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熟悉这样的老人家，在欧洲，像我的公公和婆婆，经过艰苦的岁月，经过战乱，也许还经过子女的丧失。
老人家好像尽力把自己穿戴整齐，尽力把被岁月压弯的身体挺直。老太太穿着岛上老年妇女传统的黑色衣裙，系着黑色头巾，这一对饱经风霜的老人家，相互搀扶依随着，像是走在星期天去教堂的路上。
这是一张明信片，加杂在许多色彩艳丽缤纷的风景秀丽的图片中间，在明信片的右上角，摄影者给他的作品题了简单而感人的文字：Together forever。
我可惜没有买下这张明信片，因为我不知道该把它寄给谁，又能把它寄给谁，留给我自己，会让我感到愧对。
但我在岛上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每每想起这幅画面，想起时，我总会眼睛湿润。
分界线
1960年塞浦路斯摆脱了英殖民地的地位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1974年土耳其军队突袭塞浦路斯，从此塞浦路斯岛一分为二，北部为土耳其所属的地域，南部为希腊所属地域。
在我到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的时候，看到了“南部”和“北部”的分界线，南部驻守着希腊军队，北部边界驻守着土耳其军队。
希腊族人是东正教，土耳其族人是清真徒。我想这其实对两个民族的人民都是一个悲剧。
二十多年了，在南部依旧可以看到很多土耳其人废弃的房屋、店铺，使街道看上去很不整齐协调地显得冷清和萧条。
分界线的边境站前，贴着大幅的黑白照片：以前居住在北部的希腊族人不得不逃离家园，还有土耳其军人枪杀希腊军人的照片，有被杀军人的遗孤，年老的父母，未成年的子女……
塞浦路斯散记（2）
不知道分界线那边土耳其的边境站前贴着什么。
战争投下的阴影，似乎从来都是双方面的。
人类为什么要打仗呢？－－我有时候会单纯而固执地想。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似乎并没有真正进化多少：我们仍在以某种正当或不那么正当的理由和手段自相殴斗和残杀。想想看吧，就连人类的法律也还在一直执行着死亡。人类为什么一定要处死同类呢，难道用漫长的一生去抵偿，还不够吗？
古迹中的老人
我见到那位老人的时候，他正在用蹩脚的英语跟一对游客喋喋不休地讲叙着什么，他替人家拍照，请人家吸他的烟，又爬上岩石采了一小把花送给游客中的那位太太……
那是在一个看上去保存完好的古罗马剧场前面，我很想找人给我拍张照片留念，于是就朝他们走过去，他很认真地蹲下身替我拍了。他是一位看上去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身材矮小的塞浦路斯人，在把相机还给我以后他没有走开，他好像跟定了我。他告诉我剧场中央的一个位置，站在那个中央点上发出声音会有回声，挪开一小步，就听不到回音了，他还告诉我古剧场其实早已破败不堪了，现在看到的是联合国的文化保护组织赞助修复的。
他只用几个英文单词，连比划带说，但是我全明白了。后来他又带我到另一处古城去，告诉我在那个古城里，市场在哪里，面包房在哪里，那些水槽是饮马用的，那些地下的沟渠是排导活水用的……以及那座古城在历史上三立三破的演变。他讲起来绘声绘色，常常逗得我笑起来，本来我对一些纠缠游客的人是讨厌和防范的，但渐渐地我喜欢上了这位孩童一样天真的老人。参观完毕以后他礼貌地问我是不是要回到城里去，他的车子停在停车场，如果我愿意他很高兴顺路把我带回城去，可惜我还想去参观附近的港口，不能跟他同路。分手的时候我掏出一些钱，想作为小费给他，他连连摇手说不，害羞而吃惊地躲闪开了，我只有真诚地向他道谢。走开几步以后又被他叫住，他匆匆跑回他的车子里，捧了当地特产的一种胡桃坚果给我放在包里。那天，我是怀着一种感激与羞愧皆有的心情跟这位陌生的塞浦路斯老人告别的。
Agios Neofytos 修道院
从Pafos出发，公共汽车沿山路开到一个叫Tala的小村子便到了终点，路标上指明，到Agios Neofytos修道院还有两公里的路程。汽车留下三个乘客－－我和另外一对德国游客，便掉头开了回去。
沿公路走上山，两公里的路程似乎比想像中要长。正午的时候，我们来到了Agios Neofytos修道院。
修道院最早是由Neofytos修建于公元十二世纪中，Neofytos本是当地贫穷人家的孩子，后来感悟天道，二十五岁那年辞别家人乡亲，一个人上山修行，著书立说，直到八十岁离世。我们参观了他最早建在山崖中的小石洞房屋，门很矮小，须弓身才能出入；他只有窄窄的一具石床，床前一张很小的石几，床后又从石洞凿开很小的一小片地方，放他的书籍和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后人因为敬仰和纪念他，在洞的天顶和四壁涂画了色彩艳丽的宗教题材的壁画。
他简陋的居室令人肃然而生敬仰，也使我想到了佛教中的一个人物：达摩，达摩面壁九年而参悟，踩一叶扁舟渡化。古今中外，为宗教奉献一生，参悟禅机关道，似乎总是跟离群索居，跟“苦修”离不开的。
因为是周末，公共汽车只是上午才有，下山的时候，我们只得步行十几公里。公路的两边是成片成片的橙子、橘子林，还有香蕉园和葡萄园，遍地是葱绿的草和黄色的花朵，远处是蓝色的海。不时有成群成群说笑的游客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步行那么远的路，像是一次虔诚的宗教朝圣，又像是一次春天里的远足。
一块小石头
我是在海边捡到的那块小石头。那是一小枚白色的石头，并不太光洁，有小手指长短，线条非常圆润，形状有一点像莫迪良尼的人脸，不过下巴要丰满一些。
在那块小石头的一面用铅笔草草画着一个小人儿，一个小女孩，短发，系着蝴蝶结，咧嘴笑着，细细的胳膊和腿，穿着短衫，好像还是小小的高跟鞋，石头的另一面也是用铅笔，写着两行字，第一行字只有三个字母，但是已经模糊不清了，第二行字是Rosy，大概是那个小女孩的名字。那可能是一块妈妈画给女儿的石头，她在一面草草画上她的小女儿，在另一面写上她的名字，然后送给了她的孩子，作为一个随便的小礼物或是小玩具。也有可能是女孩子自己画的，她在海边玩，捡到一块漂亮的白色的小石头，于是就信手在一面画上了她自己，在另一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来告诉别人她画的那个小女孩是谁。
那块小石头可能是意外被遗失在沙滩上，才被我捡拾到的；也可能是那个小女孩在告别这里之前，想把她自己留在这个美丽的海滩而故意留下的。
那是在塞浦路斯，那个诞生美与爱的女神阿芙洛迪特的岛上。
2001年2月 B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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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一种芳香
怀念一种芳香，就像怀念一个情人，怀念一段逝去的旧日时光。
我是想说香水的另一种效果。香水，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气息，一种香水，总是和一个人，一段时光，一种情绪，一些往事联系在一起的。
十年前在北京的时候，我唯一喜欢的香水叫伯龙香水，这是一种上海出品的男用香水。有一种纯正而幽深的香型，柔和、凝重、温雅。我喜欢的那个男孩子，他那时经常请我去一些很有品位的餐厅和酒吧。在柔和的光线下，轻柔的音乐声中，他身上的那种若有若无的迷人的芳香向我袭来，像是传达一种深情款款的信息。那种香水香型持久，第一年冬天留在毛衣上，第二年冬天打开箱子拿出毛衣，扑面而来的首先是那种熟悉而迷人的气息。在我失去我的爱人之后，我便爱屋及乌地迷上了那种香水。以致我到德国以后，我自己一直在用伯龙香水，尽管那是一种男用香水，但是那种芳香对女性并不只是一种温柔的来自异型的诱惑，它显然也适合于女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女人。
到德国以后我喜欢上一种香水叫“L’ ARtE Di GUCCI”。现在这种香水绝迹了，也就是说不再被生产了。我总是以一种无限怀念、无限惋惜的口吻谈到这一点。尽管GUCCI系列又推出过不少新型香水产品，我买过试过，全都不如最早的“L’ ARtE Di GUCCI”。那种香水有一种华贵、高雅、迷人，甚至有一点儿忧郁的气息。九七年初我到埃及去旅行，回来临上飞机前，在Hurghada机场小而拥挤的免税店的货架上，我意外地又看到了“L’ ARtE Di GUCCI”，纯正的黑色的盒子，露着一抹金黄颜色的金属装饰，看上去华贵、优雅、凝重。我当时是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感觉。香水总共只剩下三瓶，我买了两瓶，故意留下一瓶：也许芸芸人丛里还有一个“L’ ARtE Di GUCCI”，我不想让她失望；或许它只是被一个普普通通的幸运者买去，她自己都不会知道她是怎样一个幸运者，如果她不懵懂，那么纯迹的“L’ ARtE Di GUCCI”又会多出一个知音。
我后来只是占有了那两瓶香水，却很少再用到它。因为舍不得，也因为它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随便什么衣服都可以用的，我不想轻易浪费，以致亵渎它。我偶尔用一下那种香水，经常是在夏天过完以后，它的气息显然是和夏天这个季节不相协调，也许只有夏夜的傍晚，在某些音乐低回的小小的咖啡屋里；在秋天和冬天的寒凉里，它的香型便非常适合，在手感很好的大衣上，在带一点温暖气息的柔软的毛衣里，我是应该找到那种强烈的让人怀念的气息的，那是一种强烈的怀旧的气息。
美丽（1）
那时候我们六个人，建梅、洁、岩、玉文、红和我，我们坐在教室的最后三排位子上，两人一排，我们经常前后调换位子，因为视力的问题，先是洁跟我坐同桌，她调到前面，建梅跟我了同位，后来又不停地调换下去，好像我们六个人都相互作过同桌，后来我们发现我们这样不停地调换位子，好像已经不是因为视力问题，中学的生活实在太单调了，每天日复一日上午4节课，下行两节课，再加上两节课以后的两节自习课和晚自习，一个星期六天，一个学期不知道有多少个星期，除去大小考试前紧张的复习，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别的变化，于是我们六个好友之间以视力不好为借口，可以轻而易举地前后换换位子，好像是那些日复一日、一程不变的生活中的唯一一点变化了。
洁是我小学的同学，洁和我还有另一个同学香莤，是从我们小学考进这所全国重点中学的仅有的三个，我们三个分在一班。那时候我们中学是男女生分班，一、二、三班是女生班，四五六是男生班。我们在一班，我和洁住得也比较近，我上学的路上会经过洁的家，我总是叫洁一起走，洁也很高，所以我们俩坐同座，坐在最后一排。洁没有母亲，洁的母亲在生洁的时候产后感染死了，她曾是一个学校的小学教师，洁的父亲也是一位小学教师，他教音乐，洁的母亲死后，他没有再结婚，他是一个胖胖的亲切但脾气有点怪的人，他对洁管教很严格。洁还有一个哥哥，在一个什么工厂作工人，他长得很像他父亲，但洁不像，洁有一张漂亮的小方脸，一个很有特色的方下巴，我想洁像她母亲。
我考入重点中学不久，我在北京的父母，作为对我的奖励—我也确实需要，把我爸爸踦了很多年的我爷爷的那辆旧自行车给了我，我每天便费劲而又小心奕奕踦着那辆很大的旧自行车上学下学，但总是比走路要好多了，方便，也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从我们家到学校，三纬路、二马路、三马路……大概有公共汽车的三四站远近，但那几条街上不知为什么是不通车的，尽管马车路都挺宽。这样一来我和洁的交住便比在此之前少了好多，以前在我们上下学的路上我们可以南海北地说很多话，尽管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现在我们只有课间的十分钟时间可以说话，但十分钟的时间里能说些什么呢，我们一起去水房打开水，甚至连上厕所也一起去，那时候学校的教育是严格而统的，课间操的时候是可以相互讲讲话的，上课的时候除了举手回答教师的问题，否则是不能出声的。所以那时我和洁坐同桌，但有时上课时也传传纸条，写着“我下课后去打开水，你去不去？”……诸如此类，写纸条老师是看不出来的，大家都得作课堂笔记，甚于记的是什么，则只有自己知道了。记得我和洁都在上课的时候写过日记，那时候我们几乎每人都有一本日记，就放在书箱里，从来不用担心别的同学偷看，大家都非常相互信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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