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刑讯逼供，许多残酷的整人手段全用上了。
有一天后半夜，人们睡得正甜，突然有人猛敲刘国良的门。刘披衣起来一问，来人说：“你快看看去吧！老族长都快被马家的人打死了。”刘国良说：“什么时候抓去的，我怎么不知道？”来人说：“今天晚上。”刘国良穿上衣服便赶紧跑出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老族长是刘家最老的一个长辈，七十大几了。“四清”中批斗马永昌时最积极，也是平时挑头反对马家欺压刘家的人。他看不惯马家对刘家的人严刑拷打，可是在运动中，人家打的是打击“反革命”的旗号，自己也不好率领刘家的人反对。
这天早上遇见马永昌的二兄弟，村中的治保主任，老族长便连劝带求地说：“抓去的人有事说事儿，你们不能没黑夜没白日地收拾他们哪！打死人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治保主任蛮横地说：“谁说我们收拾他们了？你听谁说的？”老族长说：“还问谁说的干啥？你们天天黑夜整治人，谁不知道？说话做事可要凭天地良心哪！”治保主任说：“什么良心不良心，他们是反革命，你还敢替他们说话？”
老族长气得混身哆哆嗦嗦，半天才喊出一句话来：“我这是替反革命说话？我是劝你们少做点孽，你厉害个啥？告诉你：太阳不会老是正晌午！你也小心点。”治保主任说：“好啊！你污蔑红太阳，污蔑伟大领袖，反了你了，你等着！”他装得气呼呼地走了，内心里却高兴地说，“好你个老东西，这回可让我抓住把柄了。”
老族长觉得自己世代贫农，一贯拥护毛主席共产党，虽有时为刘家的事出头说话，但论为人，在村里男男女女没有人说他个不字，我没有什么短处，你们抓不住啥把柄，我怕你个啥？他万万没想到，早上说了这话，晚上就被马家兄弟抓走了。抓到大队以后，马家兄弟让他承认反对文化大革命，辱骂毛主席。
他哪里肯承认，不仅不承认，还说他们黑了心，官报私仇。于是拳头棍棒便一起上来了。到了这种情况老族长仍不明白，他相信国家有“王法”，自古以来就是“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你们就能没个管教了？打他的时候他不服软求饶，而且喊叫：“你们这一群龟孙子们，打吧！我快入土的人了，不值钱了，打死我让你们年轻的抵命，值。有人会惩治你们。”
这一声正义的呐喊，也引起了打手们的顾虑，有的手软了。但是却引起了马家兄弟们狰狞的讥笑，他们觉得这老家伙真是老糊涂了，到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话？拳脚棍棒雨点般落在了老人身上，老人躺在地上，再也喊不出来了，已经奄奄一息了，人们还没有住手。突然哐的一声巨响，门被一脚踹开了，闯进一个人来，高声喊道：“都给我住手！你们干什么？”
刘国良看看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老人，衣服破烂，遍体鳞伤。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再看看这一伙打手，有的凶如恶鬼，有的满脸狞笑，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愤怒地说：“你们把一个老人打成这样，还有人心吗？什么革命行动，简直是反革命！”
“喂！我们可是按上级布置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正在审讯反革命。”马永昌不慌不忙地说，“你把话说清楚，谁是反革命？”刘国良说：“按上级布置？哪个文件让你们这么审了？！”马永昌轻轻松松地说：“县里呀！公社呀！”然后把脸一变，指着刘国良的鼻子说，“告诉你，姓刘的，别给脸不要脸。你要胆敢反对‘一打三反’运动，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你就是反革命！”
“好啊？！”刘国良年轻气盛，不服气地说：“你们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官报私仇，随便抓人打人，还说别人是反革命。说我是反革命，你把我也抓起来？”马永昌仍然不慌不忙地说：“你别忙，等着，你要不回头，有你知道的时候。我早就知道你想给你刘家报仇。”刘国良说：“你别往家族关系上胡连连，你做的坏事还少吗？你也等着，有说理的地方，我上县里告你去！”说完扭头就走了。
刘国良一走，一屋子人全愣了，不知如何是好。治保主任说：“哥！你怎么让他走了，他要上县里告状去！”马永昌胸有成竹，仍然不慌不忙：“告就告呗！县里会听他的？他上县里，明天一早我就上公社，反革命帽给他一戴，他还告个屁。”治保主任着急地说：“哥！这小子可是说到做到，今天黑夜他就可能跑到县里去，他县里有熟人，先揭了咱的老底，公社也许挡不住啊！”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2（3）
马永昌深知刘国良这小子有主见，别看年轻，心里道道多，主意真着呢！跑出去可真是村里一个祸害。可是仍然觉得随便抓一个村里主要干部不合适，心中有些犹犹豫豫：要不先把他看起来？还没等马永昌拿定主意，他兄弟治保主任便说：“走！把这小子弄来！”几个打手跟着走了。
刘国良还真是想着连夜上县里告状。穿好了一身整齐的旧军装，还准备了几件衣服，带上了干粮，正准备上路，几个人破门而入，不容分说上去就把刘国良捆了起来，刘国良的老娘、媳妇、孩子哭成一团，一个劲地求情也无济于事。刘国良对老娘说：“娘！不用求他们，儿子问心无愧，他们才是反革命，是土匪，求他们也没用。”
刘国良被带走了，他知道这伙人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不甘心被他们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秘密地关押起来，所以一出门便高声大喊：“乡亲们听着：我是刘国良，马永昌一伙把我抓走了，刘家老族长要被他们打死了，我们要死了，你们可要为我们报仇啊！村里再也不能让马永昌一伙儿糟害百姓了。”
刘国良的喊叫，惊动了乡亲们，许多人都在夜梦中被惊醒，各处陆续传来了吱吱呀呀的开门声，人们披衣到街上侧耳细听，交头接耳地议论。街上也有不少人在走动，原来不只是刘国良挨打的喊叫惊动了人，打老族长时的响动也让许多人知道了，不少人早就睡不着了，偷偷奔走相告。刘国良的妻子，也找到刘家的人设法搭救，大队的院子只是不到一人高的土墙头，正房里是玻璃窗户，屋里灯火通明，不少人趴在墙头上偷看，不仅喊声听得十分真切，就是里边打人的情况也看得清清楚楚。
马永昌知道刘国良这小子犟性，但还不清楚他是这样刚强。不论如何严刑拷打，他就是不屈服，而且大声喊叫。马永昌怕全村人都听见，便慌忙地把墙上挂的一件棉军大衣扔过去：“堵上他的嘴，不许他出声。”有人怕他咬手，有人不忍心下毒手，都在愣着，最后有个愣小子把棉大衣往刘国良头上一蒙，用一只腿跪着压住他的胸脯，双手紧紧按住刘国良的脑袋。
这愣小子有点缺魂儿，长得又秃又麻，眼睛还有点不得劲儿，快三十岁的人了，也说不上个媳妇，是个媳妇迷。谁要说我给你说个媳妇吧，你让他干啥就干啥，是村里有名的二百五。这小子有个愣劲儿，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他又有个不要命的二百五劲儿，俗话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所以平时谁也不敢惹他，就是这样一个二百五，马永昌却让他在大队部工作，每天记十分工，还答应干好了将来给他说个媳妇。大队里平时没多少活，马永昌让他上大队的目的，还是看上了他打人敢下黑手，需要的时候可以替你玩命，像今天这情况，正是用得着他的时候。
傻小子紧紧按着，刘国良的身子却不住地扭动，两腿也使劲踢蹬，他越踢蹬，傻小子按得越使劲。刘国良嘴里虽然还喔噜喔噜地想喊叫，但是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人们不住地乱打，正在打的劲头上，谁也没注意刘国良的变化。等了一会儿，有人才发现他一动不动了，吓得住了手。见有人住手，人们这才发现了问题，也都不打了。那个傻小子还在紧紧地按着刘国良的嘴，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傻小子，你还不撒手。”有人抻开了棉大衣，把手伸到刘国良的鼻子嘴跟前，已经没气了。
大家都吃惊地看着马永昌，马永昌一时也愣神了，可是又一想一个年轻人，不会这么不禁折腾吧？看到人们有些惊慌，便又若无其事地吩咐说：“愣着干什么？傻小子，端盆凉水来，让他清醒清醒。”
几盆水泼在了刘国良的头上，不见一点活动气儿，人们都知道这人完了。马永昌板着脸没有说话，只是倒背着手慢慢围着刘国良转圈儿。一边转游一边不时地踢踢他的脑袋，踢踢他的屁股，踢踢他的脚，还是没有一点儿活动气儿。最后他确定刘国良是真的死了，便又安安稳稳地坐在了椅子上命令说：“傻小子，去，给我把马翠花叫来！”
马翠花惊惊慌慌地来了，不知这深更半夜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叫她干什么。她进屋以后，马永昌仍然安详地坐在椅子上，皮笑肉不笑地笑了笑：“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不禁折腾，捅了他几拳几脚就这个样了，主要是这小子气性太大，自己又喊又叫闹腾的。你看什么病能来得这么快？”马翠花吃惊地看了看众人，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哪是几拳几脚的事儿？可是她敢说什么？她定了定神儿：“心脏病，猝死！”马永昌乐了：“对！对！就是这个病，心脏病。”他说不上那个猝死来，便说：“还有个啥死。给她拿张纸写个证明：就说经检查刘国良死于心脏病，还有那个啥死。写上你的名字，按上手印。”
马翠花去了以后，马永昌又叫人拿来几张纸，和他二兄弟说：“咱得给他留下个口供啊！”治保主任说：“那好办。就写他反对‘一打三反’，反对抓了刘家的老族长，还说点什么‘一打三反’是狗屁！文化大革命是瞎折腾，我就是反对‘文革’，反对毛主席。对！最后还得按上他一个手印。”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3（1）
刘大娘说完以后，倒是吴玉萍感到疑惑了：“大娘！你没在现场，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是村里人的传说吧！靠得住吗？”没有证据的事，她不敢轻易相信。大娘说：“闺女，别担心，大娘说的都是实情，我没见，有人见了，他们里头的人也有好人哪！因为气愤，和仨亲的俩好的说了，慢慢传出来了。老族长被关到县看守所了，家里托了人给他送衣服送烟去，老族长也偷偷和家人说了，他昏过去以后又缓过来了，打刘国良的事他看得一清二楚，只是大气也不敢出，在一旁装死。”大娘又凑到吴玉萍跟前小声说：“有人还试探过傻小子：愣小儿，你是使那么大劲儿干啥？人家都说你把国良捂死了。他把脖子一歪：那怨我？我咋知道捂了那么一会儿人就死了。你看这不是真的？”吴玉萍说：“大娘！我得找一些人，让他们出个证，你看能行吗？”大娘说：“傻小子你可不能找，你们要找他准得告诉马永昌。有的人我说说能行，我儿媳妇有个拐弯的亲戚，就是他们那里头的人。也看不惯，我们托外村他的亲戚问过他，他都说了。还说将来要真有人管，他就敢作证，可是在本村他不敢说。”
吴玉萍这回心里有底了，便说：“大娘！事不宜迟，晚了就可能坏事。这样吧，你老做做他们的工作，谁能说，明天晚上我来，你把人叫你家来，我找他们谈谈。”大娘说：“在我家可不行，这样吧，我有个侄媳妇在村西头村边上，你们吃完饭装着到村外溜弯儿，天一黑瞅着没人上她家去。让我侄媳妇给你叫人。我就不去了。”吴玉萍高兴地说：“这样好。我叫上黎娟一块去，她听着将来也算多一个证人。”
吴玉萍有过做地下工作的经验，想不到现在当了响当当的斗批改工作组，还得偷偷摸摸地利用过去的那些经验。不过她也很高兴，觉得这一切大娘想得很周到，不会出什么差错的。她哪里知道，这种秘密工作只进行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晚上就被村里盯上了。
她和黎娟了解完情况已经夜里十一点了，她们觉得农村睡得早，街里不会再有人了。即便如此，在回住处的路上，两人还是不敢说话，尽管天黑路不平，也不打手电，只悄悄摸索着走路。回到家门，心里才舒了一口气，觉得这一天算是又平安度过了。开开栅栏门以后，见她们屋里点着灯，心里才有点发惊！这么晚了，谁还在我们屋里？干什么？
马翠花从屋里出来了，又是惊喜又是埋怨地说：“你们可回来了！我等了你们一晚上，可揪心了。这是上哪儿去了，这么晚才回来？”只是怕惊醒房东大娘，说话的声音很低，是凑到她们跟前才说的。吴玉萍一边往屋里走着，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上一个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