踢开农民闹革命？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农民的必要性，强调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党领导农民开展农村大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要在中国推翻几千年根深固的封建统治，没有一个亿万农民群众参加的农村大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该文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几年之后，毛泽东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述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指出广大农村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可以完全不依赖城市而独立生存，而且农村又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先锋队应该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斗争中积蓄力量，逐渐夺取全国政权，中国武装斗争的实质即是农民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思想恰恰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也最符合中国的国情，这种“天才式的理论”正是来自对中国农民现实生活的深入体察，可以说，朱德在这些方面与毛泽东思想中是不谋而合的，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1927年11月上旬，南昌起义之后，朱德带着队伍离开大庚县境，到了湘、粤、赣交界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在打走盘踞在这一带的土匪何其朗部、控制了这个山区以后，部队便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干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群众工作，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一来，改变了部分过去单纯打仗的作法，从而领导部队开始实现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为保存和发展革命的力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朱德本人曾经追忆说：“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搞起义，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从此之后，朱德不断在实践中摸索，成为游击战、运动战等战术的发明者之一。
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那种重感性、重实践、务实不务虚、善于做调查研究的农民式的思维方式使他从中受益匪浅。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许多具体事例中看出农民式的质朴、平易近人、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爱憎分明等品质在朱德身上的体现：
故事一：1929年1月，朱德在新城领导当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刚一动员，那些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土豪劣绅压迫剥削的农民立即响应。他们欣喜若狂地说：
“穷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跟着朱德干革命，把土豪的土地分掉。”朱德一听就笑着对他们说：’不是分土豪的土地，是你们自己的地，现在让土豪还给你们，这叫土地还家。今后你们要在自己的田里耕种、收割了。”为感谢朱德的恩情，农民们编了首歌，歌中唱道：
哎呀嘞——
新城来了朱军长，
穷苦百姓喜洋洋。
拨开云雾见天日，
幸福日子万年长。
故事二：1929年8月，朱德带领着几千名红军，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广东丰顺县马图镇。当地百姓受反动派蒙蔽，对红军有惧怕心理。对百姓的这种情况，有些战士思想不通。朱德便耐心对大家说：“老乡越怕我们，我们越要接近他们，多为他们做好事，慢慢他们就会明白了。”于是就动手为老乡扫院子、劈柴、喂猪、挑水态度还十分和气，和反动派说的红军完全不一样。几天后，老乡们消除了惧怕心理，走出来欢迎红军，此时的马图镇就象过年一样热闹。朱德仍旧要大家继续为群众做好事、他自己每天都把房东的水缸挑得满满的。有人向房东介绍说，“担水的老兵，就是红军的领头人”，房东很吃惊，接着就在镇上传颁开了：红军的领头人给老乡做好事，在国民党军队中从来没有过的，因此老乡们更加拥护红军了。
故事三：1939年在武乡县砖壁村。一次，总政治部的天星剧团来村里演出。傍晚，剧团在村里临时搭起的简易舞台前一字排开放上许多矮凳、圆木、砖石，等待着朱德和其他首长前来观看演出。
天黑下来后，大家陆续入场，朱德也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偶然间，他发现坐在场内看戏的全是部队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老百姓。朱德不解地向值班岗哨询问，战士回答说：
“我们是刚从前线回来的386旅的战士，对村上的人不太熟悉，为了首长和大家的安全，就只让部队人员入场了。”朱德听了马上去找民运科长耐心地对他说：“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每到一地都要爱护群众关心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咱们总部设在这里，平时给老百姓添了很多麻烦，现在剧团来演出，却不让老百姓来看，你说合适吗？”民运科长听后立即遵照朱德的要求，让村上的老百姓进场一同看戏。朱德又亲自领着十几位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娘，把他们安排在前几排的位置上，笑着说：“你们年岁大了，离台子近才能看好听好。”
随着又去招呼抗日小学的老师，把儿童团的队伍带到前边来。
而他自己呢，待这一切都安排好后，悄悄走到后面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故事四：1939年麦收时节。一天，一队八路军从一个村边走过，营长骑着马走在前面。这时，一位老大娘很艰难地背着一大捆麦子从对面走来，与营长擦身而过，营长仍骑在马上，，昂着头往前走。朱德正好路过，看到这一幕，粗理的眉毛拧到一起，摇摇头，然后快步上前拦住马头。他略带怒气地问那个营长：“你担任什么职务？”营长不认识面前这个拦路人，上下打量他，灰军装已洗得发了白，戴的单帽子也是用棉帽改制的，以为是个老战士，就不在意地说：“我是营长。”朱德又问：“你现在任务紧不紧？”营长望着这个表情沉重、十分严肃的老同志，仿佛感觉到什么，连忙跳下马来说：
“不十分紧。”朱德听后，用手指着老大娘说：“那么，你让队伍前头走，你拉你骑的马到村里头套个车，替老大娘把麦捆拉回家去！”营长明白自己错了，红着脸帮老大娘把麦子都拉回了家。事后他才知道那位拦马批评自己的老同志是朱总司令。
过了两天，朱德派人把这位营长叫去，营长心里一阵紧张，进屋后鼻尖都泌出了汗珠。朱德请他坐下，严肃而又亲切地说：“革命军人的优良品质，首先就是群众观点。看见老大娘吃力地背着麦捆，你骑在马上，不想办法帮助她，这是不对的，要好好记着，只要有一点空儿，有一份力量，就要尽量帮助群众。你是干部，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作风，事事处处要为战士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决不能损害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营长听后连连点头，惭愧地保证：“总司令，我今后一定注意！”
故事五：朱德所到之处，总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次，他到成都，在招待所下车后，服务员请他休息，他却说：“不忙，我先到园艺组去报个到！”来到园艺组，他同工人一一握手问好，就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在这里常常系着围腰跟工人一起劳动，让人分不出谁是工人，谁是委员长。
在老家马鞍公社，他见到小孩就拉到自己怀里，见到老人就让坐在自己身边。在他家的院子里，他的腿上、背上爬的全是小孩，常常是他人一到，院子里就人声鼎沸，笑语喧哗，谁主谁客，难分难辨，好个热闹景象。
这一类故事在朱德有一生中多得不胜枚举。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关于朱德，她曾在《红色中国内幕》中写道：
五月份一到延安，朱德就来看过我。在一幅流传很广的图画上，朱德是一位挥舞大刀、身先士卒的勇猛斗士。但就我所见，他本人与这幅图画上的形象完全相反。
朱德是一个慈祥、和蔼、说话沉着、言行恭谦的人。他不会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因为他将自己的人格完全融入了自己的工作之中。
一瞥之中，朱德身材适中，健壮结实。在我的印象中，朱德是全中国少有的心地善良的人物，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一位少见的军人——战争在他看来并非一种建功立业而是一种结束苦难的手段。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宽容大量、感情丰富的人。作为一位头发灰白、年过半百的老战士，他在真刀真枪的战火中度过了半世生涯。无尽头的中国内战中的悲惨故事都刻写在他那满脸的深深皱纹之中了。平时他的嘴唇老是显出一种忧郁而严肃的神情。朱德没有什么军人气概。朱德的动作温和、缓慢、从容不迫，全无一点粗暴之处。看上去，他就象一位入定的菩萨一样平和恬静。
与其说朱德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司令官，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民众的领袖。他的性格与习惯都是十分民主的。我曾向他的夫人康克清问过他的特点。康女士略一思考，便这样对我说：
“我觉得，他的基本特点是天生的温和可亲。其次，他对一切事情都很负责，无论这事伟大还是渺小。第三，他喜欢和普通战士一起生活，他常常和他们促膝谈心。战士们衷心爱戴他，因为他过着普通战士的简朴生活，必要时也和战士做一样的工作。他的绰号是‘伙夫头’，他看上去就象一个普通士兵。有时清闲下来，他就去帮助农民种地。他还常常从河谷挑粮上山。他非常强壮健康。他喜欢玩篮球，喜欢看体育比赛。他什么东西都能吃，从不需要特殊食品，只要辣椒管够就行——因为他是四川人。他每晚都是十一、二点才上床，可清早五、六点钟就起来了。”
朱德就是这样一个人，长征时期，他是“红军的父亲”，和平时期，他是人民群众的“父母官”，在他的身上，晃动着一个劳累过度而又经验丰富的老农民的影子，置身于千千万万农民群众之间，他真正能够和他们打成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象农民一样喜欢看喜剧，每当喜剧上演时，总是可以听到他高声大笑的声音。当他几次三番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离家出走，踏上一条通向戎马生涯之路的时候，我们似乎和他一起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阵痛，一种切断同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农民意识的“脐带联系”时所产生的阵痛，然而于此同时，朱德的“快刀斩乱麻”并不想割断他和农民群众的鱼水之谊，瓜秧之情；大凡是和农民有关的东西，他都有一种下意识的迷恋，比如农民的粗布制服，农民式的生活方式，农民式的谦恭，农民式的热爱劳动1960年，正值四川大旱。一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第二天清晨，地委负责同志见到朱德时说：“这雨下得好啊！”正在做操的朱德连忙说：
“不是下雨，下的是粮食啊！”朱德平时看报，只要有关于农业的报导，他都格外仔细阅读。家里有人从外地来，他也总要询问当地的年成和农民的生活。有时自己坐车外出，从公路急驶而过时，常常叫司机停下车来，自己走到田头去观察庄稼长势，遇到有人在田间耕作，他还要主动打招呼，和大家攀谈。1976年春天的一天，朱德乘车外出，正赶上刮大风。
途经一个很大的果园，他看见纷纷吹落的花瓣，心里不由一沉、他想：这么大的风，果树挂果怕要受影响了。于是他不顾扑面而来的大风，走下来向社员了解情况，直到得到满意的结果才离开。秋风知劲草，果园问落花，朱德从大自然的风风雨雨看到的是农民的收成和生活状况，与其说他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不如说他象一个饱经忧患的老农民，在时时刻刻关心着自己的庄稼和果实的收欠情况。
在朱德身上，我们的的确确可以找到许许多多属于农民式的东西，农民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农民式的作派，早已在朱德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样说绝没有任何贬意。如果说毛泽东身上的农民情结是他获得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绝后的成功的要素之一，而同样是这种情结，也使他没有力量拨开那将他托上神灵宝座的小生产的云海，那么，朱德身上的农民情结却没有成为一种包袱和负担，使他受累，因为这种农民情结不是小农经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农民意识，也因为朱德的谦逊、礼让精神阻止了这种“农民情结”的腐化变质，这使我们想起斯诺在《西行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