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四十周年那天，贺龙突然兴奋起来，并且自豪地向薛明讲起了军队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井冈山毛主席与朱老总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他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又说：“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那是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
有一天夜里，听到雨声，他象过去一样对我说：“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别淋着了。”当他知道战士早已在走廊上了，连声说：“好，过来了就好！”
贺龙在兼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呕心沥血，开拓了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使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刷新了旧中国的运动记录，打破了不少项目的世界记录，获得多项世界冠军。为增强人民体质，振兴中华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一月中旬，当贺龙同志看到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把体育系统说成是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的“大批判”文章，说：“这是不公平的，很不公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体育战线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的事。”并担心地说：“这样，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体育战线的好干部、教练员、运动员挨整了！”
5．3 “通敌叛变”真相
1968年9月18日，被隔离审查的贺龙突然收到“专案组”的一封信，要他交代历史上的所谓“罪行”。这是隔离以来“专案组”向他提出的唯一重大的“问题”：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把信往桌上一甩，怒气冲天地吼道：“撞他妈的鬼！
人都给我抢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狗娘养的！”
原来，早在1967年2月14日，为了适应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需要，武汉市财贸干部外语教员晏××就向中央写信诬告贺龙历史上有所谓的“叛变投敌”问题，说：“1933年，贺龙主动要求投降，蒋派熊贡卿去后，贺龙要求当军长，蒋介石只同意让他当师长，贺龙因官小没有谈成。怕事情暴露，为了灭口把熊贡卿杀了。”江青拿到这个“揭发”材料后，要挟周总理说：“这下可该他贺龙揪出来了吧！”1967年6月13日，林彪、叶群派朱铁铮到武汉调查晏××的揭发问题。晏和他所在组织头头参与了这次调查。当晏××知道被调醒的六个人都不能证实贺龙有问题时，又写了一份与上次内容相同的“揭发”材料。1971年，“专案组”就按宴××的材料为主要依据，定贺龙“通敌叛变”。这是林、江一伙忘图在政治上把贺龙打倒的一个恶毒伎俩。
贺龙那颗赤诚的心被重重地刺伤了。他抓过一个笔记本，不停地写“冤枉”两个字，一页纸写得满满的。他说：“他们要是叫我签字划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
历史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期，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洪湖地区乃至湘鄂西地区的革命斗争遭受了严重挫折，红三军由二万人锐减到三千人。贺龙率领这支革命力量转战于湘鄂川边区，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1934年1月13日，红三军驻进了万山丛中的鄂西利川小河镇。一天，部队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说是要前来送一个叫熊贡卿的亲笔信给贺龙。
熊贡卿其人，是一个大腹便便的政客。早在北伐前，贺龙就认识他。此人大革命时曾唱过几名高调，但“四·一二”后，就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
贺龙从信的字里行间很快看出了敌人的游说，策反之意。
他们是想借熊贡卿同贺龙“昔日友善”的关系，“深入虎穴，招安投诚”，故先派这个叫梁素佛的人前往红三军驻地试探，并联系熊贡卿与贺龙见面。
贺龙强按心头的厌恶之情，吩咐警卫员带“客人”去休息，并特地嘱咐警卫班长“加强警戒，千万莫让他跑脱了”，自己顶着凛冽的寒风，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去报告情况。湘鄂西中央分局军政委关向应听了贺龙的汇报后，决定允许熊贡卿来红三团驻地，以便弄清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破坏情况。于是，由关向应口述，军部文书执笔，以贺龙的名义给熊写了回信，并交分局书记夏曦过了目。
一星期后，熊贡卿、梁素佛果然带着光洋、礼帽、金壳怀表、毛巾和饼干等“见面礼”来到红三军驻地。贺龙根据上级指示，不动声色地与熊贡卿“叙旧”，从中掌握了大量敌情，几日后，贺龙到中央分局驻地向关向应汇报了情况。关向应叫来参谋，把贺龙从敌人口中掏出的情况整理成一份材料，交到分局。几天后，红三军军部召开团以上工作会议，贺龙公布了熊贡卿策反活动的经过，并宣布了中央分局关于公审处决熊贡卿、梁素佛的决定。会上，关向应还要求干部要象贺龙那样，经得起任何考验，对党忠心耿耿。
第二天，红三军全军指战员和附近的老乡聚集在龙山县茨岩塘新起寨旁空旷的田野上，举行群众审判大会。贺龙激愤地向群众控诉了蒋介石及其说客的险恶用心。接着，关向应宣读了中央分局关于处决熊贡卿、梁素佛的决定。在贺龙一声“立即执行”的命令声中，警卫班长刘开治带领几名战士，将熊贡卿、梁素佛处决。蒋介石的策反阴谋就同他的反革命“围剿”一样，被彻底粉碎了。
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给党中央的报告里专门呈报了这件事。报告说：“去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1934年3月3日，蒋介石亲自签发了对熊贡卿从优议恤的训令。训令中写道：“熊瑞龄于上年十一月奉派赴鄂西招降贺龙”，“致遭惨杀，殊堪悯惜”，“照少将阵亡例，从优议恤。”
历史毕竟是历史，不是那些阴谋家能够纂改得了的。正如贺龙在林彪，江青一伙要他交代与熊贡卿谈判的“罪行”时所说的：“我相信人民会了解我！党和毛主席总会有一天为我说话！”
5．4 元帅之死
林彪、“四人帮”一伙不仅要在政治上把贺龙打倒，而且要从肉体上把他消灭掉。贺龙的处境越发危急了。
贺龙身患糖尿病，需要的是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和精神上的松弛。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却利用贺龙所患病的特点，对他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伙食本来就很差，这时就更差了。两格圆形的饭盒，一格里盛着饭，多数是不给盛满的；另一格是菜，经常是清水煮白菜、糖萝卜，再不就是老得象甘蔗皮似的豆角。这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此外，医疗条件也越来越差，连每天必需的极普通的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他们还在暖气上做文章，在严寒的冬天，借口水管破裂，把暖气关掉了。
斗争越来越尖锐了。不久，专案组查到了1934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贺龙经过分局批准诱杀熊贡卿事实经过的报告，但他们有意压下，不呈报中央。二月下旬的一天，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整人也不敢光明正大呀？！你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怕别人攒着你的把柄！”他对薛明说：“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他还指着中央文革那个“顾问”的名字说：“这个人，老奸巨滑，做尽了坏事。”
“九大”召开当天，看到公报上有林彪、江青一伙的名单后，贺龙一连几天都双眉紧锁，心情沉重。他愤慨地说：“他们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大换班！用心狠毒！”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更加忧虑了。
贺龙的身体在残酷的摧残和折磨下更加衰弱了。没有蔬菜，有时贺龙夫妇甚至吃起了院子里长的野菜。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导致他们二人身体虚弱，步履维艰。五月上旬的一天夜里，贺龙久久不能入睡，薛明挣扎着起来想找医生要些安眠药，刚出房门，眼前一黑，就晕倒在走廊上。贺龙爬起来找她，找到后拉也拉不动，只得去找人帮忙，结果他又在走廊的另一头栽倒了。过了很长时间，哨兵发现了，才把他们搀进屋里扶上床。
半夜，贺龙醒过来，听到有人在哼一首歌。原来是哨兵在窗外轻声地唱：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
贺龙思念洪湖。他万万没想到，在山谷深夜的这几句歌声，竟是他最后听到的关于洪湖的歌。
贺龙的身体越来越坏，那个不幸的时刻无情地到来了。
六月三日，开始出现食欲不振的症状。
六月七日，未进食。
六月八日，未进食，开始出现上腹痛、恶心、呕吐等粮尿病酸中毒症状。晚八时，抢救的医生方才来到，并在治疗中使用了只能加重病情的葡萄糖。在忙着输液的功夫，医生大声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贺龙的神智仍然清楚。趁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拉着薛明的手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六月九日，天亮之后，医院来了医生接他去住院。贺龙表示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医生仍然坚持要住院，并且声称是“组织上的决定，非去不可。”组织观念一向很强的贺龙不再吭声了。屋里顿时乱起来。来人拿进一副担架，七手八脚地把贺龙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
下午三时四分，贺龙元帅被害致死。
5．5 一波三折的平反过程
1973年5月1日，贺龙元帅一家终于结束了五年零四个月的监禁、流放、住招待所的畸形生活。可全家欢欣不起来，“遍插茱萸少一人”，一家之主的冤案尚未平反，全家的精力集中到申冤这件大事上来了。
林彪的罪行一件件被揭发出来，林彪余党的坦白交代暴露出事实真相。薛明和子女十分愤怒，但同时也看到平反的希望。
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些老同志陆续恢复了工作，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了。
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毛主席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并说：
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策反的人，贺龙把他杀了。指示要为贺龙平反。这真是一言九鼎啊！1973年最冷的时候，薛明一家得到了最大的温暖，但是，宽慰之余又不无忧虑。那几个整过贺龙、还掌握着一部分大权的人，还会作梗。
事情正如薛明所料。毛主席虽然说了话，但在为贺龙平反和如何平反的问题上，正义与邪恶经历了十个月的斗争。由于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的多次指示，中央终于在1974年9月29日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即“中发［1974］25号文件”。当时江青反革命集团还在台上，这次平反是不彻底的。薛明回顾说：“那个时候，江青，康生一伙人在中央还很有势力，所以，那个文件是留下了尾巴的；没有提贺龙是被害死的，说成是病故；还说‘审查是必要的’。
这样，就把江青、康生迫害贺龙的罪恶掩盖过去了。”
1975年6月9日是贺帅逝世六周年纪念日，党中央选择了这一天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江青又大嚷大叫，说什么“这是用死人压活人”，不准见报，不准广播，不准一切公开宣传，要尽量降低规格，甚至不让在医院中的周总理知道。
但是，周总理还是知道了，他不顾重病在身，以羸弱之躯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薛明事先知道没有通知周总理，没有料到总理会来参加仪式。她和亲属好友正在休息室等待，室外突然传来周总理的声音：“薛明在哪里？”薛明迎上前去，扑到总理怀里，总理沉痛地说：“薛明哪，我没能保住他呀！”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看到总理太悲伤，便上前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呀！”总理说：“我的日子也不长了！”休息室里一片哭声。
由于压低了规格，仪式由军委主办，原定由军委副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