇到敌人的骑兵。我们的指战员过去主要是习惯于森林、山地作战，很少甚至完全不了解骑兵，因此，很易于过分估量骑兵对于我们的危险性，遇见骑兵时，很易发生惊慌，以致受到不应有的损失。现在我们应来了解新的敌人和消灭他的最好的战术。”
接着，他详尽地讲述了对骑兵作战的四项基本要则：一要提高战胜敌人骑兵的信心，二要严格估计部队从准备到进入战斗的时间，三要经常研究和充分利用地形，四要利用各种武器在一定的距离上组成密集而有效的火力。
最后，他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进行实际演习等问题。
在这以后，第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由于有了对付敌人骑兵的精神准备和战术训练，在遭到骑兵的几次袭击中都没有吃亏。
第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和他的夫人陈琮英，对刘伯承非常关心。
当他们知道刘伯承早与前妻失去联系，伤残的身体又无人照顾时，就介绍汪荣华与刘伯承结婚。从此，这位1931年参加革命、从鄂豫皖长征到川陕、十九岁的红军女干部，就成了刘伯承的亲密战友和终生伴侣。
7月下旬，第二、四方面军由甘孜北上。刘伯承随第二方面军行动，任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