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多的人意识到了排名是怎样产生的。
可以确定的是，人们有办法改进排名产生的方式，以使其不易被参与排名的学校所操纵。马克·麦克莱伦和道格拉斯·斯泰格在2000年发表于《健康经济学和政策论坛》的文章，题为“医疗保健供应商的品质比较”，还有他们的其他文章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比如，麦克莱伦和斯泰格于2000年发表在《医疗行业的变迁》（戴维·卡特勒任编辑）上的文章，题为“营利性医院和非营利性医院的医疗质量比较”。例如，通过与入学前相比，毕业生收入的增加（而不是通过毕业生收入）可以比较各种MBA课程的教学质量。以收入的增加作为评价标准，将有助于控制一个课程的学员素质（《金融时报》上的MBA课程排名就是以这种附加价值作为评价的基础）。为了更好地评判学生们实际上从MBA课程或者大学中获得了哪些收益，我们不应该仅仅采访现在的学生，还应该采访采访3年前、5年前，甚至10年前毕业的学生。工作或者进修几年之后，学生们就会考虑到长远利益，而试图通过表面性的便利设施来影响学生的评价就不再起作用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学术与商业（9）
消费者对于排名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这表明他们认为学校及其课程、医疗保险和汽车的排名是有价值的。这些排名可以改进，事实上也正在改进，而排名通过了市场的考验则表明消费者相信这些排名是有用的，并且他们愿意为之付钱。
贝克尔
来自波斯纳的补充思考
本书这一章关注的焦点是高等教育及其发展，所有文章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商业化。不论好坏，大学正变得越来越像商业企业。它们更具竞争性，因此更关注于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就如我在之后的文章所说：
顶尖大学逐渐变成拥有数亿美元（甚至10亿美元）资产的巨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些大学需要专业管理者，所以它们雇用了专业管理者。专业管理人员从商业领域得到启示。所以，我们的大学深深陷入了对冲基金的旋涡，渴望得到超竞争投资回报，忙于将科学研究商业化，千方百计地寻求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为了提升自己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上的排名而人为地操纵数据（例如，通过模糊录取标准，它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申请者，因此也能够拒绝更多的申请，最终使大学看起来更具选择性），夸大高学历毕业生的就业前景，通过提供高薪和轻松的教学任务争夺学术名人，还有在争夺战中，建立一种双重聘任制，在该机制的顶端是终身雇用制的教授，在其底端是由没有终身任期、没有福利的研究生和临时教员来负责大部分的教学工作。
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法学院曾作出了一项决定，即向只记及格和不及格的评价系统迈进，而不是用字母或是数字来评分，这一举措具有划时代意义。但这对学生们的未来雇主来说是不幸的；作为一个在过去27年一直雇用书记员的法官，我可以证实，字母评分或者更受欢迎的数字评分为潜在雇主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是，精英法学院的学生却（有点不可思议地）讨厌分数。通常，耶鲁法学院拥有最优秀的学生，而且人们认为耶鲁大学采用了只记及格和不及格的评价系统是学生青睐该大学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其他顶尖法学院也解释了一个现象，即由于高额学费和大学对校友捐赠的依赖性，学生从教育的主体变成了顾客——在商业领域，顾客永远是对的。
人们对我写的关于剽窃的文章作出了很多评论，这表明在剽窃问题上，我有点“畏首畏尾”，尤其是当剽窃行为的实施主体是教授和其他“成熟”的作家时，情况就与学生剽窃大不相同了。我坚持我那离经叛道的看法，即学生的剽窃行为是更严重的过失。剽窃的学生不仅以牺牲其诚实的同学为代价推动自己的事业发展，而且他没有从剽窃中学到任何东西。然而，一个“偷取”他人观点或是言论用到自己著作中的教授不仅能创造出一个对其读者来说更加优秀的作品，而且还会大大提高其自身作品的质量。当然，作者应该承认他确实剽窃了，不这样做就是错误的；我的观点是，由于剽窃作品的问世，被剽窃的作品可能获得附加价值。因为教授的剽窃更容易被发现（抄袭的内容会出现在出版物上），因为教授或其他专业性作者剽窃被发现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耻辱，因为（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电脑搜索引擎使得人们发现剽窃行为变得更加容易，所以我坚信，实施剽窃的学生应该受到开除的惩罚。
关于剽窃问题，我于2007年出版的《论剽窃》上有深入讨论。
第五章 求职、工作与薪酬（1）
收入不均与贫富差距
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不均加剧了，尤其是自1980年中国开始经济腾飞后，中国的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均现象更严重了。同时，每日生活费低于2美元的中国男性、女性和小孩所占的比例大大降低了——世界银行以每日生活费低于2美元为标准来定义贫困。中国的穷人因为经济飞速发展而富裕起来了，尽管他们的收入和中产阶层以及富裕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许多。类似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印度，在过去的20年中，印度总体经济的爆炸式发展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了，但是极其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却提高了。
美国政治家和很多其他领域的人都非常担忧过去25年里美国人收入不均的加剧，为了应对这种担忧，我作了以上调查。中国和印度的例子表明，收入不均的加剧是好还是不好取决于这种不均产生的根源。我认为，美国收入不均加剧的原因是有利的、合理的。
基本事实是这样的，高端技术人员和低端技术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有增大的趋势。就教育而言，高中辍学者的实际工资（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而调整的工资）并未发生多大改变。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增长得稍微快一些，所以辍学者和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大了。
重点是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的收入都快速增长了，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法学文凭和受过其他高等教育的人的收入增长得最快。这些造成了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导致的收入不均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和受过较少教育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还需要注意的是，受教育程度导致的收入不均越来越严重，对于男性和女性、黑人和白人来说，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和黑人收入增长的速度比白人男性收入增长的速度更快。因此，由性别和种族所产生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中，实际上是大大缩小了。
由于受教育程度导致的收入差距变大了，更多的高中毕业生为了获得一个大学文凭而选择继续深造。这种崇尚教育的趋势越来越普及，在所有的种族以及少数族群中都出现了，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开始崇尚教育，这种趋势在女性中尤为明显。准备上大学和即将大学毕业的女性数量上升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大学生中女性的数量比男性还多。女性还进入高收入领域，诸如商界、法律界、医药界，而且离女性的传统职业越来越远，诸如教师、护士等职业。与男性相比，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了，尤其在黑人和在美国的拉美人中，这种现象更加普遍。
收入差距的拉大主要应归因于社会对受教育人群和其他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加了。考虑到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生物技术的发展，社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大并不奇怪。而且全球化使得全世界对来自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了，那些产品和服务大多出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其他高科技人员之手。全球化还鼓励国家转而进口产品，让来自中国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来生产这些产品，而不是在国内自行生产，因为这些并不需要太多技术。
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社会对于高端知识人才和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加，回大学继续深造的人所占的比例增大。这也促使更多的高中生选择上大学以获得大学学历，选择继续读研的人也越来越多。
第五章 求职、工作与薪酬（2）
有人可能会问，由于在过去25年中，学费增长得很快，回到大学深造的人所占的比例是否真的增加了？事实上，学费升高的主要是由回到大学深造的人增加了导致的。芝加哥大学的巴勃罗·佩纳在一篇博士论文中强有力地论证了，学费的升高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学生希望学校在教育上投入更多一些。大学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教育费用增加了，这些资金的来源就是更高的学费。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妙语。教育和技术的高回报率导致的收入不均加剧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顺乎民意的进步，而应该被认为是一种不受欢迎的进步吗？资本的高收益率是经济生产力提高的标志，而这种推断完全适用于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的高收益率产生的影响比收入不均造成的影响更大（只是在实物资本的高收益率使收入不均加剧的时候），但是这种影响越来越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轻男性和女性对自身人力资本投入更多时，这种影响还可能发生改变。
我的结论是，总体上看来，美国收入不均加剧是有利的，因为这些因素反映了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的高收益率。但这不能成为美国人骄傲自满的理由，因为迄今为止这种高收益率产生的影响还非常有限。如果好处如此明显，那么为什么没有更多的高中毕业生去上大学呢？为什么美国青年尤其是黑人和西班牙裔的美国人的辍学率一直保持在25％没有变过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在于，美国家庭的破裂导致离异家庭的孩子没有机会掌握多少技能。人类从孩童时期开始学习认知技能，而我的同事詹姆斯·哈克曼认为，非认知技能比如学习习惯、准时赴约、工作态度，也是在人类孩童时期形成的。高中辍学者显然严重缺乏非认知技能，而那些认知技能可以使得他们获得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投资的高收益率。
所以与其为教育导致的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哀悼，倒不如把精力放在怎样提高美国青年的高中毕业率和大学毕业率上。这些举措都将面临巨大挑战，因为这些解决方案实施起来既不便宜，也不容易做到。但是，如果仅仅关注收入不均本身，将是灾难性的，因为那将导致政府对高端的技术工人的高收入征收更高的税，还有实施其他不利于这部分人的政策，这将通过抑制人力资本的投资而大大降低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生产力。
贝克尔
评论
贝克尔对美国收入不均加剧的问题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阐述，我只补充一点，即随着社会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以及越来越倾向于精英主义，智商、精力、健康、社交能力、性格、雄心、外表吸引力、天资和运气造成的人与人之间潜在的不平等会导致收入不均加剧，这种不均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旨在减小收入不均的公共政策，比如不断上涨的个人所得税和中产阶层的补贴，有可能减少社会总财富的量，因此除非收入不均加剧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否则就不应该实施这些政策。
真的是这样吗？我认为这取决于平均收入（也就是取决于社会总财富），取决于（各阶层的）收入水平是否在提高，还取决于造成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特定制度。一个社会的平均收入越高，就越不容易引起嫉妒或者社会动荡。原因在于，考虑到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富人由于拥有极高的收入，于是他们对贫困的了解也不会太深刻。并且如果他们的收入在增加，他们更可能满足于现在的收入比过去高，而不会因别人收入增加得更多而不高兴。在我2001年出版的《法学理论的前沿》的第三章中，我列举了一些经验性证据，证明了政治稳定和平均收入的增长有正相关关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五章 求职、工作与薪酬（3）
发达国家确实出现了越来越重的税负和收入均等化政策，而在贫穷的国家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贫穷的国家缺乏管理复杂政策的行政机构，再有就是这些国家拥有完善的、公平的社会准则。研究发现“邪恶的嫉妒”在农业社会非常普遍，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邻居有一个比你好的仓库，你就会想要把他的仓库烧掉，而不是尽自己的努力修建 一个同样好的仓库。相比之下，“善意的嫉妒”被认为是一种竞争，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就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