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稍稍缓过气来的时候，我问他怎么没有上学。他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反而问起我来：“叔叔，你过来的路上见没见到一个比我小一两岁的男娃？他是我弟弟，前天他拿着家里的几百块钱离家出走了，昨天我就请假出来找他了，找了两天还没有找到，昨天我往上找没找到，今天我往下找（他是指路的方向）。我哥哥在中学住校，我没有敢告诉他，怕他一着急影响了今年考高中，只有自己出来找弟弟了。”
我走的这条路是一条县级公路，通往沿河县北边几个偏僻、边远的乡镇，因此行人、车辆非常稀少。我从早晨走上这条路见到的行人就寥寥无几，小孩子就更是没有见到过。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眼前这个稚气未脱的小男孩时，他的泪水都快要出来了。我急忙问他：“你家大人怎么没有出来找啊？小男孩低下头好像在沉思又好像是难过，过了一会他才抬起头说：“我爸爸妈妈都去浙江打工，他们去年才回来过一次，今年都没有回家过年。我和弟弟住在亲戚家上学，哥哥住在学校一个礼拜才回家一次。是我带着弟弟一起上学，弟弟他以前很听话的，不知道今年怎么一下子就变得不听话了，他今年才12岁，就总说要打工去。我给他说过好多次年龄小不能打工，可他就是支支吾吾地不肯正面回答我，谁知道他真的会离家出走。”
“我也没有敢告诉爸爸妈妈，怕他们知道了着急。叔叔你说我该怎么办啊？爸爸妈妈离家那么远，弟弟又那么小，我都不知道该上哪里去找了，再说我也没有钱坐车，只有骑车在附近村寨找他了。”
“都怪我爸爸妈妈过年不回来，寄点钱就算教育我们了啊？钱不能教育我们！我知道他们挣钱是为了我们上学，可是他们教育不上我们啊，钱挣得再多也是等于零。你说是不是啊，叔叔？”
我问他：“爸爸妈妈虽然不能教育你们，可他们挣钱是让你们到学校受更好的教育啊。他们挣了钱怎么能等于零呢？没有他们辛辛苦苦挣钱，你们哪来的钱去上学啊？”还没有等我说完，他就急着说：“在学校老师除了教书上的外，其他什么也不怎么教我们，在学校里学的都是为了考试，再没有别的用。你说我们要不要爸爸妈妈的教育啊？爸爸妈妈可以教育我们将来怎么做事啊，怎么当好人啊！你看我弟弟就是没有他们的教育才不学好，才离家出走的啊！我们学不好，他们挣钱给我们乱花了不就是个零了嘛。”
我觉得这个小男孩很是懂事，说的话也很有道理，这不正是教育专家们说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缺一不可吗？
我劝小男孩不要再往前找了，还是回去给父母打个电话，因为他也才14岁，走的太远了万一再出点什么事就更麻烦了。他听了我的话掉转车头往回走，我也骑上车一起向他家的方向走去。 。。
童言折射出社会问题（2）
我们边走边继续说话，这里的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我要去的乡镇还没到，小男孩也没到他借住的亲戚家，我们都有些疲惫了，就停下来准备歇一会儿再继续走。我感到有些渴，就从背包里取出两个橙子，给了他一个，当我吃到一半时他就已经吃完了。看到这一情形，我忽然想到这个孩子可能还没有吃中午饭，就问了一句：“孩子，你吃午饭了吗？”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早饭午饭都没吃，我没有钱吃饭。不过我不饿，我很耐饿的。”我赶紧拿出一包饼干让他吃，他却盯着饼干咽着唾沫说：“不饿，不饿……”我只好打开饼干包装袋假装着自己也要吃的样子，取出一块放进嘴里，之后递给他示意他也吃点，他这才接了过去，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忙让他慢点吃，不着急，天还早呢。不到10分钟他就吃完了那包饼干，我看着眼前这个可怜又懂事的孩子，一股怜惜之情从心头升起。还没等我开口说话，小男孩倒是先对我说：“叔叔，你真好！不是你给我吃的我就说你好，你给我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小孩儿都能听明白，一点都不难懂也不深奥，我特别爱听。你今晚就去我们家住吧，晚上和我爷爷一起睡。明天你工作完了晚上还住我们家吧。我还想听你讲道理，等我找回弟弟你也给他多讲讲，行吗，叔叔？”
我们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小男孩借住的亲戚家所在村寨。我们在路边上刚好碰见了他家亲戚，看见他就问弟弟找到没有。这时候天也黑了下来，我让他不要再随我走了，他只好跟我道别，回了亲戚家。
和小男孩告别后，在赶去乡政府所在地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偏远山区的农村留守儿童已经不是少数，他们的成长、学习与全面教育存在很多的问题。回想这个孩子说的一些话，真是童言无忌，但他所说的话折射出的已经不是个别家庭的问题，而是农村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学校教育只重视书本知识和考试成绩，以分数论成败，“德智体”全面发展只成为许多学校的一个口号。
二，农村外出务工的父母，无奈地变成挣钱的工具，他们无暇顾及子女的情感培养和家庭教育，使得未成年的孩子失去了父爱、母爱，失去了正确的成长方向的引导。
三，无论专家学者还是地方政府，甚至农民自己都只看重劳务输出、外出务工创造的经济利益，却忽视了“又好又快发展”最根本的道理，换句话说就是以经济发展牺牲了亲情、教育的人文环境。当我们牺牲了对孩子的亲情培养与家庭教育之后，再回过头来重新认识和用金钱弥补，所要付出的代价可就不是经济数字所能衡量的，用亡羊补牢的方式补救与修复是无法挽回的。因此，外出务工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与子女的亲情培养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家庭问题了，而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也有部分父母由于长期远离子女，渐渐地淡忘了对家庭、对子女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37块钱与10岁的放牛娃（1）
3月16日上午
37块钱与10岁的放牛娃
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在这个时间本应该坐在课堂，然而在我眼前的这个孩子的脸庞上却布满了愁容。他的一双小手不停地在茶树枝头上移动着，示范着在教一旁的弟弟学采摘茶叶。
这是今日清早我离开塘坝乡，向着后坪乡方向北上时在路边山坡上看到的一幕情景。
这里的村寨相距都比较远，我翻过了一道山，下到谷底，然后又上到半山坡时，才看到一个村寨。原本我没有打算在该村寨停留，可当我顺着弯道穿过寨子时，远远就听见村上小学里的朗朗读书声。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山区，能听到这么悦耳的读书声我备感安慰。
推着自行车走在这崎岖的山路上本是很吃力，当听到这朗朗的读书声我顿觉浑身轻松，力气陡增，行走的步伐也轻盈许多，不觉地就走出两公里多。原来还在我头顶上边的山寨不觉地就转到了我的脚下。也就在我心中暗自庆幸时，眼前出现了两个小孩子在放牛、采茶。
我找到一小片较为平坦的空地支起车，上前与两个孩子说话。起初他们有些胆怯不敢与我说话，我就蹲在田坎边上，耐心地问他们怎么没有上学。
小弟弟倒是先开口了：“我才六岁，还不到上学年龄。我哥哥上去了，学校不要他。”在一边不停地采茶的哥哥听到弟弟说“学校不要他”的话后，急切地反驳说：“谁说是学校不要我？是我没钱交学费。”
听到哥哥埋怨弟弟的话后，我在心里暗地思量，难道这里没有执行国家减免学杂费的政策？我转问这个哥哥：“学费要交多少？”这时他毫不迟疑地说：“37块钱。”
37块钱，只是37块钱啊，就使一个孩子上不起学，读不起书，而变成了一个放牛娃！
我问他兄弟俩：“你家就没有这么一点儿钱吗？你爸爸妈妈就没有这点钱吗？”
“没有，我妈妈一直生病，买药都没钱。我爸爸挣不到钱，在家里干活（种地），没有挣钱。”
“你们摘这个茶叶能卖钱吗（在田头地边有几个棵零散的茶树，要不是两个孩子告诉我，我还不知道他们在摘茶叶）？”
“能卖钱，过两天晒干了就可以卖钱，有人来寨子里收。”
“你们采的这个茶叶能卖多少钱？”
“能卖十几块钱，卖了要给我妈妈买药。”
“那你就不再上学了？”
“想上，我没钱交书本钱。”
“那你爸爸不管你们上学啊？学校老师没有来找你吗？”
“去年老师来我家叫我去上学了，学校给我免了钱。我爸爸没有说过，反正他也没有钱。”
我提出去他家看看，小兄弟俩没有说让我去，也没有说不让我去，两个孩子只是直勾勾看着我，一声也不吭。
从他们的眼睛里我看出他们不是很情愿，也许是对我这个陌生人的一种提防，也许是他们在放牛、采茶不能耽误。我问他们的名字叫什么，他们也不告诉我。我取出50块钱向他们递过去，可兄弟俩看我给他们钱扭头就往坡下跑，牛也不管了，还边跑边说：“不要你的钱。”
我感到很是纳闷，为什么这两个孩子这么警惕呢？给他们钱他们都不要。正在这时，坡下上来了四五个村民，我赶忙问他们认不认识那两个跑下坡的孩子。其中有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村民闷声闷气说：“那是我的娃儿，你有啥子事？”
无意间见到了这两个孩子的父亲让我有些欣慰。我把刚才和孩子的对话告诉了他，可他听完我的话后什么反应都没有，直接和其他四个村民向坡上走。我彻底放弃去他家的念头，与他们一道继续上坡。五个村民中有位大姐打圆场地问我：“老师，你是做什么？他家可穷了，没一个钱的来路，他也挣不来钱。你给他们50块钱也管不了什么用。我们去赶场（赶集），你去什么地方啊？”
37块钱与10岁的放牛娃（2）
“大姐，我去石界，那里离这儿还有多远？”
“石界啊，那里还远呢，估计下午四五点钟你才能走到吧。你就骑单车去啊？那可吃力了，那里一直是上坡多哟！”
说着，她凑到我的耳边说了句：“那个男的脑子有些不好。”
凭啥农民就得开肠破肚？
在黄家渠村冯湾社，当我走进这户村民院里时，院子里的一位老奶奶和儿媳都不约而同用一种警惕的眼光打量着我，当他们看见有位老人他们认识，才略微放松了一下紧绷的神经，但对我的那份警惕还是存在于她们的眼神中。年轻一点儿的妇女低声问和我一道去的贺大爷：“他是哪来的？做什么的呀？”贺大爷毕竟是本地人，也比较熟知她们最警惕与害怕的是什么人，他故意对她说：“是乡里来的，搞计划生育的新干部，找不到你们家叫我带他来了。”这句话完全是贺大爷和他们开的一个玩笑，可那位年轻妇女听后脸色刷一下白了，身子也有些僵硬，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老奶奶刚才和善的眼神也有些转变。她们刚从地里干活回来，老奶奶刚要把从地里捡回来的几颗野蒜头放在一个破碗里，听到贺大爷说的话，她那刚张着要说话的嘴也合不上了，手中端着的碗也不由自主地放下了。
看到此情此景我也有些不知所措，我刚要对她们说明时，贺大爷先笑了起来，刚才有些紧张的气氛才有所缓和。我这才赶紧说：“我不是什么干部，干部要找你们还用贺爷爷带路吗？”
再看老奶奶和那位年轻妇女，尴尬与不安，还有那种怀疑的眼神还伴随着她们。
年轻妇女勉强说了声让我们进屋坐，进了屋时我看到有位灰头土脸，满身泥土的老大爷正欲上炕，贺大爷大声叫他的名字，他回头先看了下贺大爷然后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第一句就是问贺大爷，“他是哪来的？做什么的？”贺大爷详细地把我介绍了一下，那位大爷才放心地上了炕。
在交谈中我慢慢才知道他们一家为什么对陌生人和计生干部那么警惕与惧怕，原来是他们还欠着乡计生办罚款呢（社会抚养费）。他们一家人都对这笔罚款愤愤不平，但他们没有多少抵抗能力来拒绝不交。
事情还得从源头上说起，冯家生活本就很穷，原本也没有打算要超生，乡计生办把冯家儿媳妇“请”去结扎一年过后，她又生下了一个孩子。计生办知道此事后实行紧急措施，又把冯家儿媳“请”去再次结扎。可这次结扎的500多元的手术费要冯家出，还罚款5000多元（超生社会抚养费）。可是冯家哪里有钱来交这么多钱，家里除了有些粮食其他几乎是一文不值。由此，他们每天都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乡上干部时不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