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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不久，李菊告诉吴玉萍，工作组进驻桥头营一接触这案件，马永昌一帮人可猖狂了，千方百计阻挠调查，多亏你们那些材料非常扎实，经核对完全属实。最后马永昌那一伙全抓起来了。朱一夫袒护马永昌，在那一片搞着好几个女人，干了不少坏事，县委已决定他停职反省。步明清一直是斗批改办公室大拿，当时出事就是他处理的，故意掩盖事实真相，压制不同意见，可能是让马永昌喂饱了，这回副主任也撤了，让他交待问题。
黎娟受刘大娘之托，特地带了刘大娘给的花生、红枣，来看望吴玉萍。说刘大娘总是千谢万谢，说没有你们这些好心人，他外甥这个大冤案就会冤沉海底，全村百姓在马永昌这帮坏蛋手下，也会永无宁日啊！
吴玉萍总算又去了一块心病。白刚又有了正式工作，而且分到了创作组，干起了他梦寐以求的文学创作。整天没什么任务，就是看书和琢磨创作。虽然工资比以前少了，但是他们俩一月收入八十多元，一家三口住在机关，自己起火做饭，花费很少，在县里生活还算富裕的了。多年争取的不就是一家团聚吗？她本来觉得不管让干啥都行，想不到两人工作还都遂心如愿了。吴玉萍从多年的苦恼压抑中解脱了出来，她没有过高要求，觉得这样已经够好了。
白刚正好相反，他不仅没有安心，却变得更加急躁了。听说中央有文件右派搞错的可以纠正，为什么县里一句不提？根据过去历次运动经验，往往是中央落实政策文件一开口儿，落实很顺利，后来看问题越来越多便来个急刹车，截至几月几日完全冻结，再也不许解决了。反右涉及这么多人，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白刚觉得不能傻等了，决定出去看看，摸摸外边的气候，决心争取平反，他不相信共产党内会永远没有说理的地方。
他怀着期待，带着惶惑，偷偷地参加了上访的行列。他没敢想出去问题就会解决，只是先摸摸气候，是乍暖还寒，还是冰冻三尺？如果仍然是严冬，探探春天还有多远？最高的愿望就是想了解有一份什么文件，里面有没有如果搞错了可以纠正的意思？
几年没有出门了，他不敢贸然去北京，他奔了省城。省里终究还有些熟人，省委省政府和自己原来的机关现在都在一个大院里，那地方他还熟悉。他知道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原单位来办。原单位一个熟人也没有了，不过这个机关会知道他这个人，因为这些年他写给原单位的申诉信有几十封，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人既然来了，他们总会有个人接待吧！从接待的谈话和态度上就可能看到一些政治气候变化的迹象。
他万万想不到在传达室一联系，机关回答很干脆：“你和我们没关系，有问题找省委信访部门。”连门也不让进，一句话也不多说，便把电话撂了，冰冷的态度使他不寒而栗。省委信访室并不远，走了没几步就到了，但是仍是个不接待，右派问题不解决。
白刚本不想打扰熟人同事，怕给人家惹麻烦，只要能探到一点实底就走人，可是这样回去不是白跑一趟吗？到底有没有文件，右派问题是不是有所松动，这是个关键问题，是必须想法弄清楚的，现在看来是非找熟人不可了。
他设法给省委的一个熟人打了电话。电话里的声音：“你是谁？你找谁呀？”“我是白刚，找兆通同志。”电话里大声喊叫着：“兆通，有人找你！”当啷一声，显然是把话筒放在一边，等待来人说话。接着便有说话声，但是离话筒远，听不清了。“喂！喂！”刚才接电话的人又来了。在白刚答应以后，里边的人说：“兆通不在呀！出门了。”白刚急忙说：“什么时候能回来呀？”电话里说：“十几天吧！”
突然电话里没有了声音，白刚还举着话筒“喂！喂！”地喊叫，里面仍然没有回声，这时他才意识到对方把电话撂了。他像挨了一闷棍，愣了好一会儿，才把话筒慢慢地放下。长期不和电话打交道，他已经变得迟钝了，回想刚才的这一切他觉得自己太傻了。你还喂喂什么？你还问人家什么时候回来，刚接电话时那人不是喊叫兆通了吗？接着又有人说话，可见他是在家的，只是一听来人的姓名不想接电话而已。你还以为你是谁呢！以为是相处多年的老同志老朋友，总可以谈谈心里话，摸个实底。实际你已经臭不可闻了，没人敢沾你。省里还有一些熟人，都是厅处级领导人，他也不准备再找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6（3）
从省委传达室出来，灰心丧气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倘佯，整理着自己的思绪。从几次碰壁看好像气候没有变化，仍然是寒冬啊！可是他又不甘心就这样回去，这时他把在省城的熟人一个个的像过电影似的都过了一遍，决定去找叶珠，一位女同志，他们夫妻俩都在报社。
省城刚刚解放时，他们还在中学读书。那时白刚做青年工作，主要是分管学校，在学校行政上有兼职，而且还讲政治课，他们都是他的学生，建立青年团时白刚介绍他俩第一批入团。不久叶珠调到了省里，一直和白刚在一起工作。“肃反”和“反右”批斗白刚时，叶珠都参加了，白刚清楚地记得，即便在斗争达到沸腾的程度时，几乎每个人都发言，但是有两个长期和他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没有发言，一个是于锦，她不在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叶珠。
从她们忧郁的眼神中，心中似有无限的同情。别看只是不说话，在那样的气氛中，一向关系又比较好，不说话要担很大的风险。宁愿担风险也不随声附和趋炎附势，是要有足够的勇气的。那个时候还有那份勇气，现在终究形势缓和一些了，还能够把我拒之门外吗？可是世事沧桑，经过二十年的动荡，现在怎么样也很难说了。不过饱经世态炎凉的白刚，早已不怕吃闭门羹了。剧烈动荡把人折腾了几个死的二十年啊，这些多年相处的青年时代的朋友们都怎么样了呢？不求他们能帮什么忙，见面说说话也好啊！他终于敲响了叶珠家的门。
开门的正是叶珠：“呀！是你？”一脸惊诧，美丽而又略带忧郁的大眼睛注视着白刚，见他面容疲惫，风尘仆仆，立即涌出了两行热泪，愣了一会儿马上破涕为笑，愉快地说：“你怎么来啦？快进来吧！”
看到对方的激动和热情，白刚心里踏实了，接着便非常感动，眼睛也有些潮湿了：“来看看你们，我想念老同志们哪！”他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笑了笑，但笑得那么苦涩，那么艰难。他恨不得大哭一场啊！二十年，他还是第一次看到青年时代朋友的笑脸。白刚问了问对方的情况，说了说自己这些年的生活，谈了这次出来的目的。但对方对文件的事一无所知，而且说省里在右派问题上也毫无动静，知道探听不到什么消息，白刚便想走。
“哪能这么快就走呢？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做饭去。今天这么晚了，你还上哪儿去？就住在家里吧！”叶珠说得十分诚恳。白刚十分感动，但是他却拒绝了：“不了，我想赶紧去车站，有车就去北京。”叶珠说：“这事儿急不得，哪就在乎这一天两天了，这么多年不见，既来了就在这里玩两天，也看看老同志们！”
这几句话说得白刚心里热乎乎，多少年了没有人拿他当同志当朋友相待，今天终究遇见了还理解他的人。可是对方越热情，他就越觉得不能留下，惟恐给人家带来不幸。而且他看了看这里是个独单，除了很小的厨房厕所，只有一间屋，即便能另找个地方也一定很为难。人家再理解自己也是打了金印的“坏人”哪！万一连累了人家于心何忍？便说：“不给你们添麻烦了，能见面谈谈我就很高兴。这些年我也摔打出来了，到处为家，有车坐夜车走，就等于住店了，没车在候车室大椅子上也可凑合一宿。”
“那又何必呢？我不能让你蹲候车室。”叶珠的大眼睛里含着泪珠儿，几乎是命令地说。她看白刚两眼巡视屋子便又笑笑说，“你是怕我这儿没地方住吧！我女儿还有一间屋，她出差了，得十几天回来，你住几天都没事儿。”叶珠还说她爱人就要下班了，他也一定愿意和你谈谈。叶珠的爱人毕业以后也调到了白刚同一个机关，在机关报社工作。虽不在一个部门，但因两人都爱写作，白刚又常给报社写稿，所以两人关系也很好。
白刚看盛情难却，便决定留下了。当晚他们谈了许多老同志的情况。根据他们的介绍，白刚又找了两个过去的老同志，都很热情，白刚很受感动，但却都没有听到有关“右派平反”的确切消息，白刚只好去北京。
北京的胡同千千万，1978年，哪一个胡同也没有灵境胡同出名。白刚正愁着偌大一个北京，到哪里去找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可是下火车一出永定门车站，就看见站前广场上一群一伙的满都是人，就像农村的大集一样，只有一点和农村赶集的不一样，人们的手里差不多都拎着一个黑塑料提包，一看这穿着打扮，就知道是上访的。人群里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在谈论灵境胡同。
白刚看到一堆人正谈得热闹，便凑了过去也想听听。刚挤进去有个人溜了他一眼，特别看了一下他拎着的一个劣质的黑塑料提包，那人笑了笑：“又一个上访的，灵境胡同去过了吗？怎么样？”上访的一见面都是互相打听消息。白刚不了解：“灵境胡同是干啥的？”那人说：“一看就是刚来的，连灵境胡同都不知道？中组部信访接待室啊！”白刚高兴极了：“灵境胡同在哪儿？我正想找中组部呢！”真是应了那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知道了灵境胡同的位置，白刚又打听统战部在哪儿。一提统战部，旁边有个人说：“你上统战部？我知道。一块儿走。”接着他向周围打招呼：“谁还上统战部？”马上又有两个人凑了过来，这几个人都是右派。白刚觉得既然有伴儿，而且右派又归口统战部，还是先上统战部好，便一起去了统战部。下午上班不久，他们便赶到了。进去一谈要解决右派问题，既不让登记，也不让谈情况，里面的人只是冷冷地说先在大门外等着。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6（4）
看见大门外西侧的墙根里已有十几个人席地而坐，他们便也凑了过去。这里面有人消息灵通，说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和公安部等有关部门确实在烟台开了会，中央已经有文件，听说真正搞错的，允许平反。人们听到这个有鼻子有眼的消息都十分高兴，怀着很大的希望等待着统战部的谈话。人们一边闲聊，一边注视着接待室的动静。只见那里冷冷清清，上访的并没几个人，去一个就打发到墙根这里来，两个接待人员倒耐得住寂寞，只是在那里喝茶水看报纸，并不着急找人谈。
快下班了，才有一个人伸了一下懒腰，出来招呼了一声：“都过来。”把人们带到了离门口很近的一间屋子里。里面空空荡荡，脏兮兮的水泥地上，杂乱无章地扔着十几个小板凳。这些小板凳高高低低大小不等，有些还散了架，残缺不全。看起来这是仓促间收拾了一间屋子，专门应付突然增多的上访人员的。
“大家坐吧！随便坐。”接待人员的开场白还算客气。有些人坐下了，都坐下小板凳显然不够用，有些人干脆便立在了后边。接待人员开始谈正题：“听口音知道你们来自天南地北，全国各地。大家不远千里来到中央，都觉得定自己右派是冤枉的，想翻案。”然后提高了声音，十分严厉地说，“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也不能动。”
“中央不是开会了，说真正搞错了的可以平反吗？”原来那个消息灵通人士打断了他的话。接待人员好像茫然不解：“中央开会，什么会？”那人说：“烟台会议，还发了文件。”接待人员看瞒不过了，承认了这个会：“啊！是开了会。”但是说，“发了文件？我们没见过，对右派问题怎么办，我们不知道，没法解决。”
白刚对不问情况连个名字也不登记十分不满意：“我们知道你没法解决，也没想让你马上解决。但总得让我们谈谈情况，代我们向上级反映情况吧？”
“情况不要讲，讲了也没用。”接待人员不耐烦地说，“你们可能觉得大老远地跑到中央来，就听到这几句话很不满足，但我只能告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