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的材料也应有尽有。白刚心里说我的档案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把我的原始资料如实保存下来就好了，可惜的是他的处分决定都是些无限上纲的材料。
从刘强档案里的大字报抄件和小组鸣放记录看来，客观地说按反右时那种指导思想那种政策他是在劫难逃的。他说现在乡村干部里土皇帝不少，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靠和风细雨整风不行，要像“镇反”似的镇压一批，隔十几里就杀他几个不杀镇不住。这种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显然是片面的，提出的办法更是错误的。当然他提的问题也不是无的放矢，当时有些乡村干部确实存在严重问题。正常情况下对他这种错误认识给予批评也就可以了，但在反右运动中因这种极为错误的意见打成右派那还奇怪吗？白刚看了以后便找秦队长说要找三四个人和刘强谈谈，秦队长非常痛快地答应了。白刚便叫了鲁金、齐锡九等和刘强一起去谈话。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41（3）
白刚首先念了刘强鸣放记录抄件：“这是你说的吗？”
刘强一下子愣住了。他只记得自己对有些村干部的胡作非为不满，提意见要狠狠整整这些村干部。原话怎么说的早忘了，想不到这样的东西还在，还保留在档案里。他在教养所里听了太多的对右派的批判，也知道了无限上纲的那种逻辑，现在一听鸣放时的记录，自己也觉得太刺耳了。便低了头：“是我说的。”
没等白刚说话鲁金便着急地说：“唉呀！你小子还要上公安部党中央去说理？你想想这样的言论还经得住分析吗？还不说你要杀共产党吗？”
“是啊！批斗时他们就说我要杀共产党。”刘强说，“可是我根本没这个意思啊，我一个苦孩子出身，共产党使我们一家翻了身，脱离了苦海。又培养我当了经理，我怎么能杀共产党？我是不满意一些乡村干部啊！不好的乡村干部能代表共产党？”鲁金觉得刘强的鸣放十分出格：“你是没说杀共产党，可是你算算按你说的要杀多少乡村干部，这还不是大问题呀！”
刘强觉得自己说得有点过分，可是总还有几分道理：“你们说农村有没有这样的干部？该咋样整治？和风细雨行吗？”
一直没有发言的齐锡九轻声细语一字一板地说：“老弟呀！你还年轻啊！你的动机是好的，意见是错误的。你想过没有，中国这么大地面，照你的办法得杀多少干部啊！当然我家庭出身不好，可好赖也是起义人员哪！我嫌我老婆整天吵吵闹闹，只说了一句气话再闹我杀了你，那婆娘年轻嫌我没钱没势不想跟我过了，便揭发我仇恨共产党要杀人，一下弄得我成了这个样子，我一心想老老实实做人都没法安生啊！你还上党中央公安部去折腾？死了这条心吧！”接着人们又说了许多事例，社会上的名人，所里一些人的问题，都没他严重都成了右派。并不是他和别人不同，而是和别人相比他只是更严重。
白刚看大家谈得很热烈很真诚便不想多说了，他当然明白刘强的意见再片面再错误，也不是敌我矛盾。但这话是不能说的，只想劝他不要幻想一到中央就会为他平反。白刚最后十分诚恳地说：“现在不要你表态，跑不跑在你，不过希望你对大家的意见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在理？我们觉得你应该回心转意了。你要真能跑出个头绪来大家都会高兴，可是看看周围这种形势可能吗？”
刘强低头不语，沉默了好长时间。人们以为他可能是回心转意了，想不到他却转移了争论的焦点，提出了新的问题：“就算我有严重错误就该这样整治我呀？都说共产党像爹娘，爹娘也得知道疼孩子吧！”
对这个新问题，在场的人包括白刚在内都是有同感的。鲁金、齐锡九都不说话了，白刚知道这正是解决刘强思想的关键问题，可是也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难题，是一个不能探讨的禁区。平心而论谁会同意对他们的这种处理？可是这话能说吗？而且说这种话不是对刘强火上浇油吗？白刚觉得不能就这种问题正面辩论，他不愿意讲我们应该认罪服法这样的官话，也不想说违心的话，所以他只能暗示他说：“这样处理是中央规定的，应该不应该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你想想找公安部能解决吗？”
这个谈心使刘强十分感动，原来“鸣放”他瞎咧咧啥具体话早忘了。今天一听鸣放记录大家一分析，也真觉得自己的话就是有问题。他仔细想了想，不少人的问题还真没有自己严重，还告个什么劲儿？三次逃跑的亲身经历也说明上边是根本不想理睬这些申诉的，告也是白告。
这次谈话以后刘强很苦恼了一些日子，又经常和鲁金、齐锡九等人交谈，但他一直不找白刚谈话。有一天在出工的路上白刚主动问他说：“刘强！这几天你考虑的怎么样啦？”刘强爽快地说：“我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我想好了你们这些有学问有本事的人都这样了，我不跑了，爱咋样咋样等着吧！”
白刚知道刘强是条硬汉子，他不会像别人随机应变说些假话，这态度是他深思熟虑经过了一番痛苦下的决心，便说：“刘强我相信你，有了你不跑的这句话就行了，我和领导去说建议让你出集训队。”刘强急急忙忙地说：“可别说可别说。”白刚疑惑了：“怎么？你还没拿定主意？”刘强说：“领导不会相信的。在这儿和你们这些人相处更不错，多呆些日子吧！你现在去说了领导不但不相信我，还会怀疑你，我不能连累你。”
白刚还是向秦队长建议让刘强回队。秦队长马上说：“你可不能上他的当，那种人逃跑是铁了心的。刚几天怎么能说不跑就不跑了呢？”白刚说：“我觉得他的思想是有了转变，他的话是可信的。”
秦队长觉得白刚这话不是随便说的，可是又不敢完全相信，便去找刘强当着许多人问他：“刘强！你是说不跑了吗？”刘强回答得十分果断：“不跑了。”秦队长笑了笑，虽然笑着，但说话却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你小子不用跟我来这一套。从你几次逃跑，可以看出你是诡计多端啊！就像日本鬼子说的你是狡猾狡猾的有。你们白班长相信你的话，蒙混他可以蒙混不了我。不用想说两句好话就混出集训队，混出去还是跑。”刘强说：“秦队长！你不信就算。我早和白班长说了，我就在集训队不出去了。”虽然受了挖苦，领导也不信任，但刘强并不觉得有什么羞耻，因为他早有思想准备。秦队长说：“看！看！我说你净玩花招儿不是？住集训队不出去了是真心话？”刘强说：“我说不出去了是我不着急出去，不是说永远不出去。在哪儿也是吃饭干活，无非这儿活累点吃粮食少点，领导什么时候相信我，我什么时候出去。”刘强辩解着虽不无尴尬但态度自然大方。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41（4）
休息时候秦队长找白刚说：“刚才我是吓唬吓唬他看看他的反应。白刚啊！对这种人就得有虚有实啊，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你看他真的不会跑了？”白刚肯定地说：“我看不会了。”秦队长进一步逼问说：“你能保证？”白刚知道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绝了，同时自己也犯不上作这种保证：“保证不好说，这只是一种分析判断。就是所长也不敢保证不跑人不是？”秦队长笑笑说：“你们知识分子真厉害呀！净咬文嚼字分析判断，你不能保证就算了还把所长抬出来了。我看刘强说的也像有诚意，等我和管教科说说。”
不久，刘强、鲁金、吕运隆都出去了。秦队长和白刚说：“对那两个人我不担心，鲁金看来不会自杀了。吕运隆是偷盗贼心难改，这好办再偷再进来。就是刘强我真是捏着一把汗哪！这要是放出去就跑了，人家还不说我们瞎眼啊！”白刚满有把握：“他不会跑了。”秦队长虽然半信半疑，但对白刚很快使刘强说出不逃跑这句话来，内心也不得不佩服：“你就看那么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42（1）
刘强出集训队一年多了，在队里表现很好。他会木工，技术队里派他到菜园工地为全队收拾工具做木工零活，独自一人住在一个地方要逃跑可容易了，但是他以前逃跑铁了心现在是死了心了，他相信凭他这样的身份跑到哪里也没有这里吃住方便。谁知他想平静地接受改造，却有人让他没法安静，他又卷入了一场风波。这是后话。
鲁金出去以后，队里让他当了大队的统计。吕运隆出去也不偷个人东西了，只是经常泡病号。这时正是1961年饿死人的年头，人人都饿得受不了，吕运隆哪受得了这个呀！他常说：“饿着还让干活，我才不干呢！”不出工就减粮食，一般人为多吃一个饼子一碗稀面粥也得挣扎着去出工。吕运隆不怕这个，他不会让自己饿着，不偷个人东西但伙房的大饼子他认为拿着应该应分，有他们吃的就得有我吃的。
伙房的锅台靠着北窗户，炊事员们一般夜里两三点钟便要起来蒸饼子，蒸了一锅又一锅。锅大笼屉也大，两个人抬一扇屉还很费劲，一抬便烟气腾腾对面不见人，所以常常是开着窗户透空气。吕运隆自做了个铁丝叉子，在夜里两三点便藏在北窗户外边，单等一揭锅趁着水蒸气的遮掩手疾眼快叉上几个饼子便跑。既然来得这么容易，他就不满足只是闹个肚儿圆就行了，有了饼子何愁换不来别的东西？夜里像他一样在外边游荡的人多着呢！吃饱了他最缺的就是烟，所以每次吃饱以后都留下一两个饼子，跟那些夜游的人偷偷换烟抽。
这些夜游的人起初以小偷居多。后来人们知道夜里可以换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参与的人便不仅是小偷了。参与的人多了，便慢慢形成了小市场，人称“鬼市”。叫鬼市名副其实，没有灯光没有固定地点没有行情人们都在黑暗中游游荡荡，寻找买主或卖主，而这一切又是在轻声细语中鬼鬼祟祟地进行。只有在数钱时才偶然划亮一根火柴，瞬间便熄灭了，又是一片漆黑。
挨饿的年头领导管得也松了，而且人们饿得也不听招呼领导说啥也不灵了。那年头最需要的还是吃的，饼子是第一紧缺物资。但经常是无行无市，因为粮食就是命，谁舍得到了嘴的东西给别人呢？但有时也偶尔有现货可卖，这大半是从伙房偷来的。只要一有了这种东西便奇货可居了，马上便有一伙人悄悄跟上你到一个背静的角落偷偷地去讲价。黑暗中展开一场激烈的竞争最后自然是肯出高价者得手。买到手的人便马上逃离人群，以防止有人急了眼动手去抢。跑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偷偷地慢慢地咀嚼下咽，这是一种享受一种幸福，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饿死人的年头，在这茫茫的黑夜里在这“鬼市”上竟然买到了活命的东西，这是多大的胜利多大的满足啊！
除了吃的，人们渴求的就是烟了。这里的人们精神空虚、苦闷，许多人与烟结下了不解之缘。烟的来源比吃的东西渠道多一些，多是家属看望时带来的，还有人自由些，比如赶大车开拖拉机的职工，他们虽然不少是刑满就业人员但可以走南闯北高价买些烟叶回来，外边再贵运到这里来也有厚利可图，所以不少人都做这种买卖。从外边买来转给大院的“二道贩子”。慢慢的鬼市便越来越兴旺。
起初这里的烟是论根卖的。卖烟的人把烟叶卷成一支一支烟出售，一支要两元钱。后来不行了，一口一口地卖，几个人在一起买一支烟，一人一口，一口五毛，很快便涨到了一口一元钱。起初是买烟人接过烟只许吸一口，讲好不许喘气。但有人憋足了气一口就吸下去小半根，卖烟的学精了，改成卖烟的用手掐住一个地方让你吸一口，到他掐的那个地方便立即从嘴里夺出来。有了这种“鬼市”，又有了一口烟一元钱的“高消费”，偷盗便越来越严重。有人为弄钱便千方百计去偷，什么东西都可以在鬼市里换钱，有了钱就去高消费，碰巧了还可以买到活命的饼子。
有一天贝粉厂的管理员黎德久来找白刚说他被偷了。贝粉厂是随着大跃进建立万鸡山万鸭湖兴旺起来的，后来这些单位纷纷垮台，贝粉厂也很快下马。黎德久调到了酱油厂。说来也怪，酱油厂就他一个人住在里面，那天夜里一步也没离开屋子，他惟一的一个衣服箱子就被人偷去了，他要求白刚给想法把东西找回来。白刚虽然和他熟悉但是觉得这事没法下手，而且大院里这么乱，自己去干破案的事情领导也不允许：“我有什么办法？你找找队长啊！”
“队长说这事还能管得过来？这么多小偷丢几件衣服上哪里找去！”
“是啊！几件衣服嘛！别要了。”
“光是衣服我也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