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就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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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就过时-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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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半年不见,怎么黑了?”
  “我刚从海边拍戏回来。”
  “哟,还是小明星呢。”大姐身边的一个男孩子冒出了一句。
  “这是我的同学,今天他开车来接你。”大姐解释道。
  大姐的出众让她身边总围着一些男孩子,可她跟每一个人都不冷不热地保持着最合适的距离。水中花、镜中月的清高,让每个男孩更加趋之若鹜。高!出自外交学院的她,厉害就厉害在这儿。这种交际手段是我等望尘莫及的。
  出了机场,天已经全黑了。东京的夜真亮啊!城市的七色光从眼前划过,留下一片梦幻般的想像。没错,这就是我的梦将要实现的地方。空气更是清透得让人不停地深呼吸。心高兴地直往外窜,真想大声地喊一句,“东京,我来也!”
  到了玉县的姐姐家,已经快10点钟了。吱扭扭地拉开一扇木门,我走进一个只有六坪的日式房间。我们姐儿仨全要住在这里。五个超大行李箱往里一搬,连转身的地方都没了。这里看上去很像电视剧中的布景,我兴奋得直在榻榻米上打滚,很想再找二姐打一架。大姐劝着,“早点睡吧,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说实在的,当时我压根儿不理解话中的意思。折腾了一天也真累了,那晚夹在两个姐姐中间,我睡得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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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东是个日本老兵(1)
“都是捡来的。”
  清晨,腿上奇痒。一骨碌我从榻榻米上爬起来,腿上红通通四五个好大的包。“日本的蚊子好厉害!”我发狠地挠。
  二姐从厨房里露出了头,“这不是蚊子,叫‘DANI’,也就是‘壁虱’。”
  “家里怎么会有虱子,好恶心!”
  “壁虱是专门长在榻榻米里的。咱们这房子太旧了,又全是木头盖的,一年到头都会长虫。”
  虽然早早地被虫子咬醒,但这并不影响我在日本第一天的好心情。坐在长着壁虱的榻榻米上,开始打量我们日本的家。这是战后修建的已经很老的木头房子。别看木板破旧、四壁透风,却是典型的独门独院的和式屋。房间真小,所有的地方加起来也就十平方米左右,可小小的木房间里很别致。两面都是落地窗门,地上铺着榻榻米,有一个很大的壁橱,起床后可以把摊成一地的被褥收进去。还有一张矮桌和低柜各自摆在角落中。
  浴室是放在厨房里的一个透明盒子,厕所是最古老的蹲式,连冲水都没有,听说每个星期会来抽一次。所有一切在我的眼中是那么新鲜。最让人高兴的是,家中日本制的电器一应俱全。一个红色的小电视、两个录像机、音响、冰箱、空调,应有尽有。
  “姐,这些都是你买的吗?”90年代初,国内这些家电还都很贵。
  “我才不买呢,都是捡来的。”
  “有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捡?”
  “就在咱家门口有一个垃圾收集点。”
  “垃圾站?!”
  1990年的日本正处在泡沫经济的顶端,银行年利率高达7%以上(现在只有)。经济推动着紧追潮流的日本人,他们的消费能力之强,就像今天城市里的中国人每月不停地买手机。当时日本地价暴涨,寸土寸金的房间依然是那么小。在频繁的新旧交替中,我们这些穷学生就成了其中的获益者。垃圾收集站是外国留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
  在日本,垃圾处理是有固定时间的。分类非常细:可燃烧,不可燃烧的等等。在我们家附近,每星期四可以扔不可燃物,其中包括小型电器。扔不能白扔,如果想扔掉中、大件的电器或家具,还要交垃圾处理税。所以有些日本人在前一天晚上就会偷偷地把一些不要的电器、小家具等放到垃圾站里,同时上面还会认真地贴上小条子:“我很结实,带我回家吧。”
  二姐端着早饭走进来,拉门,关门,地板咯吱咯吱响。我在房间里蹦几下感觉整个屋子都在跟着抖。“这房子结实吗?”我有些担心。“不结实才好呢?日本地震多,即使晚上塌了也砸不伤人。”她把一个紫菜饭团掰开一半递给我,“红姐上学去了,今天我陪你做两件事:第一去拜会房东,第二办外国人登录卡。”
  走出房门,心情一爽。屋外有个小巧玲珑的庭院,用低矮的石头墙围着,精致简洁,质朴典雅。入秋了,院子里却是郁郁葱葱。角落里栽着一棵好大的樱花树,正好盖在我们屋檐上,遮在窗前。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了鲁迅的那篇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里就是我的樱花梦开始的地方。
    他一抬眼把我吓了一跳
  房东隔着院子住在对面的木屋里。门前守着一条懒洋洋的老狗。白灰色的毛搭在眼前,看不清是睁着还是闭着。二姐说了一句听不懂的日语,轻轻敲了几下门。
  “嗨——”拖着长音的应答声,一个白净的日本女人出现在门前,看样子有50岁左右。姐姐鞠躬行礼,叽里咕噜几句话,好像是在介绍我们的来意,我看着她的样子好笑,在北京打起拳来威风凛凛的二姐,什么时候变成点头哈腰的小绵羊了?房东太太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蹲下身摆出两双拖鞋,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房东正在屋里看书,见我们进来忙放下,他一抬眼把我吓了一跳。一只眼睛是瞎的,睁不开。“你们好。”他用不够地道,但完全能明白的中文跟我们打招呼。他衣服有些邋遢,头发花白,乱蓬蓬的吓人,但态度上要比刚才的日本老太热情多了。姐姐故意用中文介绍,“这是我妹妹,叫朱迅。”“噢,是妹妹,朱迅小姐。”他的发音好夸张,听着好笑。房东太太跟进来,坐在对面。
  房东的中文到此为止了,我便毫无用武之地。姐姐和他们之间的一顿叽里咕噜的对答,虽然听不懂,但是我能感觉到女主人看着我的眼神并不很友善。她向姐姐问了几句话后,就不再开口。我试图用英语沟通了几次,也是徒劳无益。还好,在这种不舒服的环境中,没挨几分钟我们就起身告辞。姐姐拿出一包我从北京带来的乌龙茶送给房东家,女主人的脸色好像稍微缓和了些。
  一出门,我就问姐姐到底怎么回事?姐姐告诉我,男房东是日中友好协会的成员,据说年轻的时候在东南亚打过仗,一只眼睛就是在战争中瞎掉的。他平时话不多,对中国留学生倒很友善。房东太太就实际多了,一直在问姐姐,是不是我们三个要住在一间房里。当初每个月两万日元的房费是给二姐一个人住的。如果加人就要加钱。二姐解释说,大姐已经考上横滨国立大学的研究生,马上要搬到横滨去了,加上房东说情才得以勉强维持现状。
  

3。房东是个日本老兵(2)
“一到日本就住到‘日军’家里来了,真别扭!”我有些抱怨。
  “傻瓜!每月两万的房租在日本是打灯笼也找不到的。很多房子根本就不租给外国人。别看这里像小柴房一样并不牢,但能住一天就省一天。到哪里找这么实惠的地方?”二姐很有经验,一听就有多次碰壁的苦水。我俩走到院子里,刚才那只懒洋洋的老狗也在这里散步,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我们在抱怨它的主人,老狗追着我们“汪、汪——”地大叫。房东跑出来喝住了它,“别怕,它叫五郎。”房东吃力地抱起狗,为我们让开路。这只凶狗,一身花白的毛,也瞎了左眼。
  接下来,姐姐带着我去办外国人登录卡。其中一项竟是按手印。“这不是侮辱人嘛!我是来留学的,干嘛要像留案底似的。”我有点愤愤不平,姐姐却淡淡一笑:“是你自己要来日本的。不想按,回北京去!”我默默地伸出手。当时的心情就像电影中,穷人家的女儿在卖身契上按手印的感觉。“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我自我安慰着。
  第一天过得有点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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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是那么重要(1)
  这样的恋家情结只能维持十几秒
  日本的电车准得让你根本没理由迟到。
  开学了,我每天从玉县的家出来,清晨7∶40准时出现在浦和到东京的京滨东北线上。到东京的亚细亚友好协会日语学校需要1小时20分钟。从“外地”赶往东京上学在日本是常见的事,坐###“子弹”列车上下班也不稀奇。浦和离东京并不远,交通方便。车上的乘客,主要是赶着上班的职员。一车的西装革履在按照同样的节奏摇摆着。这点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教养。虽然摩肩接踵人挤人,但每个人的身上都干干净净,没有难闻的气味,即使被挤成“照片”,车里仍然是静静的,听不见大声的喧哗。但每到晚上就有另一番风景了。
  这样的时间也并不难熬。最幸运的是,我从来没碰到过“痴汉”(在电车上占女孩便宜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和我的装束有关。那段时间我酷爱穿短衫长裙,这跟电车上套装短裙的OL(Officelady,办公室女职员)明显不同,让“痴汉”没有了下手的机会。我一只手抓住栏杆上的吊环,一只手捧着书,耳朵里塞着随身听的耳机。这是最好的学习时间,直到今天,我仍认为我日语过人的听力是在电车上练出来的。但要注意的是,随身听不能太大声。电车里太静了,耳机里露出的声音也会招来周围人质疑的目光。
  车轮金属碰撞的声音让我抬起了头,电车驶上一座铁桥,面前开阔起来。赤羽河到了。这条河是玉和东京的分界线,我习惯地看看手腕上的表。每天都要经过这里两次,早上在车里背单词,晚上拉着吊环打盹儿。日本城市间很少会有视野这样宽阔的地方,所以只要经过这里,我都会眺望窗外,就像看北京家边的玉渊潭公园一样。
  车快,桥短,这样的恋家情结只能维持十几秒。
  剩下的时间就泡在日语里。出国前,我也报过一个日语班,零零散散跟了一个月,连五十音图还没认全。太难了,我几乎绝望。但当语言成为生存工具的时候,人的适应能力简直可怕。日本老师一进门就立下规矩,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学生,在教室里都不许说母语。只要张嘴,唯一可以蹦出来的必须是日语单词。这种强化学习让人透不过气来。
    两顿绝食抗议后二姐终于先软了
  压力可以说是内外夹攻。
  我和二姐久别重逢,和平共处的日子没维持几天,就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她一贯的信条。她说周围爱我的人已经太多,再不加以调教,我就要被宠坏了。
  浦和的家是二姐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她格外珍惜。比如说,进屋的时候,要在玄关换鞋,方可登门入室。我刚到日本的时候没有这个习惯,经常穿着鞋往里跑。身后二姐一声大吼:“再穿鞋进屋,你就给我搬走!”我傻在原地,刚来日本谁想到她会说出这么绝情的话。难道姐姐变了?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下来,两顿绝食抗议后,二姐终于先软了,“入乡随俗,进屋脱鞋,这是日本的规矩。我说你总比外人说你要好。你自己打工以后就知道了。”
  也许是小时候看过的抗日电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对房东一直比较回避。加上一个凶巴巴的女主人和一条残了左眼的老狗,虽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但我几乎不敢和房东家来往。我们在这个冬冷夏热的小木屋里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房东太太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没有笑容,薄薄的嘴唇张得很小,可说出的话却毫不含糊。
  “这个房子要翻修,希望你们尽快搬出去。”
  再装听不懂也无济于事。我和姐姐白天都要上学,晚上打工,没有多余的时间和钱再找房子搬家。
  “希望你们马上搬家!”女人再次出现在我们小屋门前的时候,近乎骂人了。
  我们请求她再让我们多住些日子,找到合适的地方我们就会尽快搬走。可找房子哪有那么容易?别说有很多地方不租给外国人,即使租,一上来几十万的礼金、押金,刚刚交完学费的我们一时半会儿也凑不齐呀!
  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出门的时候尽量躲着对面,生怕撞上会更尴尬。开学了,学习紧张,回破木屋休息也十分不安。我和两位姐姐商量,三人尽量抽休息时间再去分头找房子,看能否合三姐妹之力,找一处安身之所。
  租赁房屋的店面到处都是,可租金高得我们实在无法承受。好不容易找到一处便宜的屋,人家一听我们是中国留学生,笑成一条缝的眼睛圆了,“我们不租给外国人。”门重重地关上,心被夹得生疼。
    钱是维护尊严的一道有力屏障
  一天,房东来敲门,从门缝中看见他的灰白头发我就很紧张。这回他要亲自上阵了。“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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