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 第39部分

　　甚深，非得友邦谅解，不克有成。故居辽以后，颇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相

　　往还，力陈欲谋东亚之和平，非中日协力从东三省下手不可；欲维持东三

　　省，非请我皇上临御，不能洽民望。友邦当道闻之，颇动听。

　　关于罗振玉在一九二八年末搬到旅顺大连以后的活动，他曾来信大略向我说过，那时在郑孝胥和陈宝琛等人的宣传下，我对这个“言过其实，举止乖戾”的人，并没抱太大的希望。正巧在几个月之前，他刚刚又给我留下了一个坏印象。几个月以前，他忽然兴冲冲地从大连跑来，拿着日本浪人田野丰写的“劝进表”对我说，田野丰在日本军部方面手眼通天，最近与一个叫高山公通的军界宿耆共同活动，得到军部的委托，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根据所谓“赤党举事”的情报，派谢米诺夫率白俄军在日军支援下乘机夺取“奉天”，同时将联络东北当地官吏“迎驾归满，宣诏收复满蒙，复辟大清”。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希望我拿出一些经费给他。我听了这个计划，很觉蹊跷，未敢置信。过了两天，日本驻北京的武官森赳忽然来找郑孝胥，要我千万不要相信田野丰的计划，郑孝胥连忙告诉了我，并且把罗振玉又攻击了一顿。这件事情才过去不久，现在罗振玉又来和我谈迎驾的问题，我自然不能不有所警惕。

　　我瞧瞧罗振玉，又瞧瞧生疏的上角利一，心中犹豫不定。显然，罗振玉这次的出现，与以往任何一次不同，一则谈话的地点是在日军司令部，同来的还有关东军板垣大住的代表；二则他手里拿着照治的亲笔信；再则，前一天我从大连报纸上看到了“沈阳各界准备迎立前清皇帝”的新闻，天津报上不断登载的中国军队节节退让，英国在国际联盟袒护日本的消息。看来日军对东北的统治是可能实现的，这一切都是我所希望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和陈宝琛、郑孝胥他们商量一下的好。

　　我向罗振玉和上角说，等我回去考虑一下再答复他们。这时，不知躲在哪里的香推出场了，他向我表示，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我能考虑关东军板垣大住的意见，动身到东北去。他这几句话，使我在坐进汽车之后，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像是假的。我的疑惑已经完全为高兴所代替了。不料回到了静园，马上就碰见了泼冷水的。

　　头一个表示反对的是陈宝琛，追随他的是胡嗣瑗、陈曾寿（婉容的师傅）。他们听了我的叙述，立即认为罗振玉又犯了鲁莽乖戾的老病，认为对于关东军的一个大住的代表，并不能贸然置信。他们说，东北的局势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以及“民心”的趋向等等，目前还未见分晓，至少要等刘骧业探得真相之后，才能决定行止。听了这些泄气话，我颇不耐烦地直摇头：

　　“熙洽的信，决不会说谎。”

　　八十四岁的陈宝琛听了我的话，样子很难过，任了一阵之后，很沉痛地说：

　　“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惟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

　　我看和这几个老头子说不通，叫人马上催郑孝胥来。郑孝胥虽然七十一岁了，却是劲头十足的，他的“开门户”、“借外援”。“三共论”以及“三都计划”等等，已使我到了完全倾倒的程度。不久前，我按他的意思，给他最崇拜的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写了一块“国士无双”的横幅。他曾说：“意大利必将成为西方一霸，大清帝国必将再兴于东方，两国分霸东西，其天意乎？”为了嘉勉我未来的黑衣宰相，这年春天我特授意我的父亲，让我的二妹和郑孝胥的长孙订了亲，给以“皇亲”的特殊荣誉。我估计他现在听到熙洽和关东军请我出关“主持大计”的消息，必定是与陈宝琛的反应不同，该是大大高兴的。没料到，他并没表现出我所料想的那种兴奋。

　　“展转相垂，至有今日。满洲势必首先光复，日本不迎圣驾，也不能收场。”他沉吟一下说，“不过，何时启驾，等佟济煦回来之后再定，更为妥帖。”

　　这意思，竟跟陈宝琛一样，也以为时机未臻成熟。

　　其实，郑孝胥脑袋里所想的，并不是什么时机问题。这可以由他不多天前的一篇日记来证明：

　　　　报载美国罗斯安吉（洛杉矶）十月四日合众社电：罗斯安吉之出版人

　　毕德，为本社撰一文称：世界恢复之希望（按资本主义世界从一九二九年

　　起发生了经济大恐慌，报上经常有谈论如何把资本主义世界从危机中拯救

　　出来之类的文章——作者）端赖中国。氏引英国著名小说家韦尔斯之最近

　　建议，“需要一世界之独裁者将自世界经济萧条中救出”，氏谓此项计划，

　　无异幻梦，不能实现。华德建议美政府，应考虑极端之独裁办法，以拯救

　　现状。第一步，应组一国际经济财政银行团，以美国为领袖，供给资金，

　　惟一目的，为振兴中国。氏主张美政府应速草一发展中国计划。中国工业

　　交通之需要如能应付，将成为世界之最大市场，偿还美国之投资，当不在

　　远。此时集中注意于中国，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皆有改正，繁荣可以恢复，

　　人类将受其福利云。

　　　　今年为民国二十年。彼以双十为国庆，这二十年整矣。此试巧合，

　　天告之也：民国亡，国民党灭，开放之期已至！谁能为之主人者？计亚洲

　　中有资格者，一为日本天皇，一为宣统皇帝，然使日本天皇提出开放之议，

　　各国闻之者，其感念如何？安乎？不安乎？日本皇帝自建此议，安乎？不

　　安乎？若宣统皇帝，则已闲居二十年，其权力已失，正以权力已失，而益

　　增其提议之资格。以其无种族国际之意见，且无逞强凌弱之野心故也。

　　可见，他不但看到满洲，而且看到全中国，全国的“开放之期已至”，更何论东北！那时他考虑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去东北的时机，而在于如何应付罗振玉的新挑战。

　　挑战是从我去日军司令部的前几天就开始了的。那天，我接到了从东北来的两封信，一封是罗振玉的，一封是给溥伟当秘书的周善培（在清末给岑春煊做过幕僚）的，都要求我“给以便宜行事”的“手谕”，以便为我活动。照他们的话说，时机已至，各方面一联络即成，目前只差他们的代表身分证明了。我把这事告诉了郑孝胥，他慌忙拦阻道：“此事万不可行！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

　　郑孝胥胥我被罗振玉垄断了去，对这一点，我当时自然理会不到，我只觉得既然都主张等一下去东北的人，而去东北的人也快回来了，不妨就等一等。这时的陈曾寿惟恐我变了主意，忙给我上了一个奏折。这个奏折可说是代表了陈宝琛这派人当时思想的一个典型材料：

　　奏为密规近日情势，宜慎赴机宜，免误本谋，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同凡事

　　不密则害成。所当暗中着着进行，不动声色，使人无从窥其际。待机会成

　　熟，然后一举而起。故不动则已，动则必期于成。若事未实未稳，已显露

　　于外，使风声四播，成为众矢之的，未有不败者也。今皇上安居天津，毫

　　无举动，已远近传言，多所揣测。若果有大连之行，必将中外喧腾，指斥

　　无所不至，则日本纵有此心，亦将阻而变计。彼时进既不能，退又不可，

　　其为危险岂堪设想。且事之进行，在人而不在地。苟机有可乘，在津同一

　　接洽；若机无可图，赴连亦属罔济。且在津则暗中进行，而易混群疑，赴

　　连则举世惊哗，而横生阻碍。在津则事虽不成，犹有余地以自处；赴连则

　　事苟无着，即将悬寄而难归。事理昭然，有必至者。抑在今日局势未定，

　　固当沉机以观变，即将来东省果有拥戴之诚，日本果有敦请皇上复位之举，

　　亦当先察其来言者为何如人。若仅出于一部分军人之意，而非由其政府完

　　全谅解，则歧异可虑，变象难测。万一其政府未能同意，中道改计，将若

　　之何？是则断不可冒万险以供其军人政策之尝试。若来者实由其政府举动，

　　然后探其真意所在。如其确出仗义扶助之诚，自不可失此良机；如其怀有

　　利用欺诱之意，则朝鲜覆辙具在，岂可明知其为陷阱而甘蹈之。应付之计，

　　宜与明定约言，确有保障而后可往。大抵路、矿、商务之利，可以酌量许

　　让。用人行政之权，必须完全自主。对外可与结攻守之同盟，内政必不容

　　丝毫之干预。此当预定一坚决不移之宗旨，以为临事应付之根本者也。昔

　　晋文公借秦力以复国，必有栾、卻、狐，先为之内主；楚昭王借秦兵以却

　　吴，亦有子西等旧臣收合余烬，以为先驱。自古未有专恃外力，而可以立

　　国者。此时局势，亦必东省士绅将帅先有拥戴归向之表示，而后日本有所

　　凭借，以为其扶助之资。此其时机，似尚未至。今日东省人士犹怀观望之

　　心，若见日本与民国政府交涉决裂，当有幡然改图者矣。今列强外相群集

　　于日内瓦，欲借国联局面施其调停。日本不肯开罪于列强，闻已提出条款

　　大纲，若民国政府应允，即许退兵。在民国政府虽高唱不屈之论，实则色

　　厉内荏，恐终出于屈服之途。日本苟尝所欲，必将借以收场。若交涉不能

　　妥协，则或别有举动。此时形势犹徘徊歧路之间，万不可冒昧轻动，陷于

　　进退维谷之地也。观今日民国情形，南京与广东虽趋合并，而彼此仇恨已

　　深，同处一堂，互相猜忌，其合必不能久。彼等此时若与日本决裂，立将

　　崩溃。如允日本要求，则与其平日夸示国人者完全背驰，必将引起内乱，

　　无以自立。日本即一时撤兵，仍将伺隙而动。故此时我之所谋，即暂从缓

　　动，以后机会甚多。若不察真相，轻于一试，一遭挫折，反永绝将来之望，

　　而无以立足矣。皇上天纵英明，饱经忧患，必能坚持定见，动合机宜，不

　　致轻为所摇。臣愚见所及，是否有当，理会恭折密陈，伏祈圣鉴。谨奏。

　　在这各种不同的想法里，静园里越加不能安静了。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情。









我的前半生二　日本人意见分歧






二　日本人意见分歧

　　还不等静园里商量出一致意见来，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的后藤副领事，第二天便找上了门。他们对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全知道了。总领事馆表示，他们对我的心情和处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我最好是慎重从事，现在不要离开天津；他们负有保护的责任，不得不作这个劝告。

　　从这天起，这位后藤副领事不是直接来见我，就是找陈宝琛舅甥或是郑孝胥父子，进行劝阻。另方面，日本驻屯军的通译官吉田，却一再向我宣传，说日本军方决心支持我上台，我最好立刻动身出行。

　　这时我对于日本军政双方有了新的看法，和陈宝琛那一伙人的看法有了分歧。陈宝琛一向认为文人主政是天经地义，所以他只肯联络日本芳泽公使，他的外甥只肯和领事馆以及东京的政友会人物来往。这时他坚决主张，如果东京方面没有表示，千万别听军人们的话。我的看法则不同，认为现在能决定我的命运的不是日本政客，而是军人。我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和情报，我是从当前摆着的事实上看出来的。我看到日本人一方面在外交上宣称，准备和南京政府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纠纷”，另方面关东军却一路不停地前进，攻击退却着的中国军队。我那时虽然还不太明白，这和蒋介石、汪精卫们一边嚷着抵抗，一边把国土让给敌人，原都是用以欺世的两面手法，但我能看出决定问题的还是日本军人。陈宝琛指出国际列强的暧昧态度可虑，这也和我的感觉不同。我去过日本兵营后不多天，英国驻津军队司令官牛湛德准将忽然来到静园访问。他对“九一八”事变给我造成的机会，表示了“私人的祝贺”，并且说：“如果陛下能在伟大的满洲重新登极，陛下的仆人牛湛德，愿意充当龙旗下的一名士兵。”这话使我更加相信郑孝胥说的英方袒日的消息。牛湛德来访之后，庄士敦也突然和我久别重逢，据他说这回是代表英国外交部，来办理废款和归还威海卫的余留问题，顺便前来看望看望我。他为我的“前途”表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