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我的书迷。”我对老婆说。
“她大可以到别处去做她的书迷。”老婆说，“现在你可以收起脸上那副傻笑了。”
到了七、八月间，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前门发现一些陌生面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觉得抱歉，也表现得很有礼貌，只不过想要个签名，给他们一杯酒，或者让他们在大太阳底下的院子里坐几分钟，都会感谢半天。他们似乎都迷上了那张我们费了好大劲才安上的石头桌子。
“这就是书上说的那张桌子！”他们会说，还要绕着桌子走上一圈，用手在桌面上摸一摸，仿佛这是亨利·摩尔最出色的作品似的。一下子让我们自己、我们的狗（它倒是很乐于此道）还有我们的房子暴露在陌生人饶有兴趣的目光下，心里的感觉很奇怪。但是，当这样的拜访变成入侵时，感觉就不只是奇怪了，而是愤怒。
有天上午，气温超过华氏一百度。有位先生带着他的夫人以及他夫人的朋友，趁我们不注意时，把车停在院子里，大大咧咧地就进了屋子。三个人从鼻子到膝盖都被晒成了张牙舞爪的火红。我家的狗儿睡着了，没听见他们进来。等我回到屋子里拿啤酒时，才发现他们在起居室里一边聊天，一边翻我的书和家具。我当场愣住了，他们反倒没事儿似的。
“啊，你来了！”丈夫说，“我们在《周日泰唔士报》（The Sunday Times）上看到你的文章，所以决定来看看你。”
就这样，没有任何借口，一点也不感到尴尬，根本没想过也许我并不欢迎他们，甚至连书都没买。他们解释说想等到出了平装本再买，精装本太贵了。他们说话的样子很随便，仿佛于我是种恩赐似的。
我一般不当面对人发火，但这一次，我叫他们马上走。
那位丈夫通红的脸顿时变得更红，整个人气得像只刚刚得知自己将被做成圣诞大餐的火鸡一样。
“我们可是从圣雷米（St。 Remy）一路开车赶来的啊。”我让他们再一路开车回去，他们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我们才不会买你那本书呢！最多翻翻看，谁会以为你们这里是白金汉宫。”我看着这些人端着因义愤填膺而变得僵硬的肩膀，大步走回他们的沃尔沃，心里开始盘算考虑是否该买只凶狠的洛特维勒犬。
从此以后，只要一看到有车减速停在我家门前的路上，我心里就警铃大作，没准又是什么不速之客。“别那么大惊小怪的！”老婆说。“他们要往我们这儿来了，不，不，他们已经停在邮筒边上了。”后来我出门取信的时候，发现邮筒里有一本用塑料袋包着的书，上面注明“请签名后放在水井顶上，用石头压住”。第二天，书不见了。但愿是被那善解人意、不愿打扰我们的书迷拿走了。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惟一受到公众关注的人物了。我们的邻居福斯坦也曾被人索取签名，他至今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说他又不是作家。我告诉他在英国有很多人都曾在书上读到过他，他不由地脱下帽子，理理头发，连说了两遍“真的吗？”，听上去颇为兴奋。
厨师莫里斯也给人签过名，他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英国人光顾他的餐厅，有些人甚至还为真有他这号人物而感到很诧异，他们以为是我编出来的。还有些人带着书来餐厅，照着书里写的从头到尾点上一路菜，直到最后的白兰地。
另外，还有水管名匠梅尼库奇先生。他常常工作到一半就跑到我家来，对政治、野蘑菇、不正常的天气、法国橄榄球队的前途、莫扎特的天赋以及卫浴设备这个行业里任何让人激动的发展发表高论。
我送了他一本我写的书，把写到他的那一段指给他看，还告诉他，来拜访我的书迷中，有人想见见他。
他正了正他的羊毛帽子，整了整他的旧格子衬衫的领子。“真的吗？”
“当然！”我答道。他的名字甚至出现在《周日泰唔士报》上，也许我该给他安排一次签名活动。
“哦，彼得先生，您真会开玩笑。”不过看得出来，他不反对这个主意。离开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捧着书，仿佛捧着一个易碎的天价浴盆。
英国虾（2）
＊ ＊ ＊
电话那头远远传来的声音仿佛来自悉尼，愉悦而带着鼻音。
“早上好，我是戛纳英伦书店的华利·斯托尔。我们这里有很多英国人，你的书卖得很好。你能不能在戛纳电影节期间抽空来一天，给你的书搞个签名活动？”
我一向很怀疑电影圈内人对书的品位，有位在好莱坞工作的老朋友曾经承认他六年里只读过一本书，而他还被认为是圈里少见的知识分子。你跟他们说诗人兰波，他们会以为你说的是史泰龙。我倒不指望作者的手指签到抽筋，书就能大卖，倒觉得可能会挺好玩。而且说不定还能看到明星，或者在海滨大道（the Croisette）看到上空秀，或者在卡尔登酒店的露台上，欣赏到镇上最少见的景象，面带微笑的侍者。于是，我对华利先生说很乐意参加。
那天阳光灿烂，天气炎热，对书店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天气，我很快加入了像蜗牛般蠕动进城的车流。电线杆上贴着颜色亮丽的新告示，宣布戛纳和贝弗利山结为姐妹市。可以想象市长们会用无数的借口来相互拜访，用促进两市友好关系的名义趁机免费度假。
似乎全戛纳的警察都聚集在了电影节会场外面，配着枪，拿着无线对讲机，戴着太阳墨镜，忙着一边制造一系列的交通堵塞，一边确保克林德·伊斯特伍德不被绑架。他们以多年执勤累积下来的实战经验，指挥车辆形成一个个打不开的结，然后对它们猛吹哨子，接着引着车辆进入另一个充满愤怒人头的死结中。我花了十分钟，只前进了50码左右。好不容易到达巨大的地下停车场时，我看到这场混乱之中早先的牺牲者在墙上写下：“戛纳是个值得观光的胜地，但我不想一整天都待在停车场里！”
我到海滨大道上的咖啡馆吃早餐，顺便看看明星。旁边的每一个人都抱着和我一样的想法。从来不曾有这么多陌生人彼此这么仔细地互相观察。每个女孩都撅着嘴，做出一副无聊状。每个男人手里都捧着当天的电影节目单，在空白处写下重点。一两只的无线电话被不经意地摆在牛角面包旁的醒目位置，每个人身上都戴着塑料的与会代表胸章，手中提着大会发的电影节袋子，上面印着“法国电影节/戛纳90”的字样，没有提到英国或美国电影节。不过我想这就是主办这种活动的好处之一，你有权决定袋子上印什么。
海滨大道几乎成了海报的森林，上面印着演员、导演、制作人以及就我所知的美发师的名字。海报直接贴在大饭店对面，好让每一张海报上的主角能在每天早上享用传统的戛纳火腿早餐和自尊心前，从卧室窗户望见自己的名字。空气中弥漫着大笔买卖和大把钞票的躁动不安的情绪。活跃在大道上的票贩子和坐在皇宫饭店人行道上、破帽子里只有一枚可怜巴巴的20生丁硬币的老乞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把这里留给了那些大人物，沿着狭小的毕佛亚克·拿破仑路来到了英伦书店，准备体验坐在书店橱窗里等人请我签字的古怪经历。以前我也曾参加过一两次的签名活动，但都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人们从安全距离以外注视着我，而不敢贸然靠近。他们大概以为我会咬人，根本没想到假如有位勇敢者上前，作者会多么欣然地松口气。只要一个人孤零零地坐上几分钟后，任何东西――书、照片、过期的《尼斯晨报》（Nice…Matin）、甚至支票，都能成为救命稻草，他会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签下大名。
幸好华利·斯托尔夫妇已预见到了作者会有的恐惧，早已请来了朋友和顾客塞满了整个书店。不知他们设了什么样的奖励，能将这些人从海滩上抓到这里来。但我很感谢他们让我一直忙着，甚至开始想该让水管工梅尼库奇先生和我一块来的。我发现定居在这里的英国人普遍都对法国的排水系统感到好奇，为什么它是这样运作、闻起来是这个味儿？这个问题梅尼库奇先生一定能回答得比我内行多了。还有，法国的尖端科技十分成熟，如高速火车、电子电话系统和协和飞机，但为什么法国人的浴室却还停留在18世纪？就在第二天，一位老太太告诉我，有一次她冲马桶时，竟然冲出一块什锦沙拉的残渣。“真是太糟糕了，这种事永远不会在英国发生，哪怕是切尔滕汉姆（Cheltenham）这样的小镇也不会。”
签名活动结束后，大伙儿一起到街角处的酒吧。美国人和英国人比本地人还多。不过戛纳当地人本来就少，听说这里就连很多警察也是从科西嘉（Corsica）进口的。
我离去时，警察还在海滨大道附近巡逻，拿交通当消遣，眼睛瞄着在周围闲逛、衣着暴露程度不等的姑娘们。老乞丐仍在皇宫饭店前面的老地方，帽子里还是只有一枚20生丁的硬币。我丢了几个小钱到他的帽子里，他用英文祝福我有个美好的一天。我想，他是不是在为迎接贝佛利山而练习英文。
第七章
卢贝隆夏日的一天开始了，坐在门前走廊享受一杯鲜奶油咖啡，蜜蜂在薰衣草间忙碌，阳光把森林变成一片发亮的深绿色，身处其间比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的感觉还要棒。
缓速迈过五十大关（1）
我从不特别在意自己的生日，甚至连那些标志着人生又晃晃悠悠走过了十年的日子也常常被忽略掉了。30岁生日当天，我在干活儿。40岁生日，我还在干活儿。一想到50岁生日也将在工作中度过，我就很高兴。但事与愿违，老婆大人不这么想。
“你都五十了，想想这些年来你喝下多少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种成就，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老婆下定决心时，争吵是无用的。于是，我们接下来讨论在哪儿过、如何过我的五十大寿，其实我早该想到她已经有了主意。她礼貌地听我提出一个个建议——到埃克斯镇（Aix）玩，在游泳池里享受一顿水上大餐，在卡斯（Cassis）海边玩一天……直到我再想不出其他任何主意，她才凑近来说，“请几个朋友到卢贝隆山区野餐吧！”这是在普罗旺斯庆祝生日的方式。接下来她描绘了一片如诗如画的场景：树林里，空地上，阳光洒下斑驳的影子。我甚至用不着穿长裤，我一定会喜欢的。
我会喜欢野餐？根本连想都不敢想。我的野餐经验仅限于在英国留下的些许印象――终年潮湿的泥里渗出的湿气一直爬上脊梁骨，和我争抢食物的大群蚂蚁，微微有些温度的白酒，还有躲都躲不掉的乌云最终飘到头顶上，雨点突然倾盆而下，大家争着到处躲雨的狼狈样。我讨厌野餐，我很没教养地把实话说了出来。
老婆说这次不一样，她会把一切都安排好。事实上，她已和莫里斯密切讨论过，她想要的是一次文明而独特的野餐，天气好的话甚至可以媲美格兰德彭音乐节。
莫里斯是位于毕武村（Buoux）的卢柏客栈的老板兼主厨，是个标准的马车发烧友。在过去几年中，他收集并修复了两到三部19世纪的四轮敞篷马车、一部用马拉的豪华轿车、一部保养得很好的公共马车。他现在则向喜欢冒险的顾客提供骑马去树林午餐的服务。我一定会爱死这样的安排的。
事情都这么摆在眼前，我知道已经逃不掉了，就这么定了。我们向八位朋友发出了邀请，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双手交握祈祷有个好天气——当然不需要像在英国时握得那么紧。尽管从四月以来两个月里只下过一场雨，六月的普罗旺斯仍然难以捉摸，有时还会下点雨。
生日那天，我早早起了床，走到院子里，早晨七点的天空是一派无休无止的蓝，正是高卢牌香烟盒的颜色。光脚踩在石板上，还是暖的。我们的房客蜥蜴先生早就占好了晒日光浴的最佳位置，摊平在屋子墙上一动不动。一醒过来就能享受这么美好的早晨，已经是一份绝好的生日礼物了。
卢贝隆夏日的一天开始了，坐在门前走廊享受一杯鲜奶油咖啡，蜜蜂在薰衣草间忙碌，阳光把森林变成一片发亮的深绿色，身处其间比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的感觉还要棒。
暖和舒适的温度让我觉得健康又乐观。我丝毫不觉得自己比49岁时老了一天，低头看看自己的十只棕色脚趾头，我希望在60岁生日的时候一切还是这样。
过不多久，温暖开始变成炎热，柴油机的咔哒声盖住了蜜蜂的嗡嗡声。一部敞篷越野陆虎老爷车，全身绘成迷彩色，气咻咻地爬上车道，在一阵灰尘中嘎然停下来。原来是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