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都和人民党的其他领导人坐在奥…穆尔塔扎的阳台上，面对着整条街道。整个拉卡纳的人民都看到父亲日渐消瘦，越来越为他担心害怕。“快让阿尤布向父亲让步吧。”我在心里默默地祈求着。然而让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坐在父亲身边的那几个人看起来倒没什么事。“他们晚上回房间后就向我要东西吃。”一个家人向我透露，“别告诉你父亲。”
巴基斯坦的绝食斗争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各地，从各大城市律师协会门口到繁忙的大街上。每天还有大批群众###，从道义上支持绝食斗争，要求阿尤布辞职。阿尤布看到连警察也不能控制局势了，终于在1969年3月25日下台。但是，人民的胜利仍然是空洞的，阿尤布没有遵照他自己制定的宪法，把权力移交给国民议会议长，反而任命他的陆军参谋长叶海亚？汗为国家的新领导人。叶海亚一上台便停止实行所有法律，实行军法管制，巴基斯坦又一次落入军事独裁者之手。
“拉德克利夫给你来信了！”4月的一天，母亲告诉我。我忐忑不安地从她手中接过信封。我真的想去吗？校方曾提醒父亲说，我才16岁，年龄太小，建议我等一年再去拉德克利夫留学。但父亲认为没有理由再把我留在家，他还为此请他的朋友，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前驻印度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帮忙疏通。我打开信封，看到校方通知我1969年秋季入学。
父亲赠给我一本精美的珍珠母装饰的《古兰经》，当作送我上路的礼物。“在美国，你会看到许许多多令人惊奇的东西。有些事情甚至会让你震惊。”他说，“但我知道你有这个适应能力。不管怎么说，你必须刻苦学习，在巴基斯坦极少有人有像你现在这样的机会，你要好好珍惜它。千万不要忘记，送你去上学的花费，来自这块土地，来自在这块土地上挥洒汗水、辛勤劳作的人民，你欠着他们的债。愿真主保佑，你能用你的所学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来报答他们。”
8月底的一天，我站在克里夫顿70号刻有雕纹的大门前，母亲将那本崭新的《古兰经》举过我的头顶，交给了我，我吻了吻它。然后我们一道去了机场，我将飞往美国。
3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初尝民主（1）
我和母亲被拘禁在阿尔—穆尔塔扎刚过一个月，园子里的花草就开始凋败。父亲被囚禁杀害之前，有10个家人来打理这个偌大的花园。当这里变成我们母女俩的准监狱后，齐亚军管当局只允许3名花匠进入。为了不让花草枯死，我也参加花园劳作。
我不忍心看到花儿们枯萎，尤其是父亲种养的玫瑰花。父亲每次出国回来，总带回一些新颖奇特的玫瑰品种种在花园里：紫罗兰玫瑰，橘子玫瑰，还有一些看上去不像玫瑰，但经过细心培育，就如同植根于泥土的雕塑，美轮美奂。父亲的最爱是一种叫做“和平玫瑰”的蓝玫瑰。因为长时间无人照料，一丛丛的玫瑰开始枯萎凋零。
每天早晨7点，我在挥之不散的暑气中走进花园，帮助花匠们拖起沉重的帆布水管，给一块块花圃浇水。边防军的士兵们站在墙角监视我。以前花三天时间就可给整个花园浇一遍水，但现在人手少，得要八天。当我们要浇到最后一丛玫瑰时，最先浇的那丛都已经开始萎蔫。我盼着花儿们活下去，看着它们纵使没有足够的水份和养料仍然挣扎着活下去，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理由不继续顽强地活下去。
我记得当年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也是在阿尔—穆尔塔扎的玫瑰花丛中和清凉的果树荫下度过的。白天，空气中飘荡着“天日王”的芳香，母亲和其他许多巴基斯坦女性经常把这种香甜的白色花朵编在头发上；傍晚，空气里又充满“夜皇后”的幽香，我们一家人坐在房顶平台上，尽情享受美妙的夜色。
我拉了更多的皮管，好给花儿多浇水。我打扫院子里的落叶，用钯子钯草坪，直到胳膊酸疼得抬不起来。我的手掌磨粗了，还磨出了水泡。“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中午时分我已经筋疲力尽，母亲心疼地问。我说：“总得找些事做啊。”其实这样还有其他好处，因为没命地干活，我浑身的骨头都累得酸疼，这样就没工夫东想西想了，就不会为在军法管制下虚度生命而悲伤。
我整理出了一个新的花圃，栽种了玫瑰枝条，但没有成活。而母亲种的“美人指”、辣椒和薄荷则大多数都长得很好。傍晚时分，我向一对驯养的鹤吹了一声口哨，它们便拍打着翅膀向我扑过来，争抢一块面包，让我无比开心。呼唤一只动物，它就应声而来；栽种一棵植物，它就成活生长，这些证明了我的存在。
如果我不在花园劳动，日子就变得很难熬。我把祖父留下的艾利？斯坦利？加德纳的书读了一遍又一遍，尽管经常性的停电老是让我和母亲在黑暗中度过白天和黑夜。屋里有一台电视机，但是即便有电的时候，也没什么可看的。在父亲执政时期，电视上有戏剧、电影、肥皂剧，以及脱口秀和扫盲教育节目。而现在打开电视，屏幕上除了齐亚还是齐亚：齐亚在作报告，讨论齐亚的讲话，齐亚会见某人，这些还都是经过严格的新闻审查的。
每晚8点15分，我和母亲必定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乌尔都语新闻节目。11月，我们听了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才知道美国驻###堡大使馆被愤怒的群众烧为灰烬，人们认为美国是接管麦加大清真寺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母亲和我听到有关报道后十分惊讶：当局对首都###堡的保安措施十分严密，军法管制极为森严，但是公共汽车竟然可以将原教旨主义的学生成群地送到美国大使馆，任由他们放火焚烧使馆。而且大火烧了几小时后有关当局才到达现场。可是以前人民党一举行示威游行，他们一眨眼的功夫就出动了。美国大使馆被付之一炬，一人丧生。后来，“内疚”的齐亚在电视上公开向美国人道歉，并表示要赔偿损失。但是他究竟搞得什么鬼，至今仍然是个谜。
一个月后，英国广播公司的另一条新闻更加轰动。
1979年12月27日，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听到这个，母亲和我相对而视，深知其政治影响巨大。两个超级大国的战争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如果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出来对付苏联，他们应该立即行动，帮助巴基斯坦恢复民主。如果他们决定对阿富汗的形势隔岸观火，那么齐亚的独裁统治将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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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初尝民主（2）
美国，正是在美国，我有生第一次体验了民主，并且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珍贵的四年。我现在可以闭上眼睛想象出在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哈佛校园的情形。秋天深红色和金黄色的树林，冬天毛毯似松软的白雪，春天大地绽出新绿时的兴奋，所有这些都历历在目。然而，作为拉德克利夫的一名学生，我也亲身感受到第三世界国家在自我中心主义的超级大国面前是何等的无能为力。
“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哪儿？”我初到拉德克利夫时，新同学们经常这样问我。那时我的回答比较简单。
“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我回答说，就像在读一份大使馆的宣传稿，“巴基斯坦被印度隔开，分为两部分。”
“噢，印度，”他们明白了，“你们和印度相邻。”
每当听到“印度”这两个字，我心头就隐隐作痛，我们曾两次兵戎相见。巴基斯坦被认为是美国最得力的盟友之一，是抵御苏联在印度影响的缓冲地带，我们还同共产主义中国，阿富汗和伊朗接壤。美国使用巴基斯坦北部的空军基地起降U…2侦察机，其中还包括1960年加里？鲍尔斯的那次不幸飞行。1971年亨利？基辛格从###堡秘密飞往北京，这次倒非常成功，为尼克松总统在第二年的历史性访华铺平了道路。然而，美国人对巴基斯坦的存在似乎一无所知。
他们当然也不知道布托家族，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竟然还有人不知道布托家族。在巴基斯坦，布托这个名字总是使我备受关注，有时弄得我很尴尬。我始终不明白人们接近我是因为我自身的价值，还是因为我家族的名望。而在哈佛大学，我生平第一次完全就是我自己。
到了哈佛，母亲陪我呆了刚开始的几星期。她把我安顿在艾略特大楼的房间里，测算了圣城麦加的位置，以便让我知道该朝哪个方向祈祷。母亲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了暖和的毛料卡米兹和沙勒瓦尔。为了做这套衣服，母亲跑了很远的路，衣服内衬是真丝的，这样外面的毛料就不会扎人了。
我当时只留心母亲祈祷的方向，没在意她为我准备的衣服，这些传统衣袍在雨天和雪天很不适用，并明显地把我和同学们区分开了。我很快就脱下了这身民族服装，穿上了在哈佛大学校园商店买的T—恤衫和牛仔裤；我把头发留得长长的，直直地垂下来，住在艾略特大楼的朋友们都夸赞我看上去像美国民乐歌手琼？贝丝。我畅快地喝着苹果汁，悠闲地吃着薄荷冰淇淋蛋筒，时常去波士顿听摇滚音乐会，参加“干爸干妈”加尔布雷思教授夫妇举行的花园聚会——我的确很喜欢美国的新鲜奇特。
当时反对越战运动正值高潮，我也和哈佛成千上万名学生一起，去波士顿广场参加反战示威。一天我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宏大反战游行，结果第一次尝到了催泪弹的滋味。当我第一次别上“让参战的孩子们回家”的徽章时，心情特别紧张。我是一个外国人，如果因为参加政治游行被捕，就很可能被驱逐出境。但是我在国内就反对越战，而美国国内的反战热潮使我变得更加坚定。示威者的观点跟我惊人地相似：美国不应该卷入一个亚洲国家的内战。
我在巴基斯坦上过4所学校的6个分校，在哈佛的4年中，我继续汲取着各种知识。那时，新鲜前卫的事情很多。妇女运动方兴未艾，哈佛大学的书店内满是关于妇女的书籍和杂志，包括校园圣经凯特？米利特写的《性别政治》和刚开始发行的《女性杂志》。我和朋友们晚上经常聚在一起讨论远大志向，谈论如果我们今后选择结婚，那么将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夫妻关系。在巴基斯坦，我属于少数不把婚姻家庭作为优先考虑的人。在哈佛，我跟其他广大女性一样，并没有觉得性别差异对自身产生任何妨碍。我在大学里增强了自信，克服了少年时困扰多年的羞怯。
在巴基斯坦，我和弟妹们总在朋友、亲戚的小圈子里活动，每当我碰到陌生人，总感到很拘束。初到哈佛，我只认识彼得？加尔布雷思，而且也仅仅是开学前在他父母家里认识的。在我这个思想保守的人看来，彼得？加尔布雷思简直不可思议。他留着长发，穿着一身脏兮兮的旧衣服，在父母面前叼着烟。他看上去不像是一位高级外交官和德高望重的教授的儿子，倒像这位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带回家的一个流浪汉。我那时根本没想到后来和我成为好朋友的彼得，会在15年后为我重获自由帮上大忙。
3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初尝民主（3）
除了彼得，哈佛校园里还有其他成千上万名学生，我不得不走向陌生人，向他们询问去图书馆、演讲厅和学生宿舍的路。我不能不说话，我已经被抛进外国陌生的深水潭，如果想要浮出水面不被淹死，必须靠自己奋斗。
很快我就适应了。第一年我成为艾略特学生宿舍的社交秘 书，后来我又到校报《深红》工作，并在“深红钥匙协会”担任校园导游。“这座建筑的正式名称叫国际事务中心，缩写为CIA，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CIA真正代表什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缩写也是CIA）。”我带新生们游览校园时故意压低声调逗他们。我第一次游览校园时，学长也这么逗我，我觉得很好玩，如今我也试着把这种校园精神传承下去。哈佛的视觉艺术大楼是一幢颇具争议的建筑，由法国建筑师勒？科尔比西埃设计，它同样也被拿来开玩笑。经典的玩笑话是：“大家都以为建筑人员把设计师的图纸看倒了。”
然而，我仍感受到强烈的文化冲突，几乎难以克服。我适应不了和年轻的男同学住得如此邻近，尤其是读三年级时艾略特大楼成为男女生混合宿舍，我感觉很不舒服。一看到有男生在洗衣房里，我就得等他们走了以后再进去洗衣服。我搬到艾略特会馆后，这个问题才解决。我和室友约兰达？科德茨基合住一个套间，有我们自己的浴室，还有很大的公共洗衣房。
我最开始想攻读心理学，但是一发现心理学专业要上医学和动物解剖的课程，就觉得恶心。于是我选了比较政治学。这下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