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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莱顿大学的古洛恩博士也同样把爱的缺乏和冠心病发作联系起来。他说：“拥有爱、稳定家庭及群体生活关系的人，显然比缺少这些支持者更能应付心理压力造成的困扰。”
虽说我们在了解婚姻不满和心脏病较高受害程度的关联之前，其他研究仍属必要，但是我们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婚姻失和、冠心病产生与过早死亡之间有关联。这并不是说，每一起心肌梗死的发生都是婚姻失和与寂寞造成的——如此的观察角度显属荒谬。不过，在为数惊人的早发性冠心病和过早死亡的案例里，人际交往失败、爱的欠缺、社会支持的缺乏和寂寞问题，似乎都是身体出现问题的隐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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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偶者的哀伤
有时候，一件真实的案例，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感受到一个人失去所爱的那种内心煎熬。72岁的哈洛德是一个心力交瘁的人，他挣扎着要在寂寞、痛苦和打击中站起来，我们一生之中有时或许会被那种感受所触动。几个月前，和他厮守了47年的妻子因癌症去世。
和许多男人一样，哈洛德第一个想到的是死，也将遗产预先做了安排。他的太太是个充满生命力、极为活跃、极有人缘的一个人，却在片刻之间被癌症打倒。像许多伴侣一样，他俩奋斗了大半辈子，养育儿女，照顾孙子，直到最近十年才过得安逸一些。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俩才有了自己的时间，到处旅行，分享爱的欢乐。但突然间，没有任何预警，一切全完了。
“小小的观察”和“小小的插曲”往往有助于当事者将哀伤收纳起来，否则就难以完整描绘了。在一次门诊中，哈洛德稍稍提及他的挣扎和沮丧，描述妻子死后的那三个月，自己如何难以成眠。他告诉我，就诊当天凌晨，他经历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
秋天到了，他关掉了冷气，将窗户打开。“好奇怪啊。”他说，“这么安静的深夜躺在床上，一阵和煦的秋风居然穿过窗帘，跑到卧室里。窗帘摆呀摆呀，好像伴着无声的天籁起舞，好像我太太从无限遥远的地方轻柔地拨弄着它们。窗帘是她死前两周才挂起来的。看着窗帘在风中摆呀摆的，我一直在想，她就在窗帘里面。但是她并不在那里。她已经死了。那只不过是她的窗帘被风吹来吹去而已。”
他强忍着眼泪，问道：“你说我现在的悲伤是不是比父母或祖父母去世更难忍受？我是说，今天下午我在村里逛的时候，连一个人影也没看见，似乎大家都在工作。即使傍晚闲逛，仍然见不到一个人影。购物中心和超市也一样，似乎谁都不认识你，看不见你。大家的视线似乎全都从你身上穿过，或者更常见的是，从你身上掠过去。好在还有我的教会的那群人，他们似乎是你唯一关心的活人！”随后他又说道：“我知道自己还活着，却像是那被风吹起的窗帘——我在那里，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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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偶6个月内的死亡危险
在单身和离婚者的案例里，我们通常很难拣选出心脏病与对伙伴的需要、社交孤立及孤单之间的关联。离婚者和单身者之所以死于心脏病的比率越来越大，不单是因为缺少别人做伴，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改变了生活形态，因此罹患心脏病。此外，离婚又很快再婚的人，在统计表上应该列入拥有婚姻者。很多人虽然单身或离婚，却与别人住在一起，这时也不能说是无人做伴和缺少爱。
再说，许多人虽然在统计表上列入有婚姻关系，但那只是名义上的婚姻而已。他们中有很多人，把心力过度投入在工作或某种生活形态上，与配偶的共同生活纯粹是“精神离婚”的状态，这种生活完全缺少爱。
因此，从“科学”角度看，骤然失去所爱的鳏夫和寡妇，他们的形象一点也不像单身、离婚者甚至某些有婚姻者那么模糊。骤然失去所爱非常突兀，从一个人的生命中取走伴侣和爱的源泉，孤单和悲伤往往将未亡者击垮。在这种情形下，心碎而死就昭然若揭。各种统计数据都表明，人类的确会心碎而亡——这可不是什么虚构的浮想或浪漫童话。
柯林·帕克斯在《 痛失所爱 》一书中指出，深爱一个人所花下的成本，只有在自己体验到爱被硬生生夺走且一去不返的打击时，才能真正懂得。这个想法不算新鲜，几百年前，许多人就把“悲伤”看做一种死因了。但在今天的美国，“心碎”从未被任何一家医院列为死亡原因。我们在“医学智慧”上走得太远了，远到无法容忍这种定义不明的死亡诊断。病人现在是因为衰老、心脏和动脉被破坏或是不良的饮食习惯，而死于冠状动脉硬化、心室纤维性颤动或充血性心脏衰竭。
在将本能认知添加进经验证据方面，古劳斯博士和李连菲德博士也是提醒大众注意鳏夫和寡妇死亡率急遽升高的先驱者之一。年轻丧偶者死亡率的攀高尤其令他们震惊。他们观察到：“35岁以下丧偶者，如果把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和神经系统脉络破损等几个名列前茅的死亡原因计算在内，他们的危险性至少在特定年龄和性别的分类里，要高出有婚姻者10倍以上。”
一般认为动脉硬化是一种退化性疾病，有可能在童年就开始发生，通常随着年龄的增加一点一点恶化。根据古劳斯和李连菲德博士的观察，大家一定会奇怪：人一旦失去所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通常花上好几十年缓慢发展甚至察觉不到的动脉硬化过程，竟以这样的速度飞快运转？
柯林·帕克斯博士指出，痛失所爱后的人在事件发生六个月内，死亡率尤其攀高。这项发现之所以格外重要，就在于它很清楚地说明，丧偶者死亡率的增高并不是因为他们悲伤得不愿再婚。大部分猝死发生在这些人有充分的时间再婚之前。在帕克斯博士的研究里，有75％的丧偶者死于冠状动脉栓塞或动脉硬化。
帕克斯介绍了麦可·杨及其伙伴在英国的研究情况。该项研究一共观察了4486名54岁以上的丧妻者，他们发现丧妻者在头六个月的死亡率升高了40％，然后慢慢滑落到同年龄已婚男性的水平。帕克斯还介绍了李斯和鲁金斯的研究，那是在韦尔斯农村地区展开的调查，研究人员查访了1960年到1965年之间死亡的371人的近亲。这些亲属有5％在至亲亡故一年之内死亡，而同一个地区没有至亲亡故的人，死亡率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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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妻者的死亡率高于丧夫者
1996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科学家发表了一份丧失至亲者的研究报告，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之一。他们从芬兰158万公民身上搜集数据，追踪期间从1986年一直持续到1991年。
研究人员发现，调查对象在丧偶的头六个月，死亡率陡然升高。依意外事故、暴力和酗酒引起的死亡等类别来分，死亡率增加的范围是50％到150％，死于心脏病者增加了20％至35％。跟前述所有研究相同的是，丧妻者的死亡率增加的幅度远远高于丧夫者。
除了本章所说的这些大规模研究，1975年以来，全世界已发表过数百个同类研究报告。研究对象从数百到数千人不等，明确证实了社会支持、寂寞与健康问题的关联。（ 图二十九、图三十 ）在美国乔治亚州的伊凡斯郡、密执安州的特坎瑟、马萨诸塞州、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日本，英国，瑞典和世界许许多多地方，都做过这类大规模的研究。
图二十九、图三十展望研究中社会支持减少与死亡率增加的关联*
*本死亡率是根据当事人自称社会支持总数高和低的比较。所有的死亡率均经过统计上对于年龄的调整（ 年龄调整后的死亡率 ）。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House，Landis & Umberson，1998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Health，Science，241，540—545
这些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凡是缺少社会支持、独居、长期受困于孤单、痛失所爱的人，英年早逝的比率全部急遽升高。研究同样显示，无婚姻者已经大量充斥在精神病院和监狱等公共机构里。
1988年，迪恩·欧尼胥博士在评论《 破碎的心 》首度出版后大量涌现的知识时断言，人际关系和爱对于健康非常重要。“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因素会对我们生活的质量造成更大的影响，控制饮食、戒烟、运动、减压、遗传、医药、外科手术——这些显然都不够格。”
教育制度埋下的隐患
到目前为止，我所提出的证据，都把焦点放在成年人孤单寂寞和过早死亡的关联上。然而许多案例里的证据也表明，童年时期的孤单寂寞将对成年以后出现的重大疾病和过早死亡的危险性造成重大影响。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宾州大学医学院和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所做的前瞻性研究里，研究人员同样观察到，即使当事人事业上颇有成就，倘若童年期间经历过社交孤立的煎熬，数十年后他们罹患重病且过早死亡的危险性仍然很高。家里得不到温暖，性格刻下了父母冷漠相待的烙印，这样的孩子数十年后健康上的危险性就比别人高得多。
然而，“孤单寂寞”和“过早死亡”这样的字眼，往往让人想到形影相吊的成年人：那些既没朋友也得不到社交支持的人，困守在年久失修的老屋或其他公立机构里的老年人，要不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倒霉蛋——但绝少有人会想到妙龄阶段的孩子。大家都知道，有时候孩子会生病并因而夭折，一般认为这是基因异常、癌症、滤过性病毒感染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悲剧。大家很难想象，还会有另一种“疾病”，一种沟通型疾病，童年开始萌芽成形，缓慢地伤害着身体，数十年后导致英年早逝。更难想象的是这种疾病造成的危害，比导致婴儿期和儿童期死亡的其他原因加起来还大得多，而且它还是成年人过早死亡的一大主因！
尽管难以想象，我们却能清楚地看到童年时期孤单寂寞和早夭的关联，而且这是求学失败时出现的情况。最重要的是，求学失败可能是人类唯一可以客观认知的特殊生活经验，它不需过度的生理压力，就能够摧毁一个人与他人对话沟通的能力。求学失败会使社交孤立、孤单寂寞和过早死亡的危险性为之升高，我们在每一个工业化国家都见到了这个现象。它还是形成早发性心脏病和心脏病猝死的重大原因。
越来越多的过早死亡——特别是心脏病造成的死亡，和求学失败有着直接关联。这个死亡率实在太高了，范围涵盖各种疾病。它的起因既不是收入太低也不是缺乏适当的治疗，而是一个人日常对话的能力在没有严重生理压力的情况下遭到摧毁。
我的假设是：那是因为当事人在生命的早期反复接触到“有毒的话语”——孩童时期对于用言语彼此沟通的期待或希望遭到了毒害，或是人格成长期间孩子的自尊心被摧毁，导致其后在人际往来时身体不断被消耗。我将这种生理状态称为“排他性生理”——这是一种沟通压力之下的反作用力，它会加剧孤单感受，增大过早死亡的危险性。它也会导致我所谓的“不具形体的对话”——一种外在于个人身体、感情的言语形态，越来越多的话语变成了“虚无的人讲给虚无的人听”。
对这种人际交往问题的临床描述已在各个大学数以百计的研究里出现。例如1992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瘾和有害物滥用研究中心指出，与父亲相处出现问题的青少年，与亲子关系融洽的青少年相比，更有可能接触香烟、酒精及违禁药品。不幸的是，这类数据显示的，只是人际沟通问题的冰山一角而已。这个问题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孩子无法与同伴正常对话，无法拥有正常的人生经验，其危害远远超过了日渐增多的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并且大幅缩短了这些受害者活在世上的岁数。
李察·山奈和乔纳珊·卡伯博士在其合著的《 隐藏在教室的创伤 》里也间接提及这个“自尊的致命伤口”以及对人际沟通的深度绝望。那是一种创伤，隐藏在课堂底下，让孩子很难与人相处，除非是与带着类似创伤的人共处。
这些孩子无法融入更大的生活环境中，像社会弃儿一样，放逐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他们不会以乐观的方式使用语言，生活充满着孤单寂寞，过早死亡的危险性随之升高。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后通过麻醉自己来抵抗痛苦，经常服用违禁药品，经常酗酒，要不就对别人暴力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