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真理是一种听起来最痛苦，说出来也最痛苦的东西，但这并没有使你改变自己的观念或生活方式，每天我都不得不支付你在一天内所用、所做的每一件东西和事情。只有一个老好人或极愚蠢的人才会那样做，而我不幸成为两者的完美结合。当我过去向你提出，你母亲应该提供你所需的钱时，你始终给我一个极漂亮、优雅的回答，你说，你父亲允许她支配的钱每年大约只有1500英镑。我相信，对像她那种地位的妇人来说，这些钱是相当不够用的，你不能再向她要更多的钱了。你以为她的收入与她所处的地位和具有的情趣是绝对不相称的，这是对的，但你不应以此作为靠我过奢侈生活的借口，相反，你应该因此提醒自己在生活中要节俭一点。事实上，你是，而且仍会是一个典型的感伤主义者，因为一个感伤主义者只是一个想白白地浪费感情的人。你主张节省你母亲的钱袋是美的，而你在花我的钱时如果我主张节省就是丑的。你以为一个人可以白白地享受自己的感情，但这是做不到的，即使最美好、最具自我牺牲精神的感情也不得不付出代价，奇怪的是，这就是使它们美好的东西。平常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是很令人卑鄙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是从一种〃思想的流通图书馆〃借来的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时代的时代思潮而每到周末归还时，这些思想已被他们弄得污秽不堪了。这种人也一直试图赊购自己的感情，所以，当账单送到他们手上时，他们就拒绝付款。你应该抛弃那种生活观，一旦你为一种感情付出了代价，你就会知道它的性质，并能更好地理解它。你要记住，感伤主义者在内心始终是一个犬儒主义者，感伤实际上只是犬儒主义的库存假日。从思想方面说，尽管犬儒主义者是快乐的，但既然它是把〃浴缸〃当做俱乐部的（据说哲学家狄奥热尼就是生活在浴缸里的。原注），那它永远只能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的完美哲学。犬儒主义有其社会价值，因为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一切表现形式都是令他们感兴趣的，但就它本身来说，则是可悲的，因为对真正的犬儒主义者来说，一切都是不可知的。
我想，如果你现在回想一下你对你母亲收入的态度，以及你对我的收入的态度，你就不会为自己感到骄傲了；或许，如果你没让你母亲看这封信，将来有一天你可以向她解释，说你从未问过我愿不愿意让你依靠我生活，你采取的这种忠诚于我的方式只是一种特殊的、我本人最厌恶的方式。在你眼里，事无巨细都要由我来替你付钱给你提供所有童年的魅力。你坚持由我出钱使你享受每一种快乐，你以为你这就发现了永葆青春的秘密。坦率地说，当我听说你母亲谈论我的话时，我非常伤心。我相信你思考后也会与我有同感：即如果她对你们家族带给我的毁灭没说过一句悔恨或悲哀的话，那她最好保持沉默。当然，她没有理由看到这封信中提到我经历的精神发展或我希望达到的任何起点的部分，那不会引起她的兴趣。但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让她看到那些纯粹是谈你的生活的部分。
事实上，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介意被人虚伪地爱着。一个人没有理由向公众展示他的生活，因为公众是没有理解力的，但对人们期望得到他们的爱的那些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我的一位伟大的朋友与我保持了十年的友谊不久前来看我，他告诉我他一点也不相信人们对我的议论，并且希望我知道。他认为我是非常无辜的，是你父亲编造的险恶阴谋的受害者。听了他的话，我的泪水喷涌而出，我告诉他，虽然你父亲对我的指控有许多是假的，是出于恶意转加到我身上的，然而我的生活的确也充满了邪恶的快乐和奇怪的激情，所以，如果他不能接受并完全理解这个事实，我就不可能再与他做朋友，或与他在一起。他听了这些话非常震惊，但我们是朋友，我与他的友谊从来不是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的。我曾对你说过，说出真理是一件痛苦的事，但被迫说谎更痛苦。
我记得，在对我进行最后一次判决时，我坐在被告席上听洛克伍德对我的可怕的痛斥像塔西佗说过的话，像但丁书中的一句话，也像萨沃那洛拉（萨沃那洛拉，15世纪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译者）在罗马对主教们的抨斥他的话使我感到恐惧和厌恶，我突然想到：〃如果这一切都是我自己说出来的，那该是多么辉煌啊！〃然后我立刻明白说别人如何如何毫无意义，关键在于谁说。我毫不怀疑，一个人最高尚的时刻就是他跪在尘土中，敲打着自己的胸膛说出自己生活中的一切罪恶的时候。对你也是这样，如果你让你母亲稍微了解一点你的生活，你就会比现在幸福得多。我在1893年12月就这个问题与她谈了许多，当然，因为我被迫要保持沉默，所以我只能这样笼统地说，但我这样做似乎并没有给她多少勇气来与你联系，相反，她比以前更固执地回避看到事情真相。如果你亲口告诉她，情况就不同了，对你来说，我说的话有时可能太刺耳了，但你是不能否认事实的。事情就是我说的那样，如果你尽可能按照你应采取的态度认真地读了这封信，你就会面对面地与自己相遇。
我不会宽恕你
我现在这么详细地给你写信，是为了使你能认识到在我入狱之前的那3年致命的友谊中你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在我入狱的这段时间内（已经快两年了）你对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以及当我的监狱生活结束时，我希望自己对自己来说应是什么样子，对别人来说又应是什么样子。我无法重写我的信了，你必须按现在这种样子接受它。信里有许多地方都被我的眼泪弄脏了，也有些地方带着激情或痛苦的印痕，所以，你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把它整理出来，既可涂掉，也可以修改。我已经整理好其中修改过的地方和勘误表，目的是使我的用词应能绝对表达我的思想，使错误既不是因为过剩也不是出于不充分。语言需要调节，就像小提琴一样；就像歌唱者的声音里或琴弦的振动里有过多或过少的颤动就会唱出或奏出错误的音调一样，语言上太多太少也会损害文意。照这种样子，我的信在每一句话后面至少都有其明确的含义。它没有任何修饰的成分。信中的每一处删改或替换，不管是多少微不足道，也不管是多么复杂，都是因为我在试图表达出我的真实印象，为我的情绪找到一个确切的对应词。无论什么，只要是以感情为主的，形式上往往是最糟糕的。
我承认这是一封严肃的信。我没有宽恕你。实际上你可以说，在承认不宽恕你之后还把你与我最小的悲哀和最微不足道的损失相比是不公平的。我确实这样做了，并且一点一点地最仔细地分析了你的本性，这是事实，但你必须记住，是你自己把自己放进我的天平里的。
你一定要记住，即使只与我狱中生活的一个时刻相比，你所处的平衡就会倾斜。虚荣心使你选择了平衡，也使你紧紧地依附于这种平衡。我们的友谊中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心理错误，即它绝对要求和谐。你迫使自己进入一种对你来说过于博大的生活，一种活动范围超过了你的视力和你的周期运动能力的生活，一种其思想、激情和行动都有集中的意义，广泛的趣味充满了实际上是太沉重了奇妙的或可怕的后果的生活。你过的那种充满了小技巧和小情绪的小生活在其自己的小范围内是值得尊敬的，在牛津大学也是受人尊敬的，因为在那儿，你遇到的最坏的事也只是教务长的指责或校长的训话，在那儿，最大的激动是马格达雷那成为河流的源头，在校园里点燃篝火成为庆祝重大事件的盛举。你离开牛津后，这样的情况仍会继续下去。就你自己来说，你都是对的，你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类型的人中的一个非常完美的标本。只是在与我有关时你才错了。你不顾后果的浪费不是罪恶，年轻人一直就是喜欢浪费的，但你却迫使我为你的奢侈提供钱，这是你应该感到羞耻的。你希望有这样的一种朋友，即你可以从早到晚都与他在一起的朋友，这种愿望是迷人的，几乎像田园诗一样。但你紧抓不放的朋友不应该是一个文学家、一个艺术家、一个因为你的持续出现而完全毁灭了他的所有美的作品而且实际上还摧折了他的创造力的人。你认真思考的是：度过一晚上的最完美的方式是先在萨瓦来一次香槟正餐，接着去音乐厅包厢，最后以威利斯的香槟晚餐作为最后的〃美味〃。在伦敦，大多数寻欢作乐的年轻人都持同样的观点，这甚至称不上是一种怪癖，这也是成为〃怀特斯俱乐部〃成员的资格证。但你没权利要求我也成为你追求的这种快乐的追求者，这表明你对我的天才缺乏任何真正的理解。再说，你与你父亲的争吵，不管人们对它的性质有什么看法，它应该完全只是你们二人之间的事，是应该在后花园里进行的。我相信，这种争吵常常是以这种方式解决的，而你的错误在于坚持把它作为一种悲喜剧在舞台上上演，要让全世界作为它的观众，而我则是在这场卑鄙的竞争中奖给胜利者的战利品。你父亲厌恨你，你也厌恨他，英国公众对这种事实并不感兴趣，因为这样的父子之情在英国家庭生活中非常普遍，而且也只应局限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即家庭，一离开家庭范围，这种感情就会显得很不合时宜，试图说明它就是一种冒犯。家庭生活不应被当做在街上飘扬的旗帜，或在马背上用力吹响的号角。你把〃家庭性〃拉出了其合适的范围，就像你把自己拉出了合适的范围一样。
那些放弃自己所适合的领域的人只是改变了他们的环境，而不是他们的本性，他们没有获得适合于他们所进入的范围的思想或激情，这也是超乎他们的能力之外的事。感情力量，就像我在《意向》的某处说的，与肌体力量一样，其耐久力是有限的。虽然勃艮第的所有紫红色大桶都满满地盛着酒，踩酒者站在西班牙葡萄园齐膝深的葡萄堆里，小杯子也只能盛下它所能盛下的酒。世上最普遍的错误是认为：那些成为伟大悲剧的原因或条件的人也有适合于悲剧情绪的感情；没有什么错误能比希望从他们身上获得这种感情更致命的了。带着耻辱的牺牲者可能正看着上帝的脸，但对正在打柴捆或突然解开柴捆的人来说，整个场面只不过像对屠夫来说杀死一头牛，对林中的烧炭者来讲树的感情，或对一个正用大镰刀割草者来讲一朵花的掉落一样。伟大的感情是为了伟大的灵魂的，只有伟大的人才能看到伟大的事件。
从艺术的观点看，在观察的细致方面，在所有的戏剧中，我还没有发现能比莎士比亚对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的描写更无可比拟或更富于暗示性的。他们是哈姆雷特大学时的朋友，也曾是他的同伴。他们常常回忆他们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当他们在剧中遇到哈姆雷特时，这位王子正承受着一种自己的性格所无法承受的重负，死人已披挂着铠甲从坟墓里走出来，给予他一个对他来说既是太伟大又是太卑鄙的使命。他是一个梦想者，却被逼必须采取行动；他有诗人的气质，却被逼要应付世俗因果的纠纷，去应付他一无所知的实际人生，而不是他所了解的生活的理想本质。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所以他就装成疯子。布鲁图斯布鲁图斯（公元前85…公元前42），罗马贵族政治家，刺杀凯撒的主谋。译者曾以装疯为衣来遮盖他的目的之剑意志的匕首，但对哈姆雷特来说，疯只是用来掩盖他的脆弱的面具。在奇想和开玩笑的过程中，他看到了拖延的机会，他不断地与行动开着玩笑，就像艺术家与理论开玩笑一样。他把自己弄成自己的合理行动的间谍，并且当他倾听自己的言语时，他知道它们只不过是：空话、空话、空话。他不是要努力去做他自己的历史上的英雄，而是想成为自己悲剧的旁观者。他不相信一切，包括他自己，然而他的怀疑却根本无法帮助他，因为他的怀疑不是出于怀疑主义，而是因为他的分裂的意志。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鞠躬、假笑、微笑，一个人说什么，另一个就随声附和。当最后，哈姆雷特利用剧中剧和剧中人的痴话〃抓住了〃国王的〃良心〃，把那个令人恐怖的恶人从王座上赶下来时，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只是伤心地看到哈姆雷特的行为破坏了宫廷礼仪。这就是他们在〃用适当的情绪熟虑人生的景观〃时所能达到的地步。他们接近哈姆雷特的秘密，却对这秘密一无所知，即使把秘密告诉他们也没用。他们是小杯子，只能盛那么多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