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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家在新竹之所以过得那麽困顿，当然是有人为了要保诱经国先生及蒋家的声誉，使得章家大小无辜地做出了牺牲。经国先生一定交代过王升要妥善照顾远在新竹的章家，最初几年，王升确实尽了力，也办到了，但後来由於王升和二舅舅没相处好，全家一下子陷入难以置信的窘境。王升不会也不敢向经国先生报告那种穷困的实情，经国先生还以为他两个在新竹的孩子一直过着无忧无缺的生活；他更可能误以为，孝严、孝慈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所以也从未影响到心灵的平静。有许多事，他确实被部属隐瞒住了。
新竹的苦日子只是其中之一。当我和孝慈成年後，王升告诉我们，他叁不五时都会将近况向父亲报告。但王升一定未曾告诉父亲，我们念中学时就晓得自己身世，以及因它而带来心理上难 调适的痛苦。设若父亲早就知道，我们十六七岁就揭开了这个 密，而渴切盼望着父爱，他应当不忍心在我们各自成家之後还不安排会面。
为母亲讨回公道
在我们考虑“要不要回到蒋家”时，多少有些情绪和意气的成分。一九九二年，孝勇可能因为健康恶化，也可能因为经国先生过世对他打击太大，突然发觉自己置身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再有一呼百诺的能耐，在心理上不易调整，加上我和孝慈不仅未受影响，反而各有长进，所以对我们“认祖归宗”之事，一反几年前的正面态度，竟向媒体说叁道四，令我和孝慈有无比的难堪和委屈，也激发了内心的反弹与不满，更让我们不能接受关於“回蒋家”这件事，可以由某一个特定的人或少数人不以事实为根据，而只依情绪来论断。受到这种外来的刺激，“回蒋家”反而成为我和孝慈生命中必须的坚持。尤其想到先母在蒋家的身份未明，为了讨回一点起码的公道，成了为母亲尽孝的一份责任和使命。
针对蒋家少数人排斥性的谈话，我和孝慈去看过王升，并且抱怨说：“我们向来没有求过蒋家什麽，今天经由各自的努力，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是‘内阁’阁员，在任何家庭里面，都算得上是争气的孩子，为什麽只是为了母亲，想要还原本姓，却要受这麽多的屈辱？”
王升只有委婉安慰我们：“不必去理会这些，你们还是要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继续走自己的路。你们是蒋家之後，任何人都改变不了它，也阻挡不了。”隔了两天，我也为这件事去看过《中国时报》的余纪忠董事长，他直截了当地说：“你去和蒋家少数几个人计较什麽？只有蒋家欠你们，你们又没有辜负蒋家，老天会还给你们一个公道的。”
对於要不要“归宗”，社会上尽管因思考角度不同，会有些微差异的看法，但是，对章孝严和章孝慈是经国先生之後的认定与接受，则无二致，毫不怀疑。当我和孝慈体察到这层障碍居然来自蒋家本身，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过挣扎，尤其体认到其中许多能否成事的因素不在我们掌控之中时，只能无奈地说：“对归宗的事，我们不急，一切顺其自然。”事实上，不是不急，只因为我们一点把握都没有。只要想到先母未能如愿地在生前走进蒋家门就含冤九泉，为人子的却还要对外说出不急着归宗，我们的心就在滴血。
对子孙的交代
随着经国先生的过世，蒋夫人隐居美国，蒋氏家族在台湾政坛上的影响日益式微。蒋家第叁代的壮丁，也在十年里急速凋零。在蒋家当权之时，我和孝慈都必须隐藏在暗处，从未与至高的权力和荣华富贵沾过边。
蒋家不再当权後，我们反而觉得应当是回到蒋家的时候，不是去问蒋家还能给我们什麽，而是问我们能继续给蒋家什麽。其他的暂且不说，就只要平顺地处理好上一代留下来的难题，应当就是为先人做了一桩重要的事。
就如外界所说，发生在蒋家叁代当中的各种故事多到不可胜书，其中更有不少的罗生门，一直以讹传讹地流传着。如果我对“蒋章之恋”，都不设法将它一层层不必要的神 外纱揭开，或者畏首畏尾而不去面对现实、还原真相，先父母的故事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和相关当事人的一一作古，加上好事之徒的绘声绘影或刻意扭曲，注定又会成为掉进黑洞里的另一件“罗生门”，有关实情将永难重见天日。
这个不幸的故事是由上一代起的头，在我还有能力影响到它後续发展的情节时，怎可逃避而不尽力让它能有相对圆满的收尾和结局！不要让它的破坏性，偏差地再延续到後代子孙。我们已经十分无辜地忍受了一辈子，我的下一代，没有任何理由，还要承接这种无比的残害；还有下一代的下一代，我也有责任让他们所面对的，将不再是前人恩怨所污染的一个环境。当我的子女被问到自己家族问题时，会很自然且不再有纠缠我一生的畏缩，能很骄傲地说：“我们是浙江奉化蒋家的後代。是父亲把我们带回到蒋家的！”
不论站在母亲的角度、父亲的立场，还是出于对子孙的交代，我别无选择，只有承担一切，排除万难，去走完这条十分崎岖的道路。
祭拜祠堂先认祖
台湾的蒋家，从来没有对我和孝慈开启过回家的大门，但是，在大陆家乡奉化溪口的蒋氏族长，却为我们敞开了一扇窗。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四日，经国先生过世九年之後，我时任“外交部长”，意外接到浙江奉化溪口叁位蒋家族长蒋中伟、蒋宝祥及蒋嘉富的联名信函，诚挚邀请我带妻小去蒋家祠堂祭祖。信中强调，要认祖归宗便要先来祭祖。以当时我担任“部长”职务，要前往大陆，几不可能，因为台湾有不准政务官进入大陆的规定，而且严格执行。所以，那封信便被我锁进抽屉，不仅没有复函，连美伦我都未曾提及。
二○○○年叁月十八日台湾“大选”，民进党获胜。五月二十日国民党交出“政权”，对在台湾“执政”五十年之久的国民党而言，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局！我知道五月二十一日後，我和许多所谓“前朝要员”一样，将离开“政府”，回到民间。
自从一九六八年二十六岁通过“外交领事人员特考”进入“外交部”服务，到二○○○年五月二十日离开“政府”岗位，出任公职转眼共叁十二个寒暑。在这叁十二年的岁月，回头细数所经历的党政职务，项数之多，在岛内鲜有人能超过，依照派令先後次序包括了：“外交部”荐任科员、“驻美大使馆”叁等 书、二等 书、“外交部北美司”科长、“外交部”专门委员、“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副 书长、 书长、“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常务次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海外工作会主任、“外交部”政务次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外交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国国民党 书长、“总统府” 书长、“总统府”资政等，多达十九项，若加上“民选国大代表”，一共有二十项之多，其中确有属“党政高层要职”在内。
二○○○年我办理退职时才五十八岁，以这个年龄若就“告老返乡”、“安享馀年”，未免太早了！我不会允许自己这麽做，面对新的未来，我勇敢而坚毅地做出了第二个生涯规划。
老和尚的预言
我回忆起一件很诡异的往事。在省立中坜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也就是一九五叁年的四、五月间，那时我和孝慈每天在新竹和中坜之间乘火车通勤。
有天放学，从中坜坐火车回到新竹，在步行回家途中，经过东门市场旁边的“东宁宫”，在这间香火鼎盛的庙门口，有一位看起来真是仙风道骨的老和尚，摆了一张算命看相的小摊子，我们无聊又好奇地走近摊位，想看看到底在搞什麽。那位老和尚，我记得是河北籍的，对他，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穿着一身白色道袍，脚上踏着一双黑色布鞋，个头和长相都很神似现在颇有名气的星云法师；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还蓄着一把银白胡须，看来多了一份神气。老和尚对我们两兄弟端详了一下，很热络地笑着说：“你们相貌不凡，要不要看看？”孝慈说：“我们没带钱。”老和尚说：“不要紧，让我替你们看看，我正好 着没事，不收你们钱。来，把手伸过来。”
他先握住我的左手翻来覆去，看了几眼，然後，要我把手伸直，用一根竹尺量了两下，再细看手纹还念念有词。他声音宏亮地对我说了几句话：“你的命很好，你会做很大的官，但是要防小人。你年少时很坎坷，你的夫妻、子女缘都很厚。你做了官以後，还会参加选举你的父母、兄弟缘很薄，你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贵人”孝慈则不肯把手伸出去让他看，所以也没对他说什麽。他看出我们是学生，还鼓励我们说：“好好念书，你们一定会出头的。”他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和那白胡须，到今天我都忘不了，像是昨天才发生似的。
他所说“你会先做官，然後还会参加竞选”这句话，当时我完全不懂，现在想起来倒真令人讶异。一九五○年代初期，台湾才刚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基层选举也才萌芽，一个和尚怎麽会对一个刚念初中的孩子说出有一天他会参加选举的话来？很难理解。老和尚还进一步说是在当官之後，才要去选举，叫我百思不解。他又怎麽知道台湾以後会有很多选举？几十年後台湾的民主又会是什麽样？五十个年头之後，一九九五年我被国民党指派到新竹市参选“国大”代表时，才悟出他当时何所指。二○○一年和二○○四年我又分别在台北市南、北两区参选“立法委员”，均高票当选，更豁然领会到那位老和尚的玄机和功力，“看相”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在。
直接接受民意挑战
一九九四年我从“外交部”政务次长，调升为“侨委会”委员长的第二年，遇到一九九五年“国民代表大会”改选。国民党大肆鼓吹提名政务官参选，一方面想提升国民党和“国大”的整体形象，另一方面要让政务官有选举的历练，同时去多抢下几席“国代”的席次，所以在文宣上，把政务官的参选做为主打重点。根据规定，“国大”代表可以同时出任官员，“内阁”阁员若选上“国代”还可以续留原职。於是中央党部极力劝进年轻、形象好的政务官出马，但是到最後，却只有我和胡志强跳出来，我在新竹市，他在台中市；其他好几位颇为叫好的政务官，包括赵守博、王志刚、张昌邦等，都没有被党部说服去参选。就如外界预期一样，我和胡志强均轻易获胜。
新竹老和尚所说的话没错，我真的在“入阁”之後，身不由己地参加了选举。
一九九六年叁月二十叁日“国代选举”开票当天，在新竹市有实力的五位候选人当中，我拔得头筹；在十七万多张有效选票中我获得近七万票，比第二名民进党当选人蔡仁坚的叁万多票，快要多出一倍，较第叁名吕学樟的两万票多出叁倍多，得票率高达百分之叁十八点九七，为多席次“选举”所罕见，为全省各县市当选人之冠。当夜开票後，无数的群众拥进竞选总部道贺，挤得水 不通。
这是我第一次体尝到拥抱群众的快乐。这是首次不需取决於长官的好恶或取舍，经由自己实力的展现和选票的肯定，而摘取到的甜美果实，它的滋味，和以往任何一个公职的布达，是截然不同的。经过这项激烈选战，我对民主的体认格外深刻。
第二次参加“民意代表”的选举，是在七年之後，二○○一年的第五届“立法委员”选举。
拒当绿朝新贵
二○○○年“叁一八总统大选”国民党失败後，我内心很清楚，即将离开公职。该如何在往後的岁月里继续奋斗，让我跌入了深思和长考。四月中旬接连几天在书房整理资料时，不经意翻出已尘封数年的那封来自奉化溪口蒋家祠堂族长们的邀请函，再次细读，耳边像是听到了一个声音：“五月底卸下特任官的职务後，身份变得单纯，就可以前往大陆祭祖了，这是一个宿愿得偿的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