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了，现在许多农民都说没钱，要盖就让县里掏钱。我看他怎么办。”宣中阳也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了，他对黄以恒说：“这个吴成业也许适合到地震局当局长。”黄以恒坐在那里，没有说话。那天他正在患感冒，他靠在椅子上想了好半天，终于意识到感冒并不是外部的风寒所致，主要是自己身体内部出了问题，内部出的问题才是病灾的根本原因，后来他又发觉这个结论实际上没什么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早就讲过，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
郑天良从北京回来后，那种感觉也就是成语中所说的“满面春风”，他见人就散一支“中南海”香烟，他本想给黄以恒一包“中南海”，但觉得那样做未免有点讨好和感激的嫌疑，所以他就忍住了，只是在黄以恒刚抽完一支的时候，又递上去一支。郑天良有一种被接受洗礼后的澄明和清澈，他向黄以恒说起了中央领导跟他们在一起照相的时的情景，许多人为了能抢到跟中央首长最近的位置，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拥挤，郑天良说他就站在最后一排，他将照片拿出来给黄以恒看，黄以恒看到郑天良站在后面只露出一颗脑袋，仅有一粒黄豆那么大。黄以恒说：“不管怎么说，你总算是跟中央领导留过影的人了，这是你的自豪，也是我们全县党员的骄傲。”郑天良也不怎么谦虚了：“我虽然做的还不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从来都是把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当作是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一面镜子，时刻反省自己是不是以个人利益为重了。”黄以恒说：“这一点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所以我的提议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就是你的威望之所在，就连跟你争吵的田来有都没有表示异议。噢，我还要告诉你一声，这半个月你不在家，我们已经将省建行的钱又争取过来了，梁书记可是出了大力了，那天在省城跟刘行长都喝得夜里在旅馆里吐血了。所以钱的问题你也就不用担心了。这半个多月出去也够辛苦的了，先休息两天，洗洗澡，换换衣服，调整好了以后，再来上班。”
郑天良说要立即投入工作，黄以恒说在家陪陪嫂子吧。郑天良说老夫老妻的了有什么好陪的。黄以恒说就这样吧，说着就被宣中阳喊去参加电子元件厂的奠基去了。
郑天良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让他休息几天，这可是从来没有过先例，县里的七品官们还没那么娇贵，还有就是电子元件厂奠基，他这个分管工业和负责工业区的副县长为什么不去。他有些糊涂了。
两天后，黄以恒将郑天良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天很冷，黄以恒让县委办公室的小林又拎了一个煤炉来取暖。等他们点上烟，泡上茶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很暖和了。黄以恒这次先给郑天良递上烟，他说：“有一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很难办，我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市里盯得紧，我想也许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解围了。”
郑天良说：“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吧，再说你是一把手，你可以直接指示我去做什么事，也不存在什么帮忙解围。除非你是私事。”
黄以恒诚恳地说：“说起来我们现在是上下级，但论年龄你是我兄长，论能力你比我强，论资格你也是我的老上级，有些很困难的事我还真不好以组织的名义向你提出来，但我想来想去，这件事还是得向你开口。”
郑天良有些耐不住性子了：“有话你就直说吗，我能做的事还有什么推托的，这点组织原则还是有的，更何况我还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嘛！”
黄以恒说：“你老兄能有这个姿态，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县作为全省的改革试点县，争来也是不容易，老书记梁书记也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试点县压力太大，我前天洗头的时候，发现头发居然掉了不少，你看头顶已经剩不了几根了，还不到四十就这样了，五十岁一过真不用洗头了。当然了，试点县也有许多政策上的优惠，贷款上的优惠，专项资金上的优先划拨，这都是其他县想争也争不来的。老书记对我们年轻干部的希望很高，他想把自己没有实现的一些宏伟理想通过我们这些年轻干部来实现，所以要求也很高，总是说要给我们压担子。我们都是老书记发现和培养的，所以对他老人家提出的一些建议是没有理由不执行的。关于在三省交界的王桥集建经济实验区的事，上半年我就采取了拖的态度，但老人家最近追得很紧，批评我执行不力，并要求我们县在年底前就要搭好架子，筹备组人员全部到王桥集报到，一期建农贸市场批零中心的五百万年底前一定要到位，其中省里拨二百万，市里一百万，县里拿二百万，二期明年下半年建小商品城，投资两千万，也是三家出钱。试验区是副县级建制，要派一个能力强，懂农业和商业的年轻干部去担任试验区管委会主任，这个人选可把我愁坏了。我想来想去，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因为那里的工作难度太大，一条小街，经济也不是发达，没有人能在那里干出名堂来，全县找不到能打开新局面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干部来，说老实话，甩手当官容易，真要是干实事，开拓出新的事业来，根本就不容易，这一点我们两人是最清楚的。现在想要去的人很多，但我能答应吗，能放心吗？那里干垮掉了，我怎么向老书记交差，怎么向全县三十八万人民交待。所以这一段时间来，我简直是彻夜不眠，想来想去，只有你去最合适，只有你能为我解这个围，只有你能在那里干出事业来。所以说，今天我找你谈这件事，既是代表组织，也是代表我个人，因为如果找不出合适人选来，我这个一把手就是无能。”
郑天良被黄以恒的诚恳打动了，他说：“我当有多大的事，实验区我去干不就行了，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我是没有理由讨价还价的。还有哪些具体要求，你就直说吧，我很快就可以把班子搭起来开展工作。”
黄以恒用一种感动的目光看着郑天良，他真想跟他握一下手，但他还是忍住了冲动，他说：“我以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感谢，以组织的名义保证给予你全力的支持。合安县综合经济实验区是副县级建制，这是市里明确过的，你去了后的职务是县委常委、副县长兼实验区管委会主任，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我的考虑是，进入常委后便于你开展工作，保留副县长我也是有想法的，也就是说你老兄什么时候觉得不想干了，随时可以回来，给你留一个实职的位子，不能让你回来一脚踏空。车辆配备一部新桑塔纳和一辆三菱面包车，虽说离县城三十五公里，但开车回来也只要半个小时，嫂子去工作也行，留在县城也行。总之，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三年后实现亿元交易额，这样我们‘五个亿元乡镇’就可以很快增加一个，你的担子绝不轻松。”
郑天良非常简单地看待这次人事安排，所以答应得非常爽快，他觉得自己可以独挡一面地大干一场了。
而当郑天良去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上任后，县城里政界的人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想到，黄书记不动声色地就将‘五八十’工程的钉子给拔掉了。”
黄以恒的谈话在许多年后被郑天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到实验区是组织安排，刚刚当选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应该是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的。二是戴高帽子给足面子，将郑天良打扮成一个除了他实验区就地球不转了的唯一人选。三是激将法，这个工作不好干，是全县没有任何人能胜任的，所以你去上任就是全县唯一能干的人材。四是以情感人，以情动人，安排好位子，还进入常委，随时都可以回来，县里还留着位子，可进可退，进出自由。但一当你上任了，实际上也就骑虎难下了，对于郑天良这样的人，好进不好退，干好了是县里的支持，干不好就是你的无能，回来也只能是灰溜溜的。五就是通过这些明升暗降、表面重用实际是弃用的方式将影响着“五八十”工程顺利进行的保守僵化不适应时代潮流的绊脚石搬开。
上任的那天，王桥集还举行了隆重的实验区挂牌仪式，市委梁书记、县委黄书记及五大班子全体成员全都到场，省市县电视台摄像机反复转动着，将一张张光辉灿烂的脸留在了胶片上。
仪式结束后，黄以恒对郑天良说：“今后由我的司机沈一飞负责为你开车。”
郑天良说：“怎么好意思用你的司机呢，我重新配一个司机。”郑天良不喜欢沈一飞。
黄以恒说：“沈一飞技术好，我就忍痛割爱一回吧，要让他充分保证你的安全。”
这时，大家招呼上车了，所有领导和来宾们都跟郑天良握手道别，几辆大面包车在滚滚尘烟中疾驰而去，当郑天良孤独地站在路边向面包车挥手告别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远离了合安县的政治核心了，实验区的牌子临时挂在乡政府牌子旁边，有点寄人篱下，更像一个不合法的伪政府一样被悬挂在冬天的风中。
郑天良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他似乎意识到了一点什么。但这时候，过年的日子已经临近了，小镇上到处都是杀猪宰羊的声音，鞭炮声断断续续地响起，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香味。安排好了单人宿舍，支好了取暖的煤炉，他仿佛又回到了朝阳公社。
郑天良打电话让沈一飞来接他回家过年，一切只有等年后再说了。
县城里五条商贸大道一起修，拆迁工程庞大，百分之四十的老城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成为废墟，站在县政府办公楼里向下看，整个县城像被刚刚轰炸过一样呈现出一派劫后余生的荒凉，砍倒的树歪在碎砖断瓦中，干枯的枝叉在寒冷的空气中流露出死不瞑目的绝望。黄以恒对郑天良说，“毛主席讲过不破不立，我们正在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数千老百姓在帐篷里度过了除夕，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新年的鞭炮声中。
各个乡镇舞龙、舞狮的队伍都来了，锣鼓队、高跷队还有一些花灯在县城的废墟上经过。他们盲目乐观的情绪感染着每一个市民，市民们在这些队伍经过时就自发地燃起了鞭炮，县政府大楼顶上的高音喇叭里整天播放着《亚洲雄风》的歌曲，这一年北京要举行亚运会，县城里的人被歌声鼓舞着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
大年初二郑天良回乡下给姐夫拜年，去年他给姐姐买了一件羽绒服，姐姐说穿不惯这轻飘飘的东西，还是老棉袄厚实，郑天良说姐姐你的胃不好这衣服是暖胃的，姐姐就说让兄弟破费了，郑天良说没有姐姐我就活不到今天，说到往事，姐弟俩唏嘘不已，没想到姐姐还没将衣服穿热就去世了，郑天良看着姐姐的遗像愣了好半天。今天他给姐夫带去了一条“红梅”香烟和两瓶县酒厂生产的“合安特曲”，周玉英带着女儿清扬在厨房里帮着洗菜做饭，而外甥大宝却在舅舅来的这一天出远门到同学家去了，他对父亲说不想见舅舅。饭后姐夫对郑天良说：“玄慧寺是靠乡邻们筹钱修的，才建了三间正殿，悟能法师云游四方也化了不少缘，你要是能批就批一点钱，村里人对你有些意见，再说悟能法师就是灵，他说今年国家要出事，你也有灾，全应验了。天安门闹出了人命，你也被下放到了乡下。”姐夫迟疑了一下，带有征求意见地说：“你最好去玄慧寺烧几柱香，也请法师给你解一解凶结。”
郑天良当然不会去玄慧寺烧香拜佛，他说：“我是共产党的县长，怎么能干这种事。”但他说完后心里却有些虚怯，他没想到当了常委后却被理解成了遇到凶险，到王桥集实验区被看成了降职，郑天良觉得姐夫的话肯定不是代表他一个人的观点。他不会解释什么，但心里还是有了一些当年刚坐沙发时的感觉，有点不踏实。
回到县城后，黄以恒要请郑天良一家过来吃饭。黄以恒想推掉，他不愿意搞这种吃吃喝喝的名堂，但周玉英却非要去，就说：“大过年的，你抹人家黄书记的面子，还有一点人情味吗？钱萍说老母鸡汤她昨天就炖好了，还烧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猪蹄。”郑天良问钱萍是怎么知道自己喜欢吃猪蹄的，周玉英说是黄书记说的。郑天良听到这里心里还滋生出一些感动来，吃猪蹄还是十多年前在朝阳公社食堂时的习惯，那时每到星期天加餐，食堂万师傅总要给单身的公社干部们加一个荤菜，征求郑天良的时候，郑天良就说红烧猪蹄，工资低，一个星期只能奢侈一次。
周玉英要带点礼品到黄以恒家去，郑天良不同意，周玉英说过年不能空手到人家去，你去乡下不是也带礼品给你姐姐姐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