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3（4）
“机关里有多少女同志？只下去两个为什么单单挑上了你们俩？”白刚还是不明白。吴玉萍说：“女同志多了。我们俩不是不吃香吗？一个是摘帽右派，一个是好认直理，惹领导烦气。现在是不搞反右了，来个二次反右，准打她个右派。”
说完两个相对无言，沉默良久。白刚不明白现在为什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朱一夫不说了，是造反中踩着许多人的肩膀上来的。可是局长中还有几个老干部啊！白刚虽在肃反反右中都挨整，领导运动的也都是老干部，不过他觉得运动中许多人整人是不得已。现在看到这些人平时也这样，没一点人情味则非常不理解。
他们的良心哪里去了？从小念书教师们就常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为什么这人皆有之的恻隐心都不见了呢？他听到过人道、人情、恻隐之心甚至包括正义感都是资产阶级的感情，他始终不相信。没有了这些，只知道残酷斗争，互相残杀，那不是成了禽兽了吗？有的禽兽为保护同类还可以奋不顾身呢！机关同志之间为什么搞得这样冷酷无情？妻子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其内心的痛苦和受到的伤害可想而知了。
从火葬场回来，吴玉萍痛不欲生，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睡过觉，吃什么安眠药也不管事，耳边只听得河水哗哗响。心脏衰弱得几乎摸不到脉搏，一连几天吃不进多少东西，勉强吃点就又吐出来。心里满满的，又是空空的。满的是怨愤之气；空的是挖走心肝般的失落。开始几天她哭都哭不出来，经常痴痴呆呆地盯着一个地方发愣，盯着盯着那个地方有时就出现儿子的幻影，这时才会哭出声来，一哭开又没完，整天眼泪不断，连衣襟都是湿的。
在巨大的打击和灾难面前，白刚虽然也极为痛苦，但他总是把痛苦和悲愤埋在心底，既很少哭泣，也不愿向别人诉说。他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自己要倒下去那一切就全完了。所以他不仅精心护理着吴玉萍，忙家务照顾女儿，还总是默默地告诫自己坚强些，不能倒下去，更要经得住风雨。这种时候他要撑不下去，这个家就全完了。
他知道自己住在这个机关，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但面对别人的冷漠歧视，他没有自卑气馁，反而当作一种激励。他一生没什么愧对于人的，一定要活出个样儿来，堂堂正正作人。
吴玉萍所以在痛苦中不能自拔，除了领导的冷漠歧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一直感到迷惑，那么听话的儿子怎么会去洗澡会淹死呢？那天在火葬场房东和群众说的一些情况她没有听到，心中有许多怀疑化解不开。儿子死了这么多天，机关里没有人告诉他们孩子到底是怎么淹死的？救上来以后是怎么处理的？直到原来房东家的大哥大嫂来看望，他们才知道了大锁死的详细情况。
孩子是被人摁到河里淹死的。
刚淹死的时候一起洗澡的孩子们回家都乱学说。后来摁大锁的那个孩子家长便四处找那些洗澡的孩子不许他们乱说。说我们孩子没摁人，谁说是我们摁的我和他们没完。现在那个孩子的爹妈还日夜担心吴玉萍找他们呢！
他为什么要摁？到现在还是个说不清的问题。那天天太热，几个孩子跟着老师去劳动，拾麦穗，身上沾满了麦芒。有人提出上北河里洗洗澡凉快凉快再走，那几个孩子都会水，只有大锁没下过水，他不想洗，妈妈也嘱咐过他不让他洗澡，可是孩子们硬拉他下了水。
别的孩子下水后便嬉笑玩闹，只有大锁战战兢兢地不敢活动。这时一个孩子便一下把他摁倒在水里，不管他了。是出于恶作剧？还是出于对所谓“狗崽子”的歧视，谁也说不清。看到大锁没上来，孩子们马上慌了，大喊淹死人了，淹死人了。一个个跳出水来抱起衣服也顾不得穿便大喊着四散跑开。机关知道后人捞上来了，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对机关让孩子妈下乡不满，要求抢救。朱一夫嫌影响不好，没抢救立即送了火葬场。
人们知道这些情况以后，觉得对机关是没法了，但都劝吴玉萍和白刚去找把孩子摁入水中的人，要求赔偿。白刚说：“把孩子摁入水中，要是孩子的恶作剧，还能把孩子怎么样呢！要是出于对所谓‘狗崽子’的歧视凌辱，现在从上到下就是灌输这种思想，又怎能怪得了孩子？再说老百姓的生活比我们还苦，要求赔偿，我们能说出口吗？人已经死了，一切都让它过去吧！”
一切都可以过去，但是有一件事局里几个人都劝他们应该说道说道。人们说：“孩子的死不管怎么样，局里有责任，不能啥话也不说便宜了他们。要趁机会提出解决下实际困难，一家子凑到一起来。房东大哥大嫂也劝吴玉萍别光闷在屋里哭，不要光想死的了，要多想想活着的，趁这个机会把他叔的户口迁到咱们县里来，把小的拉扯大，这才是正经事。穷富吧不说了，好歹的只求个一家团圆。”
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吴玉萍想孩子死了，我们不说别的，对这样的实际困难，领导还不应该帮助解决一下吗？把白刚的户口转到县里来，几年来吴玉萍向领导提过几次了。省委统战部也曾给县里写信联系，说可以照顾他们夫妻团聚。
县委也曾考虑过，但“文革”一开始，问题不但没能解决，对她有过同情表示可以解决的县委李书记和生产办公室主任，还为此受了批判，说他们同情右派，被贴了不少大字报。这事就扔下了。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儿子的死，他们难道就没有一点内疚吗？如果一家团聚，孩子怎么会死于非命呢！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3（5）
吴玉萍鼓起勇气，强打着精神，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摇摇晃晃地走到局长办公室。局长们正在开会，一见吴玉萍来就个个冷若冰霜，沉默不语，连个招呼也不打。吴玉萍看到这种冷冰冰的情况，直气得浑身哆嗦，话也说不上来了。等了好一会儿，局长才说：“有事吗？”
这本是一句平常的话，要是放在一般情况下，这也属正常，无可挑剔。但现在是她死了儿子，多少天来哭得个死去活来，现在行走很困难。见面了局长们不仅不说让坐下，也没个问候，却板着脸说出了这句话，吴玉萍气得泪就流出来了。她本来是想商量请求的，一气之下请求便变成了质问：“我下乡前局长说孩子由局里负责照顾，现在孩子死了，局里有个什么说法呢？”一位年轻的局长冷笑了一声：“说法？嘿！你儿子是自己洗澡淹死的，也不是谁把他扔到河里的，要什么说法？”这句话如同寒冬腊月冷水浇头，使吴玉萍从头顶一直冷到脚心。她浑身颤抖着，哆哆嗦嗦地说：“领导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别的副局长都面面相觑，没人说话，朱一夫却挤了挤那双小眼睛，两片薄嘴唇一撇，怒气冲冲地说：“领导有什么责任？你儿子死了还要领导偿命吗？你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人？领导对你够可以了，多少天来你在机关里哭哭啼啼，影响办公还没说你呢！照这样你们立即搬出去。你马上到种子站去上班！”
这话更噎人了。吴玉萍本来胆小怕事，规规矩矩。可是俗话说狗急跳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吴玉萍是个人，又何况她刚死了儿子心中又积满了愤懑，所以这一噎倒没有使她更害怕，倒使她更坚强了起来：“我说要领导偿命了吗？儿子死了哭哭还不允许吗？机关这么多女同志，好多人无牵无挂，可是单选小孩没人照顾的人下乡，这合适吗？当时我就提出了困难，领导说孩子由机关照顾。现在孩子死了，机关就没点责任吗？”局长自知在这方面有点理屈，说话不像朱一夫那样强硬，但仍不想担什么责任：“谁照看也挡不住孩子去洗澡，自己洗澡淹死的机关担什么责任？朱局长说得对，你们整天哭哭啼啼影响办公，都没说你们，对你们已经够意思了。”
机关这样冷漠无情，好像还对我们有了很大恩惠，吴玉萍一听就火了：“孩子刚死很快就捞了上来，旁不相干的群众都要求抢救，领导却顾全自己面子，立即送火葬场。结果一黑夜孩子吐了那么多的沫子，说明有过呼吸，本来是有转机的。你们都看见了，不痛心还没点同情心吗？孩子死了领导问也不问，爹妈哭哭还不行，领导做得都对吗？我看在这儿是没法和领导说话了，既然这样，只能找个地方说理去。”说完扭头就往外走，她想已经是这样了，也豁出去了。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没等她出门，另一位副局长李局长叫住了她：“你等等，你要上哪儿去？”
“上县委大院，找书记找县长，找县委大院的人们评评理。”吴玉萍忽然觉得身上有了力气，也有了勇气。
吴玉萍下乡就是李局长谈的话，当时他答应机关一定负责任照顾，现在出事了，他觉得自己应该说几句话。同时他也觉得这事儿闹到县委那儿，局里也不好看，这孩子的死在县委大院已有议论，听说已有人向县委书记反映了。这些事真要都闹出去局里是不好说呀！所以便把吴玉萍拦住了。
他们很客气地让吴玉萍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然后慢慢说道：“学大寨是政治任务，你下乡是应该的，也服从了领导分配，这是好的表现嘛！至于孩子出了事儿，大家都很难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就是亲妈在家，也不能时时看着他吧？人没了，追谁的责任也没用了。”
长期受磨难受压抑的人要求并不高，只要领导给个好脸儿，有几句温暖的言语，他们的心里就会宽松好多。吴玉萍的态度立即缓和了下来：“我并不是追责任，我是觉得儿子在机关死了，领导却不闻不问，太冷了。不是领导扔河里去的，可是捞上来只怕对领导影响不好，不抢救直接送火葬场，第二天的情景都见了，心中就没一点自责吗？朱局长的话更让人寒心了，哭都不行。我多少天没睡过一宿好觉，没好好吃过一顿饭，走路都困难，让立即上班，可能吗？”
“嗨！”没等吴玉萍说完，李局长便打断了她，“那都是气头上的话，也不必当真。这样吧！我也知道你生活挺不容易，有啥困难就提出来吧！经济方面是不是要点补助？我们商量商量，能照顾尽量照顾点。”吴玉萍说：“钱有什么用？补助几十块钱，解决了今天还能解决明天？这些年再苦也过来了，我向来不向领导张嘴。”
“钱有什么用？”李局长重复了一句，觉得这话有点奇怪。别人争还争不到手呢！我主动提出来，你还说这个话，便说：“那你说怎么办？”吴玉萍说：“我请局长们研究研究，把我的根本困难解决了。把白刚的户口转到咱县里来，最好能给他安排个工作。这事领导也清楚，我以前提过几次，省委统战部也和咱县联系过，县委李书记早先也跟局长打过招呼，我希望领导再认真研究研究。实在不行转到咱县城附近农村也行，反正在哪里都是劳动，在咱们县也可以照顾照顾家。”李局长面露难色：“这事我可做不了主，等我们研究以后再说吧！”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3（6）
吴玉萍只好等待。和以前几次一样，没有人给她一个回答。每次吴玉萍找去，李局长都说工作忙，局长们还没研究。最后实在推拖不过去了才说研究了，工作问题不能解决，把白刚户口转到本县农村，领导也一口拒绝了。吴玉萍对领导彻底失望了。实在没办法也就不顾及这个规矩那个规定了，只好像国际歌中所说的，自己去解放自己。
吴玉萍拖着病弱的身体，去县委、县政府找了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志，他们手中多少有点权力，和有关部门也熟悉。他们私下告诉她，现在村里都不愿意进人，特别是成分高、有问题的人，更没人敢要。只能自己找好愿意接收的大队，和公社疏通好，县里哪个部门卡住了，我们去做做工作，但是领导都不能出面与公社或大队联系。
当然这也迫于是阶级斗争的形势，虽然充满同情也只能采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办法，但终于开了一个心照不宣准予放行的通行证。没有任何凭证这样不会给哪个领导添麻烦，只是需要的时候，人不知鬼不觉地暗中给你说句话而已。这已经是吴玉萍求之不得的了，说实在的，那个年头只要领导答应对此事不上纲、不追究、暗中准予放行就是最大的恩惠了。
有了这支无形的令箭，吴玉萍便四处托人找县城附近的几个村庄去疏通，离县城近才好照顾家。但很快都有了答复：不要。理由很简单：劳教过的右派，又是地主出身，谁敢要？告诉他们县里有的领导同意了，回答是拿机关的证明信来。有的回答更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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