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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深入发展，越来越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同情，也使军阀政府越来越感到恐惧，它想尽快扼杀学生运动，恢复京城往日的秩序。但这完全是徒劳！学生运动在政府的压迫下不仅没有停歇，反而愈加风起云涌。军阀政府只得拿出它最恶毒的一招，这就是逮捕。凡是上街讲演的学生，只要被军警发现，即被殴打和捉拿起来，失去行动自由。被捉的学生多了，监狱容纳不下，便将北大三院辟为临时监狱。
在这一场爱国与迫害的抗争中，张国焘和讲演团的团员们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6月2日，他们以卖国货为名，又走上街头进行讲演。结果张国焘与其他六名北京大学的学生遭到警察的逮捕。内左一区警察署署长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记述了张国焘等人被捕的经过：
本日下午二时余，又据东安市场巡官白祖荫电称，有北京大学学生刘仁静、陈用才等二名，在市场南门内售卖国货，并有该校学生牟谟用大洋一元购买，故意因钱惹人注目。经巡官、巡长等婉言劝说，而该学生等大声疾呼，谓警察阻制人民买卖自由，并齐声喧嚣。现在办公室内等情。当经电饬婉劝，令其到署。经职在外接待室内接见座谈，告以卖物之理由并警察劝阻之用意，劝至三小时之久。其时并该校执事人林冠英自行到署，帮同劝说。该学生等坚称警察为不法之干涉，既被巡警送来，即不能走等语。该管理员无法，先行走去。复经职多方譬解，该学等见又有巡警送学生来，始行走去。于是又将第二起学生接见其劝说辩论情形大略与第一起之学生相同。正劝说时，而第三、四、五起学生相继而为巡警送至，共计钟笃余等七名，均系北京大学学生也。其所执之理由则谓售卖国货并不犯法，巡警干涉即为滥用职权，送其到署则为违法逮捕，不但不能停止卖货，如无稳妥之答复即不能去署等语。职以彼等蓄意矫情，故婉譬曲解，百端劝说。不料该学生等无理顽赖，决不转圜。乃经电禀将其送厅，而该学生又只推出二人代表到厅，其余五人在署候信。遂先将钟笃余、张国焘二人送厅后，又向在署之陈锡等五人劝解良久，始终坚持既不赴厅亦不走去。后据要求非有先赴厅学生之电话，彼等不能出署等情。在职署本不难强制将其关厅，惟该生等势必叫嚣，殊于观听有碍，于是复电知司法处令学生通电话后，在署之陈锡、倪品真、刘宝华、龙石强、刘云汉等始允赴厅。此本日学生顽赖之情形也。②《北京档案史料》1994年第2期。
张国焘等被捕后，当天即由司法处对他们进行审讯。张国焘等人在审讯过程中与审讯人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警察厅档案这样记载：
讯据该行等同供，此次贩卖国货，各本良心上之主张，既不致影响外交，亦不致妨害秩序，警察因何干涉？请宣示理由等语。当晓以营业有一定之规则，市场尤有特定之章程，且现奉明令学生不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果如该生等行动，群相撞扰，既荒学业，复碍秩序、背定章。警察有保卫治安之责，无可放任。一再晓导，该生等始终不悟。至谓贩卖国货，如官厅认为违法，则请依法惩办。否则仍须贯彻初衷，自由售卖。滔滔逞辩难以理喻。②
京城的天气似乎也在为学生们的被捕鸣不平。6月3日，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电闪雷鸣。更多的学生怀着悲愤的心情走上街头，决心与被捕学生共命运。警察们似乎也已经红了眼，凡是在街头看见学生，不问青红皂白便抓了起来。
次日，同样的天气，同样如狼似虎的警察，但走上街头的学生却比前一天增加了一倍。被捕的学生太多了，北大法科已容纳不下，北大理科楼房门外又挂起了“学生第二监狱”的牌子。
北京学生遭到大规模逮捕的消息传到各地，立即得到普遍的同情和声援。上海日商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的5000多名工人于6月5日首先罢工，拉开了中国工人阶级自发地参加爱国运动的序幕。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唐山等地的工人也以罢工表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从此，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
工人阶级以罢工形式支持学生，使得爱国运动向广度和深度迅猛发展。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一场反帝风暴席卷着中国大地。北京政府害怕了，帝国主义也感到十分震惊。在正义力量的压迫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
6月8日，张国焘等被捕学生被用汽车送回学校。
6月10日，北京政府宣布“批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
北京学生的反帝大示威
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署的日子。27日，在巴黎的旅法华工、学生和华侨包围了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强烈要求拒签和约。在国内外一致的压力之下，中国代表团总代表陆征祥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以爱国救国为职志的知识青年。张国焘就是其中之一。
张国焘成为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不是偶然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西方各种思潮，尤其是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学说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的撞击，使得中国社会内部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在更新、意识在改变，已不满足于循规蹈矩的生活。接受了民主、科学新思想的青年学生，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社会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打乱原有的社会秩序，创造一个新的国家出来。
如同许多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子弟一样，张国焘在灵魂深处有一种反叛家庭、反叛社会的欲望，这种欲望因着幼年时代洪江会的造反、因着少年时代辛亥革命的爆发而生长和发展。进入北大之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和平请愿的失败，国民杂志社和平民讲演团的工作，使他的反叛欲望得到升华，并注入了爱国主义的成分。这样，在周围一大批先进学生的带动下，张国焘也步入先进分子的行列。另外，张国焘自小聪明好学，上进心强，这使他养成了不甘居于人后的性格，愿意做些出头露面的事情。思想上的激进和性格上的特点，使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
张国焘出狱后，即代表北京学联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他到上海时，大会已经开幕。大会选举他担任全国学联总务方面的工作。这一职务可能与张国焘的最初设想不相符合，所以他没有就职，而是单枪匹马地走上街头，兜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进步报刊。张国焘对这件事的处理又一次证明了他的性格特点。
六七月间，陈独秀和北京学生联合会11位主要负责人先后被捕。在上海的张国焘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返京投入营救工作。
当时正值暑期，各校学生大多离校，更由于学联主要负责人被捕，给营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这时，张国焘得到了李大钊的关怀和支持，以至在40多年后，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仍对李大钊充满敬仰和感激之情。他说： “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63—64页。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斗争环境中，张国焘与李大钊结下了不同寻常的师生之谊。为了组织营救工作，张国焘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繁忙的一个时期： 主持各种会议，指导内部工作，负责对外联络。他虽然感到紧张疲劳，却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
北京学生的营救工作也得到了各校教职员的支持。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陈独秀和被捕学生被无罪释放。
在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期间，张国焘在热心于政治运动的同时，对一个来自天津的女学生产生了爱慕之情。这个女学生叫刘清扬，是天津“觉悟社”骨干分子。五四运动后期，她代表天津学生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与张国焘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张国焘爱上了这个姑娘。当五四运动快要结束时，张国焘向她表白了自己的心声，不料却遭到了姑娘严肃的拒绝。原因是什么呢？一来“觉悟社”规定社员不能过早考虑个人问题，二来姑娘觉得张国焘思想狭隘，既不善于团结人，又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后来，张国焘曾奉李大钊之命给刘清扬写信，要她到北京谈话。那时，北京共产党小组刚刚成立，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李大钊表示很希望刘清扬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但刘清扬为了避免张国焘的继续纠缠，拒绝了李大钊的要求刘清扬： 《北京、天津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河北文史资料》第2辑。。这件事对张国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新的学期开始之后，张国焘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准备重理学业，专心读书。对这种急流勇退的选择，张国焘的解释是： 自己究竟不过22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旋涡中去，应将主要精力用来完成大学学业，为以后的前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人的一生面临着多次选择，而每一次选择都有着无法否认和无法抗拒的原因，就好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着人们作出这样或那样的抉择。张国焘尽管接受了新思想，并在学生运动中忘我地奋斗了一番，但他毕竟出身于官绅之家，从小接受的教育以及家庭的兴衰使他对“前程”二字有着特殊的理解。他考入北大就是为了奔自己的前程，一时兴起的政治运动并没有使他淡忘这一点，“学而优则仕”才是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信仰。所以他准备放弃政治专心读书也是必然的。
然而，如同当时每一位热血青年一样，张国焘无论怎样努力，也已无法回到过去那种闭门求学、不问国事的封闭的生活状态之中。五四运动后，崇尚“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各种新生活团体在各地青年中纷纷涌现，北京更是方兴未艾。张国焘虽然强迫自己一心去上课，并由于对杜威、罗素几位哲学家的讲演十分欣赏转而读了哲学，但仍按捺不住“参与”意识的冲动和对新生事物本能的追求。他不仅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讲演团的演讲活动，而且还加入了由邓中夏等人组织的新生活试验团体——曦园。
就在张国焘极力调整自己生活坐标的时候，军阀政府的一次逮捕行动却将他进一步推上了政治舞台。
四 相约
1919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
中午，张国焘正在曦园烧饭，忽然看见几名警察直奔他房间。
在同学们的暗示下，他知道大祸将至，情急之中，抓了几把炭灰抹在脸上，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烧饭。
警察在屋里查询和翻腾了一阵之后一无所获，便失望而去。
张国焘等人分析，此次搜查行动可能是对学生运动的报复。张国焘作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自然在搜捕之列。
为了躲避警察的逮捕，张国焘不得不放弃重理学业的愿望，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再次离京，逃到上海。
对于张国焘来说，此次上海之行，是他人生旅途的重要阶段。
在上海，张国焘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颇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 《时事新报》的总编辑、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张东荪；戊戌变法的巨子、刚刚旅欧归来的梁启超；国民党要人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等。他还拜见过孙中山，与孙中山就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学生运动等问题，广泛交换了看法。
由于张国焘与国民党要人有所接触的缘故，1920年3月初，他被聘为“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的总干事，负责整理会务、发展组织等工作。这个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是黄介民、曹亚伯，他们都是国民党党员。张国焘本欲在这项工作中大显身手，以期将来有所造就，不料，到任之后所了解到的情况却使他大失所望。
这个协会号称有一万会员，然而经过张国焘实际调查，所谓的会员只是仅仅见诸于名册而已，实际上不过是这个工厂几个人、那个工厂几个人。而多数注册会员只有姓名，竟不知其属于哪个工厂，可以断定，其中有许多人并不是工人。至于协会的主要业务，也仅仅是用上海工界的名义发表一些通电，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