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四人帮”集团对贺龙进行了凶残的迫害。他们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四十五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饮水。薛明脸不洗，口不漱，忍着难耐的干渴，为的是让贺龙有口喝。
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十八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拿来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烧坏了。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地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贺龙与薛明就是这样在患难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1969年6月9日下午三时四分，贺龙被迫害致死。
不久，薛明受周总理瞩托，写下了《向党和人民汇报》，将贺龙遭受迫害时的生活情形公诸于众
4．3 贺龙的儿女们
贺龙与蹇先任生下的女儿贺捷生，解放后不久考上了“北大”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五年。“文革”期间，因受牵连，被剥夺公民权利，下放劳动改造，这期间，她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被审查达五年之久。在这期间，先是前任丈夫弃她而去，接着父亲惨死，继而十二岁的女儿上吊自杀。不久，她的第二任丈夫又被迫害致死。直到林彪死后，她才暂时解脱，回到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1975年4月，贺捷生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寻找贺龙遗骸，补行丧礼，讣告国人。六月，她接到通知，贺龙的骨灰安置仪式将秘密进行，“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治丧、不报导、不宣传”。贺捷先十分气愤，再次上书毛主席，并请邓颖超同志转交给周总理。周总理在医院得知真情，当即亲自给毛主席写信，并附上贺捷生的信。过了两天，事情有了着落，周恩来打电话给贺捷生，表示自己将抱病前往参加贺龙的骨灰安葬仪式并亲自致词。
贺捷生在文革末期致力于为老同志的平反工作，同中共中央一些在“文革”中一度被打倒、后又陆续复出的元老们关系密切。那时，她为了把下面的一些材料捅到上面，想尽了各种办法。她虽然不会抽烟，但随身总带着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为的是在紧要关头及时烧毁材料。
现在她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同时，为圆昔日文学梦，在业余时间写起书来，创作了一些颇受欢迎的文学作品。1984年，她的《青青畅想曲》、《击毙二王》、《祝您一路平安》在《昆仑》和《人民文学》上发表。不久，由她执笔编写的电影剧本《残月》，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并获得很大成功。
1978年，邓颖超亲自为贺捷生举行婚礼。新郎叫李振军，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区政委，是一名儒将，在戎马生涯中，不但能征善战，而且能吟诗作对。
1988年，贺捷生被授予大校军衔。
薛明与贺龙结婚后，共生有两女一子。女儿分别叫贺晓明，贺黎明，儿子就是贺鹏飞。贺晓明曾在北京市旅游局外事办工作，后加入富利公司。贺黎明“文革”之后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1983年曾在香港光大实业公司事务部当秘书。
“文革”初期她曾到廖承志家避难，与廖承志之子廖平结为夫妻。
贺鹏飞小学时就读于北京育才小学。1962年，于北京男四中高中毕业，学业一般，据说体育成绩相当好。有趣的是，贺龙当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不知二者有无关系。贺龙希望鹏飞进清华大学读书，但他还达不到清华大学的录取线，而象这样的高干子弟本可以保送进大学，然而贺龙严于律己，没有这样做。这一来，贺鹏飞竟连续两年没有考上大学，一直留在男四中高三补习直到一九六四年才考入清华大学。
文革初期，贺鹏飞成了清华大学“造反派”的首要人物，曾一度与几个高干子女左右了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运动，据说他们当时旗帜鲜明地支持刘少奇。后来，随着贺龙夫妇相继被打倒，他本人也从“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
贺龙被打成“反革命”后，当时的中央文革发通辑令捉拿贺鹏飞。贺鹏飞和贺晓明把妹妹贺黎明藏到廖承志家后，兄妹连夜逃出北京，改名换姓，在一条往返于津沪的货船上当苦力糊口为生。当时贺鹏飞大学尚未毕业，周恩来经过多方打听查找到他们兄妹的下落并担保不再逮捕他们，贺鹏飞和贺晓明这才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1967年10月，贺鹏飞患了重病，无法就医，当时尚未被打倒的陈毅仗义执言，才把他送进了医院，但一场大病还没有痊愈，新的迫害又落到了他的头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以“企图外逃”把贺鹏飞、贺黎明兄妹及其他一些高干子弟送进少年管教所审讯了半年。
贺黎明从少管所出来后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贺鹏飞则进了一家工厂当工人。
文革后，贺鹏飞因学的是机械专业，所以进了北京市机械进出口公司。工作期间，与当时在该公司任资料员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冯露结婚。
贺龙平反后，贺鹏飞于1979年前后参军，并于1980年在清华大学及国防科技大学研修军事工程诱导战术。八四年初升任为总参谋部通讯部副部长，同年七月任总参谋部装备部所属“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年底升为装备部副部长，次年升为装备部正职。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最年轻的少将，属于正兵团级军官，主管全军军事装备。
5 “文革”蒙冤及平反之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毒诬陷和残酷迫害，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1969年6月9日，一代元戎与世长辞。
1975年，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说：“贺龙是个好同志。”然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贺帅被害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其中一波三折，发人深省。
5．1 一场风暴平地起
1966年，一场风暴平地而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八月中旬，林彪、江青一伙对干部搞无限上纲。贺龙表示不满。说：“现在这个搞法，有点象在党内搞清理队伍，难道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多半辈子，他们是什么阶级还不清楚吗？！”
很快，林彪、江青一伙便把矛头指向了贺龙。八月二十六日，林彪诬陷贺龙指使人在军队夺权，并在随后的一个文件上批示：这件事与不久前煽动空军颠覆吴法宪、海军反李作鹏、王宏坤等“同出一个根源”。接着，林彪指使吴法宪组织写诬陷贺龙在军队“夺权”的材料。
九月十四日下午，贺龙从外面回到家，妻子薛明拿着几份文件来到他身边，他没有马上看文件，只是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吸着烟，脸上失去了往日开朗的笑容。
“告我的黑状”。他突然说道，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可就是没告准！”
原来，毛主席将林彪指使吴法宪等人写的诬陷信交给了贺龙。贺龙当时看完后，主席笑着说：“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主席还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十二月三十日，江青跑到了清华大学，找贺鹏飞谈话。她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又说：
“你妈妈也不是好人！”接着，在一次接见群众的会上，江青又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在这股恶浪的推动下，很多在各个历史时期和贺龙一起工作过的战友被揪斗，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被诬为“贺龙的斐多菲俱乐部”，名单到处张贴。街上的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
1967年1月4日，江青、戚本禹指使一些人不断冲击贺龙住地。贺龙愤怒了：“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哟！”并要出去见群众。薛明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为他的安全担心，认为最好先请示总理。贺龙说：“那好，听总理的！”
五日和九日，贺龙两次到中南海找周总理，未遇。这时，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对贺龙进行攻击，诬陷贺龙“到处夺权”，是个“刀客”。
十一日，贺龙的家被抄。贺龙只好携薛明到周总理家里。
总理关心地说：“你身体不好，情况也复杂，不能见群众。有什么事我顶着。”总理叫人接通了贺龙家的电话，指示围攻的人们撤出去；并留两人在他家里住下。
总理本想把贺龙留在中南海。但是，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挑动下，中南海也闹了起来，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受到了冲击。一月十九日，总理和贺龙正式谈了一次话，李富春也参加了。总理还约了江育。江青不来，却指使人在约定的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打倒贺龙”。就在这刺耳的口号声中，总理对贺龙说：“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总理又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神情专注地听着。他万万想不到，这竟是他听到总理的最后一次谈话；这次晤谈，竟成了这两位共同战斗了四十年的战友的永诀！
5．2 移住北京西山
1967年1月20日，贺龙与薛明移住北京西山某处。这是建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除了贺龙夫妇，还有担任警卫的战士。
一个多月过去了。三月七日，贺龙把经过一个月学习、深思写好的材料交给周总理并转呈毛主席。三月十一日，周总理派人来看望贺龙夫妇。来人转达了总理对贺龙健康的关怀，并告诉贺龙夫妇，除了小女儿贺黎明外，孩子都已经找到了，让他们不要惦记。
但是，到了夏天，林彪一伙背着毛主席，绕过周总理，把黑手伸到了贺龙的住处，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让不明真相的人把窗帘拉上，不许贺龙他们见阳光；接着又把两人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去。伙食上也开始刁难了，吃的饭里砂子很多，而且没有烟抽。继而，又以水源困难为由，竟连续四十五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
就这样，因为缺水，贺龙有时竟靠喝雨水度日。
夏去，秋来。树叶由绿变黄了。
九月间，贺龙已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和总理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帮”的魔掌。贺龙感到回中南海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一天，贺龙特别专注地读起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指着这篇方章，无限感慨地对薛明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书上写的去做，那就好了。”
稍停，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道：“不对头呵！现在有人把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喽！”他的话音越来缓慢了了。继而，要说什么，已发不出声音了。薛明马上把贺龙送进医院。可是，医生说他是“诈病”，不但不认真救活，还进行虐待。贺龙语言能力恢复后，就再不肯住院了。
一个星期后的晚上，一辆吉普车把贺龙送回西山。夜深人静的时候，谈起医院的情况，他告诉薛明，有一个看守他的战士对他说：“又有几个部队的领导干部被点了名，打成“反革命”了。
他从胸腔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都成了反革命了？
看来问题更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接着，他深情地谈到了朱老总，谈到陈帅、叶帅、徐帅、聂帅，他说，这些开国元勋若被打倒了，还靠谁呢？他还深情地说到了邓小平，说他“对党忠心耿耿，政治上很强，处理问题果断、利落，过去批判他，我们这些人实在没有法跟他划清界限啊！”
在谈到这些老同志时，他有时激动得无语凝噎。
在那些日子里，贺龙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报纸上一报道什么大的活动，他就载上老花眼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挂上笑容。发现哪个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怕是又叫他们关起来了！”而且，几乎每次总要加上一句：“又是跟我连到一起了。要是能出去，替他说上句话就好了！”
建军四十周年那天，贺龙突然兴奋起来，并且自豪地向薛明讲起了军队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