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军人都变成了冷血机器。我们到达机场时，军用飞机的机组人员像仪仗队一样站在那里。我们一到，他们就都低下了头。母亲下了汽车，他们向她致敬。这显示了他们对某位人物###的敬意，是这个人让他们9万多名战友从印度战俘营里安全地回到祖国。不是每个人都会忘记这些的。在短短的飞行途中，他们端来了茶、咖啡还有三明治，他们的脸上流露出震惊和悲哀。一小撮人的罪行让很多人都感到负疚。
飞机没有在离加西？胡达？巴克什最近的摩亨焦达罗机场降 落，而降落在一小时车程以外的贾科巴巴德机场。地方军管当局也没有走当年父亲建造的从机场直达加西的现代化公路，而选择在一条坑洼不平的小路上颠簸前进，他们极力避免人们可能透过车窗上厚重的窗帘看到我们。我们终于来到家族墓地的大门口，这时我们已经浑身是灰，衣服湿透了。
当我走向墓地入口时，一个陆军军官跟了上来，我立即停住脚。
“不，你不能进去。你们谁都不能进去。”我说，“这是我们的墓地，你们不属于这里。”
“我们奉命跟着你。”他对我说。
“我不能让你们进来玷污了它的圣洁。”我对他说，“你们杀了我父亲，你们又擅自把他运到这里，今天我们要单独哀悼他，不要你们在场。”
“我们奉命随时跟着你。”他坚持说。
“那我们就不祭拜了，带我们回去。”母亲说着转身走向汽车，那个军官于是退了回去。我们脱了鞋放在门口，表示尊敬，然后走进围墙里的墓地。
这里看上去是那么宁静，那么熟悉。布托家族世世代代都葬在这里，祖父沙？纳瓦兹？汗？布托爵士和祖母胡尔希德夫人。祖父曾任尤纳加德邦总理，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前，他因为在英国殖民地孟买管辖区工作成绩卓著，被封为爵士。这里还有叔叔希坎德尔？布托和他传奇般的兄弟伊姆达德？阿里。据说伊姆达德十分英俊，当年他驾车经过卡拉奇主要商业区的艾芬斯通大街时，街道两侧商店里的英国女士们都跑出来盯着他看。其他许多亲戚也长眠在这块生我们、养我们、埋我们的土地上。
1969年我离开祖国赴哈佛读书前，父亲曾把我领到这里。站在祖先的坟前，他对我说：“你就要远渡重洋到美国去了。你将会看到许多让你惊奇的事物，你将去许多从未听说过的地方。但是要记住，不论怎样，你最终将回到这里。你的天地在这里，你的根在这里。拉卡纳的尘土和炎热已经融进了你的躯体，而且你最终还将被埋在这块土地上。”
我的眼睛透过泪水，寻找着父亲的坟墓。我不知道他们把他埋在了什么地方。当我看到父亲的坟墓时，几乎没有认出来。那仅仅是一小堆土，新翻的泥土上面撒着一些花瓣。我和母亲坐在坟脚下，我不能相信父亲就在下面，我俯身亲吻着泥土，想象父亲的脚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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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亲遇害（8）
“爸爸，假如女儿曾让您生气，请您原谅。”我小声地自言自语。
孤独，我感到如此孤独。像其他所有的孩子一样，以前我一直觉得有父亲是理所当然，如今我失去了他，心头感到一块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缺。但是我没有哭，作为一个穆斯林，我认为眼泪只能使人消沉，眼泪决不能轻弹。
父亲得到了自由，他为获得安宁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的苦难结束了。我诵读《古兰经》中的一节：“荣耀属于万能的真主，你将随他而去。”父亲的灵魂在天国里与真主相伴。
回机场的时候，他们选了另一条更难走的小路。机组人员仍然向我们立正敬礼。尽管进入西哈拉训练营大门时仍然需要搜身，尽管阴森的牢房跟以前没有任何两样，但我心里有了些许安宁，有了新的坚定的信心。
站起来迎接挑战，冲破逆境，打败你的敌人。小时候，父亲在给我们讲故事时不止一次说过，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你是否能抓住机遇，你是否能深思熟虑，你是否能勇敢无畏，全在于自己把握。”父亲的话刻在我们的心里，“自己的命运由自己决定。”
现在，巴基斯坦正处在恶梦之中，父亲未尽的事业落到了我的肩上。站在父亲的坟前，我感到父亲的灵魂给予我勇气和力量。那一时刻，我对自己发誓，要为巴基斯坦恢复民主而战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要让父亲点燃的希望之火永远照耀下去。父亲是巴基斯坦第一位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领导人，而不仅仅是军人和统治集团利益的代言人，现在要靠我们来继承他的事业。
祭祀父亲回来后，我和母亲继续被囚禁在西哈拉。这时候，数百名群众仍聚集在克里夫顿70号我家的花园内，为父亲祈祷、再祈祷。军队用催泪弹攻击群众，院子里枪弹密集，硝烟弥漫，悲恸的人群被呛得透不过气，抱着《古兰经》四处逃散了。
监禁岁月
2 囚禁在家（1）
1979年5月底，父亲过世七个星期了，我和母亲才被从西哈拉监狱释放出来。我们回到了在卡拉奇的家——克里夫顿70号。
一切还是原样，但又都不一样。刻着“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律师”的铜制名匾依然挂在克里夫顿70号大门一侧。在这块铜牌的上方是另一块铜匾，因年代久远而退色，上面刻有祖父的名字“沙？纳瓦兹？布托爵士”。1953年我出生后没多久，祖母建造了这座两层平顶小楼。我和弟弟妹妹都是在这里长大的，因为距离阿拉伯海只有四分之一英里，清凉的海风不时地吹来。谁会预想到悲剧和暴力竟会降临到这个平静的院落？
每天都有数百名悲痛的悼念群众聚集在花园里。园子里的椰子树、芒果树，还有开着红、黄花朵的树木反衬出卡拉奇的光秃荒凉。还有更多的人在大门外耐心地等待，准备向领袖的家人表示慰问。母亲还在守丧，不能接待外人，让我替她招呼来吊唁的人们。
家中的一切是那么熟悉，让我们的噩梦更加恍惚。家人说，父亲遇害的头两天晚上，军队再次突击搜查了克里夫顿70号，连房顶和花园都不放过。他们打开了母亲的保险箱，把父亲柜橱里的衣服翻了个遍。“你们有搜查令吗？”一个家人问道，他还停留在军管前的法制观念下。“我们是搜查队的，还要什么搜查令。”一个军官答道。他们折腾了10个多小时，弄得家里一片狼藉。他们还从我的卧室抄走了多封私人信件和两个黑色手提箱，里面装有银行支票，作废的支票还有我整理的用于驳斥当局诬陷父亲的证据。
“你们这里有秘密的柜子和文件，把它们交出来！”军官们向家人喝令。家人们回答说没有，就遭到野蛮殴打。在搜查时，家里的仆人都被锁在接待室里。清晨，来送牛奶的人被关了进去，接着送报纸的也被关了进去。后来军人们气急败坏，“在这张纸上签字！”一名军官对一个家人吼道，但遭到拒绝。“你看到你们主人的下场了！”军官威胁道，“你要是不签，想想会有什么后果！”那个家人吓坏了，只好签了字。
就在搜查毫无结果时，一辆卡车轰隆隆地驶进院门，士兵们从车上卸下一块红地毯，又卸下很多文件，摆在地毯上，然后叫来媒体拍摄这些针对父亲的新“证据”。很多人认为，当局正在企图给父亲捏造一个新的罪状，因为最高法院已经一致建议把死刑减缓为终身监禁。搜查队直到傍晚才离开，他们带走了所谓的“证据”，还抢走了我们的许多私人财产，其中包括父亲收藏的古代地图。
一回到克里夫顿70号，我就准备去老家拉卡纳给父亲上坟。当局得知我的计划后，就取消了既定航班，于是我改乘火车。每一站都挤满了前来看我的群众。没有车站的地方，人们就躺在铁轨上，迫使火车停下来。“报仇！报仇！”群众大声呼叫。“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大选中击败齐亚！”我对群众们说。看到有这么多人支持，我倍受鼓舞。虽然当局声称“布托的力量连同人民党的力量已被埋入坟墓”，然而这汪洋大海似的人群是最有力的明证。
再回到卡拉奇，我便忙着会见人民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支持者，10分钟见一批，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9点。每隔几小时，我还到院子里接待来吊唁的群众。他们一看到我和已经过了守丧期的母亲，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没有想到我们母女俩还能从囚禁的折磨中，从父亲遇害的悲痛中坚强地挺过来。他们看到我们出现在眼前，似乎立即充满了新的希望。一批人群走出院门，另一批又紧接着进来。
夜里，我就埋头于组织、政策性事务，处理控诉及政治拘捕的问题，并整理一些摘要给母亲看。我感到如果没有三位朋友的帮助，我是不会，大概也不可能处理好这么多的工作。她们是我的校友萨米娅和曾为反对父亲死刑而奔走呼号的两位年轻女士阿米娜和娅斯敏。西方媒体把萨米亚和娅斯敏称为“查理的天使”，而我确信，就算真正的“查理的天使”在这样大的工作量下也会不堪重负。一天晚上，我抱着一份报告睡着了，第二天晚上我就把牙刷、牙膏都拿到书房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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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囚禁在家（2）
齐亚在下令杀害我父亲之前，为了安抚民众，再次许诺要举行选举，把国家从军事独裁恢复为文人政府。但他会坐视人民党赢得选举吗？他曾经公然宣称，“既然剥夺了某些人的权利，就不会再送还给他们，”只有当选举有“积极结果”时，他才能接受。
齐亚之前就曾陷入过这样的困境。1977年他推翻父亲后宣布要举行大选，当他看到人民党即将在大选中获胜，又取消了大选，并且逮捕了政党的所有领导人。这次齐亚又会玩什么伎俩呢？
9月份，地方选举首先进行，人民党大获全胜。全国大选将紧接着进行。齐亚为了让他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不择手段要赢得全国大选。我们很清楚齐亚将在选举中大肆舞弊，竭力阻止人民党获胜，因此党的干部齐聚克里夫顿 70号召开会议，讨论是参加大选，还是抵制大选。想到父亲的教诲，我重申说，“决不能放弃选举的战场。”不论形势多么不利，也不管规则将被如何扭曲，我们要始终形成一个有力的反对派。不出所料，选举规则被完全扭曲。当人民党公布了参加大选的决定，齐亚随即改变了规则。
“你们要先进行政党注册，否则不能参加选举。”当局告诉我们。
但我们拒绝注册，注册就等于承认了齐亚的军政权。
“我们作为独立人士竞选。”我们毫不示弱。然而我们也知道，如果大选时没有政党的标志，在一个官方公布的识字率为27％，而实际仅有8％的社会里，这将冒多大的风险。
当局得寸进尺，又弄出新的规则：“独立候选人必须获得51％以上的投票。”
“没问题，”我们说，“我们照办就是。”。
但是，1979年10月15日，在大选日期前的一个月，应党内一些高级官员的要求，人民党再次在克里夫顿70号召开会议，重新讨论是否要抵制大选。党内两种意见势均力敌。“抵制！抵制！”党的一些领导人向我母亲呼吁。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在私下里叫我“傻小丫头”，但我还是要出来讲话。“齐亚不断修改规则，表明他已经丧失信心。”我争辩说，“而此时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我们已经在地方选举中大获全胜，也一定能在全国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一直争论到深夜，人民党党内才以微弱多数维持参加选举的决定。
第二天，齐亚得知了我们的决定后，神经差点绷断。这位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立即又将1977年的故伎重演，宣布取消大选，并且再一次派兵包围了克里夫顿70号。“房子被包围了。”那天深夜家人告诉我。我赶快把自己辛苦收集整理的所有政治文件——党的文件、党员名单、信函、狱中人员名单等——统统倒进浴缸烧掉。我不能让当局的迫害轻易得逞。几分钟后，士兵们闯进房间，用枪口指着我和母亲，把我们押送到我们在老家拉卡纳乡下的住宅奥…穆尔塔扎。我们将被监禁在这里整整六个月。
我在奥…穆尔塔扎的走廊里来回踱步。自从两年前的军事政变以来，这已经是母亲第9次、我第7次被政治监禁，然而我还是无法适应这种强制性的隔绝。每被监禁一次，我的愤怒就增加一层。我26岁，是年轻鲁莽了点。但我相信不管我年龄多大，愤怒的感觉都会一样，被囚禁在奥…穆尔塔扎尤其如此。
奥…穆尔塔扎曾是我们家庭的核心。我们经常从世界各地回到这里过寒假，在斋月结束时来这里过伊德（开斋）节，每年都在这里祝贺父亲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