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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到自己从最初的一个小小邠州司理参军，经三理主薄、监察御史里行，到今天的御史知杂事，每一步都是先觊觎其位，然后弹劾其主，再取而代之，今日相州一案又岂肯坐失良机。然而，按当时的未制，开封府主管京城民政、狱讼，刑部或御史台无权过问。他苦思冥想、寝食不安，终于想出一条妙计。第二天，他上奏神宗：“陛下，相州一案，事关朝廷重臣，只恐非开封府可了，依臣之见，应移御史台审理。”神宗依奏，命中丞邓润甫和御史上官均审理。事后，蔡确又私求参知政事王珪，奏请神宗派他到御史台参审。
经过—番精心策划，蔡确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精神抖擞地来到御史台。他任意构审犯人、编派案情，使得邓润甫、上官均无法插手，并派人监视二人的一举一动篇是摘录外，大部分是全文。每卷卷末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以便决定下一步棋如何落子。果然，二人心怀不满，密奏皇帝控告蔡确独断专行、惨掠囚犯。蔡确得知，立即草拟奏章，弹劾二人包庇罪犯、排挤忠良，又指天发誓请求皇上派谏官及内侍到御史台来审查。蔡确知道皇上处理此案要经过一定程序，于是，他抢在前面，打了一个“时间差”——派人假称使吏来录问众国可有冤情，凡是说有冤的，当即一顿胖揍，及至皇帝老子派人来问时，谁还敢喊一个冤字？
皇帝闻此，对蔡确的忠贞深信不疑，认为邓润甫、上官均妒贤害能，实在可恨，免去原职，另行发落。任蔡确为御史中丞，兼领司寺，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
神宗元丰年间，太学士虞蕃向御史台起诉当时的学官，御史中丞蔡确奉命审理此案。蔡确一般来讲是不会放弃任何可以诬陷他人，而使自己得以平步青云的机会的，于是又借机弹劾许多朝臣命官，以翰林学士许将为首的许多人都牵连人狱。蔡确令狱卒将这些人关在一个大牢里，发一个大盆，每当开饭时，狱卒把饭菜统统倒进去，用棍子乱揽一气，然后分盛给每个人。众人吃饱了又不能出去放风，按捺不住就在牢房内便溺，一时牢房之内恶气冲天，而蔡确并不急着提审他们。这些人平日也是些有头脸的人，衣食用度倒也讲究得体，而令在牢狱之中被蔡确待如猎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好眼巴巴地望着大牢上的铁锁，想不出蔡确安的是什么心，似乎每一秒钟都很漫长。这样苦熬了一段时间，蔡确才慢吞吞地来提审。这些人实在害怕再回到那地狱般的牢房，对蔡确所问之事无不—一招认。蔡确又借机诬陷参知政事元绛图谋不轨，皇帝以为证据确凿，免去元绛参知政事的职务，贬为毫州知州，让蔡确取代其职
政治投机商王黼
王黼，公元1079年生于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原名王甫。因与东汉一个宦官同名，徽宗赐名为“黼”。王黼长得清逸俊秀，一表人材。他虽不懂学术，但足智多谋，善于逢迎。王黼于崇宁年间中进士第，任相州司理参军，与何志共同编修《九域图志》。何志非常欣赏王黼俊逸洒脱的风仪、机智得体的谈吐，就把他推荐给在朝为官的父亲何执中。何执中亦为王黼表面的拔然不群所蒙蔽，竭力向上举荐，于是擢进为校书郎，后又迁为符宝郎、左司谏。
然而，这一切只是王黼远大理想的第一步。他知道何执中还够不上是一座坚实而有力的靠山。这时在朝中居相位的张商英逐渐失去徽宗的信任，徽宗派使者赐玉环给在罢相杭州的蔡京。王黼知道了这件事，猜想皇帝有复用蔡京之意，不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连忙上书皇帝，颂扬蔡京，攻击张商英。果然不久以后蔡京复相还朝，非常感激王黼的大力相助，提拔他为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御史中丞。不到两年时间，王黼摇身一变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王黼是靠何执中举荐人朝的，一旦感到他于己无用，就反过来上疏徽宗，列数了何执中二十条罪状，把他一脚踢开。不久，他又升兼侍读，进翰林学士。因为他与同蔡京有隙的郑居中交往，得罪了蔡京，被反复无常的蔡京降为户部尚书。但亦无大碍，凭着他的机警善拍，很快又官复原职。
为了进一步邀宠于徽宗，他不惜千方百计地巴结皇帝身边的宦官。他象孝敬父亲一样恭顺梁师成，称之为恩府先生，并依仗梁师成的势力，强占了他的邻居门下侍郎许将的房子想的倾向。，光天化日之下将许将一家家眷奴仆扫地出门，路人皆叹愤不已，但都惧其权势，敢怒而不敢言。
由于谄媚有方，王黼很快获得徽宗的宠信。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爬上了副相的高位，一下子由通议大夫连升了八级，升官之速，前所未有。徽宗又另赐他城西府宅甲第。搬家的那天，教坊乐队吹吹打打在前面开路，而“供张什器，悉取于官”。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王黼代蔡京执政。最初为了笼络民心，他采取了罢方田，毁辟雍和医学、算学，并会要和六典诸局，精简官僚机构，减轻赋税杂役等改革措施，蒙蔽了四方百姓，当时人人称之为“贤相”。但狐狸的尾巴是藏不住的，这位“贤相”比起蔡京的奸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设置应奉局，自兼提领，以进贡皇帝为名，向各地百姓摊派，要求进贡四方珍异之物，然而这些东西到皇帝手中的不过十分之一，其余的都被他收进自己的口袋，一时间王家富比龙廷。
同历朝历代的奸邪小人一样，王黼也对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毫不留情地残酷迫害。御史中丞陈过庭上疏皇帝，乞求裁减以御前使唤为名的冗员，京师转运使张汝霖请罢进西路花果，均被徽宗采纳了。这使王黼十分忌恨道家以老庄为主要代表的哲学学派。西汉司马谈始称，“露章劾之”，使二人都被发配远郡。王黼还公开卖官鬻爵，当时有民谣唱道：“三千索，直秘阁；五百万，擢通判。”
王黼不仅贪财，还十分爱色。他自己姬妾成群，日夜淫乐还不够，还要四处猎寻美色。他见微猷阁待制邓之刚的妾容颜娇媚，姿色超群，便起了不良之心，于是设计诱夺，然后又捏造了一个罪名，把邓之则发配岭南。
王黼当权时正值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外侵内患，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纷纷爆发。宣和二年。方腊在睦州起义。王黼一向善于在皇帝面前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很害怕皇帝知道这件事会坏了自己的前程，所以隐而不报。不想，起义延续了一个多月，声势愈加浩大，继而又攻破六郡。事态眼看无法隐瞒，他才上表报告。徽宗派童贯督甲兵十万，镇压了起义，非但没有怪罪王黼，又以功转少傅，进少师。
宋统治对待农民起义残暴狠毒，对待外族入侵却是软弱无能。北方的辽虽已是日薄西山，但宋仍畏之如虎狼，更不必说异军突起的金国。大臣赵良嗣向朝廷献“联金攻辽”之计。百官大多以为此计不可行，因为辽若存保身”、“安身立本”之论，要求于日常生活中实现伦理规范。，三足鼎立对金也是一种威胁，倘若辽已破，金无后顾之忧，怕要一心一意攻打大来。王黼却十分支持这一建议，他慷慨陈辞：“辽与宋虽通好百年，但近年以来，辽对我朝多有慢怠。况且兼攻昏弱之邦也是兵家常用之策。如果我们不取辽地，则其必为金人占有，中原之地将不复再属大宋了。”他又写信给领兵的童贯，表示“太师要北伐，王黼愿效死以助”。
用历史的观点来回顾北宋末年的历史，“联金攻辽”的确是可施之计。王黼一心支持是不是真的从江山社稷出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他的初衷，看一看他在军中的所作所为。
王黼从一个小小的司理参军转而成为少傅、少师，已是否泰如天地。可是人的贪欲却是无止境的。王黼非常想通过“身任伐燕之责”建立功勋，问鼎太师之职。那么他在军中又是如何肩负伐燕之责的呢？王黼在三省置经抚房，专治边事，他借口军用搜括天下丁夫，按人数算得“免夫钱”六千二百万缗，买了五、六座空城向朝廷报捷。
这样的目的，这般地作战，“联金攻辽”便成了一纸空文。女真统治者也看透了宋朝廷的软弱无能和臣子的贪婪自私，在联合中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毫无平等可言代表。宣称“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科学社会主义的，名为“联合”，实如降金。大宋的国土一天天沦丧，王黼的官阶却一级级高升。皇帝得到他得城凯旋的“喜讯”后，率百官一同为他庆贺，并解下随身所佩的玉带赐于王黼，优进太傅，封楚国公，许服紫花袍，仪同亲王
晋身有术的蔡京
北来未年，都城汴梁流传着一首民谣：“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这位“筒”是指大太监童贯，而那位“菜”便是指反复无常、两面三刀、唯利是图的蔡京。
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人。公元1070年登进士第，然后调任杭州做钱塘尉，再任舒州推官，后又迁升为起居郎。公元1083年，蔡京出使辽国还朝，又拜为中书舍人，不久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
蔡京踏入政界时，变法派和保守派正打得热火朝天，不可开交。蔡京一时间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不知该投靠哪一派。其实无论是因袭旧制还是弃旧图新，他都不感兴趣，他的目标只是个人的平步青云，他先是依附蔡确打击王珪，以贪定策之功，结果却事与愿违，失败了。
元袺年间（公元1086—1094年），司马光执掌朝政，保守派暂时得利。这使以变法进身的蔡京很心虚，他只好静观其变，伺机改舵。司马光决定废除新法朱晦庵即“朱熹”。，复辟旧制，下令恢复差役法，限期五日完成。大家都认为期限过紧，唯独蔡京在短短的五天里“悉改畿县雇役”，而且无一违例，为此他得到了司马光的另眼相看。司马光高兴地说：“假使人人都执法如君，还有什么不通的呢？”蔡京以为自己终于进身有路了，不想台臣、谏官纷纷进言说他挟邪坏法不堪重用。于是又被赶出京城，出知成德军，再改知瀛州，不久又被迁徒到成都。后来又改为江、淮、荆、浙发运使，知扬州。蔡京当然不甘心自己日益沉沦，千方百计地博得保守派的好感，最后又被擢为龙图阁学士，复如成都。
元祐八年（公元1O93年），高太后驾崩，保守派的后台一下坍塌了。宋哲宗亲临朝政，决意继承神宗事业，改元绍圣。这一下变法派又梅开二度，复兴起来，主要人物章惇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深很自己时运不济、目光短浅，恨不得给自个儿一个嘴巴。为了锦绣前程，他赶快打起精神，摇身一变，四处钻营打点，说自己早就列籍新党，劳苦功高，所以才成了元祐贬臣，希望得到起用，效命朝廷。绍圣初年，入权户部尚书，从此时来运转。
章惇想要恢复王安石的“免役法”，置司讲议，但一直没有决定下来。蔡京见天赐良机，便对章惇说：“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章惇深以为是，当即拍板废差役，行雇役。差役、雇役两法截然相反，司马光、章惇又是两相对立，蔡京前后十年身莅二事，都能成于反掌，实在不可等闲视之。
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章惇举荐蔡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主修国史。当时文及甫狱起，蔡京受命追治同文馆狱。他趁机八方株连，谋杀异己。他先拘捕了内侍张士良，逼他说出陈衍的罪状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主义的基，并串通刘挚、梁焘弹劾陈行，以大逆不道之名诛杀了陈行，然后为杀人灭口，又贬死了刘挚、梁焘。蔡京之弟蔡汴与之狼狈为奸、相济为恶：以至“被罪者数千人”，一时臭名昭著。
宋徽宗即位初年，将蔡京罢为端明，龙图西学士，知太原。蔡京觊觎朝廷重权非止一日，如何肯舍得即将入口的美味佳肴，于是恳请皇太后为其讲情，留他继续编修国史。过了几个月，谏官陈瓘指责他贿赂近侍，徽宗再将其派知江宁。蔡京心里很不痛快，迟迟不肯走马赴任，赖在京城里指望皇帝能收回成命。结果，御史陈次升、龚夫、陈师锡又合参了他一本，历数他的恶行，徽宗一怒之下罢了他的职，提举洞霄宫，贬到杭州。
蔡京来到杭州，反思这些年宦海沉浮，觉得是自己没有很好地与皇帝亲近侍臣搞好关系，以至于关键时刻没人为自己撑腰。偏巧这时宦官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到江浙一带，为皇帝访求书画奇巧。蔡京闻讯大喜过望，连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