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视贾谊之通达国体，真实切用何如耶？班氏何知，知有旧时所闻耳，而欲以贬谊，岂不可笑！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虽然，董氏特腐耳，非诈也，直至今日，则为穿窬之盗矣。
其未得富贵也，养吾之声名以要朝廷之富贵，凡可以欺世盗名者，无所不至。其既得富贵也，复以朝廷之富贵养吾之声名，凡所以临难苟免者，无所不为。岂非真穿窬之人哉！是又仲舒之罪人，班固之罪人，而亦敢于随声雷同以议贾生，故余因读贾、晁二子经世论策，痛班氏之溺于闻见，敢于沦议，遂为歌曰：驷不及舌，慎莫作孽！通达国体，刘向自别。三表五饵，非疏匪拙。此何人斯？千里之绝。汉廷诸子，谊实度越。利不可谋，何其迂阔！何以用之？皤须鹤发。从容庙廊，冠冕佩抉。世儒拱手，不知何说。
晁错
班固赞曰：“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
卓吾曰：晁错对策，直推汉文于五帝，非谀也，以其臣皆莫及也。故曰：“五帝神圣，其臣莫及，而自亲事。”亲事则不可不知术数矣。今观其时在廷诸臣，仅贾生耳。贾生虽千古之英，然与文帝远矣，是岂文帝咸有一德之臣乎？夫既不得如五伯之佐，贤于其主，又不得如三王之臣，复与主而俱贤，则孝文真孤立无辅者矣。是故晁错伤之，而推之以与五帝并也。然谓汉文无辅则可，谓其不知术数则不可。夫治国之术多矣，若谓人尽不知术数，必欲其皆就已之术数，则亦岂得谓之知术数哉？汉文有汉文之术数也，汉高有汉高之术数也，二五帝伯又自有二五帝霸之术数也。以至六家九流，凡有所挟以成大功者，未郴皆有真实一定之术数。唯儒者不知，故不可以语治。虽其间亦有一二偶合，然皆非性定神契，心融才会，真若执左券而后为之者也。是故因其时，用其术，世无定时，我无定术，是之谓与时消息而已不劳，上也。执其术，驭其时，时固无常，术则有定，是之谓执一定以应于无穷，次也，若夫不见其时，不知其术，时在则术在，而术不能违时；术在则时在，而时亦不能违术：此则管夷吾诸人能之，上之上也。若晁错者，不过刑名之一家，申、商之一术，反以文帝为不知学术，而欲牵使从已，惑矣！
夫申、商之术，非不可平均天下，而使人人视之尽如指掌也，然而祸患则自己当之矣。
故错以其残忍刻薄之术，辅成太子，而太子亦卒用彼残忍刻薄之术，还害其身。呜呼！孰知错伤文帝之无辅，而其父反以伤晁错之无父乎！是故国尔忘家，错唯知日夜伤刘氏之不尊也。
公尔忘私，而其父又唯知日夜伤晁氏之不安矣。千载之下，真令人悲伤而不可已，乃班固反讥其父不能学赵母，谬哉！
绝交书
此书若出相知者代康而为之辞则可；若康自为此词，恐无此理。涛之举康，盖所谓真相知者；而康之才亦实称所举。康谓己之情性不堪做官，做官必取祸，是也；谓涛不知己，而故欲贻之祸，则不是。以己为鸳雏，以涛为死鼠，又不是。以举我者为不相知，而直与之绝，又以己为真不爱官，以涛为爱官者，尊己卑人，不情实甚，则尤为不是矣。呜呼！如康之天才，稍加以学，抑又何当也，而肯袭前人之口吻，作不情之遁辞乎？然此书实峻绝可畏，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其人。毋曰余贬康也，全为上上人说耳。
养生论
嵇、阮称同心，而阮则体妙心玄，一似有闻者，观其放言，与孙登之啸可睹也。若向秀注《庄子》，尤为已见大意之人，真可谓庄周之惠施矣。康与二子游，何不就彼问道？今读《养生论》全然不省神仙中事，非但不识真仙，亦且不识养生矣。何以当面蹉过如此耶？以此聪明出尘好汉，虽向、阮亦无如之何，真令人恨恨。虽然，若其人品之高，文辞之妙，则岂“七贤”之所可及哉！
琴赋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余谓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人知口之吟，不知手之吟；知口之有声，而不知手亦有声也。如风撼树，但见树鸣，谓树不鸣不可也，谓树能鸣亦不可。此可以知手之有声矣。听者指谓琴声，是犹指树鸣也，不亦泥欤！尸子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因风而思民愠，此舜心也，舜之吟也。微子伤殷之将亡，见鸿雁高飞，援琴作操，不敢鸣之于口，而但鸣之于手，此微子心也，微子之吟也。文王既得后妃，则琴瑟以友之，钟鼓以乐之，向之展转反侧，寤寐思（复）者，遂不复有，故其琴为《关雎》。而孔子读而赞之曰：“《关雎》乐而不淫。”言虽乐之过矣，而不可以为过也。此非文王之心乎？非文王其谁能吟之？汉高祖以雄才大略取天下，喜仁柔之太子既有羽翼，可以安汉；又悲赵王母子属在吕后，无以自全。故其倚瑟而歌鸿鹄，虽泣下沾襟，而其声慷慨，实有慰藉之色，非汉高之心乎？非汉高又孰能吟之？
由此观之，同一心也，同一吟也，乃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夫心同吟同，则自然亦同，乃又谓“渐近自然”，又何也？岂非叔夜所谓未达礼乐之情者耶！故曰：“言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康亦曰：“复之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傅仲武《舞赋》云：“歌以咏言，舞以尽意。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以意尽于舞，形察于声也。由此言之，有声之不如无声也审矣，尽言之不如尽意又审矣。然则谓手为无声，谓手为不能吟亦可。唯不能吟，故善听者独得其心而知其深也，其为自然何可加者，而孰云其不如肉也耶？吾又以是观之，同一琴也，以之弹于袁孝尼之前，声何夸也？以之弹于临绝之际，声何惨也？琴自一耳，心固殊也。心殊则手殊，手殊则声殊，何莫非自然者，而谓手不能二声可乎？而谓彼声自然，此声不出于自然可乎？故蔡邕闻弦而知杀心，钟子听弦而知流水，师旷听弦而识南风之不（兢），盖自然之道，得手应心．其妙固若此也。
幽愤诗
康诣狱明安无罪，此义之至难看也，诗中多自责之辞，何哉？若果当自责，此时而后自责，晚矣，是畏死也。既不畏死以明友之无罪，又复畏死而自责，吾不知之矣。夫天下固有不畏死而为义者，是故终其身乐义而忘死，则此死固康之所快也，何以自责为也？亦犹世人畏死而不敢为义者，终其身宁无义而自不肯以义而为朋友死也，则亦无自责时矣。朋友君臣，莫不皆然。世未有托孤寄命之臣，既许以死，乃临死而自责者。“好善暗人”之云，岂别有所指而非以指吕安乎否耶？当时太学生三千人，同日伏阙上书，以为康请，则康益可以死而无责矣。钟会以反虏乘机害康，岂康尚未之知，而犹欲颐性养寿，改弦易辙于山阿岩岫之间耶？此岂嵇康颐性养寿时也？余谓叔夜何如人也，临终奏《广陵散》，必无此纷坛自责，错谬幸生之贱态，或好事者增饰于其间耳，览者自能辩之。
酒德颂
《法言》曰：“螟岭之子，蜾赢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李轨曰：“螟岭涉，蜾惠峰虫′虫无子，取涉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久则化成蜂虫矣。”此颂唯结语独新妙，非《法言》引用意，读者详之！今人言养子为螟蛉子即此。然则道学先生、礼法俗士，举皆蜂虫之螟蛉于哉！犹自谓二豪，悲欤！
思旧赋
向秀《恩旧赋》只说康高才妙技而已。夫康之才之技，亦今古所有；但其人品气骨，则古今所希也。岂秀方图自全，不敢尽耶？则此赋可无作也，旧亦可无尔思矣。秀后康死，不知复活几年，今日俱安在也？康犹为千古人豪所叹，而秀则已矣，谁复更思秀者，而乃为此无尽算计也耶！且李斯叹东门，比拟亦大不伦。“竹林七贤”，此为最无骨头者，莫曰先辈初无臧贬“七贤”者也。
杨升庵集
余读先生文集有感焉。夫古之圣贤，其生也不易，其死也不易。生不易，故生而人皆仰；死不易，故死而人尔思。于是乎前面生者，犹冀有待于后世；后而生者，又每叹恨于后时；同时而生者，又每每比之如附骥，比之如附青云。则圣贤之生死固大矣。
余读先生文集，欲求其生卒之年月而不得也。遍阅诸序文，而序文又不载。此盖以为序人之文，只宜称赞其文云耳，亦犹序学道者必大其道，叙功业者必大其功，叙人品者必表扬其古，而岂知其不然乎？盖所谓文集者，谓其人之文的然必可传于后世，然后集而传之也。
则其人之文当皎然如日星之炳焕，凡有目者能睹之矣，而又何籍于叙赞乎？彼叙赞不已赘乎？
况其人或未必能文，则又何以知其文之必可传，面遂赞而序之以传也？故愚尝谓世之叙文者多，其无识孙子欲借他人位望以光显其父祖耳。不然，则其势之不容以不请，而又不容以不文辞者也。夫文而待人以传，则其文可知也，将谁传之也？若其不敢不请，又不敢辞，则叙文者亦只宜直述其生卒之日，与生平之次第，使读者有考焉斯善矣。
吁！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不备，亦无备不造，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辞，况后人哉！于是以窃附景仰之私，欲考其生卒始末，履历之详，如昔人所谓年谱者，时时置几案间，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而序集皆不载，以故恨也。况复有矮子者从风吠声，以先生但可谓之博学人焉，尤可笑矣！
蜻蛉谣
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势亦一也。某也从少至老，原情论势，不见有一人同者，故余每每惊讶，以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甚相远，而余独不同，非不祥而何？余初仕时，亲见南倭、北虏之乱矣；最后入滇，又熟闻土官徭僮之变矣。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今读先生集，记姜公事。姜公之心正与余合，而先生取之如此，则知先生唯不用，用必为姜公无疑矣。生虽后时，见符前哲，亦可以证余生之非不样也。因喜录此。
唐贵梅传
升庵先生《孝烈妇唐贵梅传》曰：“烈妇姓唐，名贵梅，池州贵池人也。笄年适朱，夫贫且弱。有老姑者，悍而淫，少与徽州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复至池，见妇悦之，密以金帛赂姑。姑利其有，诲妇淫者以百数，弗听；迫之，亦弗听，加以箠楚，又弗听；继以炮烙，体无完肤，终不听。姑乃以妇不孝讼于官。通判慈溪毛玉受赂，倍加刑焉。本几死，然终不听也。商犹慕其色，令姑宾之。亲党咸劝妇曰：“何不吐实？’妇曰：“若然，全吾名而污吾姑乎？’乃夕易褂襡，雉经于后园古梅树下∶不知也。及旦，手持桑杖，将入室挺之。且骂且行，曰：“恶奴！早从我言，得金帛享快乐，今定何如也？’入室无见，寻至树下，乃知其死，因大恸哭。亲党咻曰：“生既以不孝讼，死乃称妪心，何以恸哭为？’姑曰：“妇在，吾犹有望；妇死，商人必倒赃。吾是以哭，非哭恶奴也。’尸悬于树三日，颜如生，樵夫牧儿见者咸堕泪。每岁梅月之下，隐隐见其形。有司以府官故，终不敢举节。余舅氏喻士积薄游至池，闻其事，作诗吊之，归，属慎为传其事。呜呼！妇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为名，死于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书。有司失职，咄哉可吁！乃为作传，以附露筋碑之跗。”
卓吾子曰：先王教化，只可行于穷乡下邑，而不可行于冠裳济济之名区；只可行于三家村里不识字之女儿，而不可行于素读书而居民上者之君子。池州通判毛玉，非素读书而居民上之君子乎？慈溪为县，又非毛玉所产之巨邑名区乎？今通判贪贿而死逼孝烈以淫，素读书而沐教化者如此，孝烈唐贵梅宁死而不受辱，未曾读书而沐圣教者如彼：则先王之教化亦徒矣。“孝烈”二字，杨太史特笔也。夫贵梅之死烈矣，于孝何与？盖贵梅所以宁死而不自白者，以姑之故也。不然，岂其不切齿痛恨于贿嘱之商，而故忍死以为之讳哉？书曰“孝烈妇”，当矣。死三日而尸犹悬，颜如生，众人虽知而终不敢举，每岁之暮，白月照梅，隐隐如见，犹翼有知者乎？吁！今之官府，不但此等之死不肯代白，纵有别项容易表白者，亦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