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学者也好，学术超男也罢，您表示不在乎自己的身份，那么您如何界定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角色，您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哪里？
答 文化传播。
问 您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高高的树上》，怎么您突然想到要写小说了呢？您还表示，写小说“只不过就是我初学游泳的一次练习”，是否表示您还将在文学这条路上走下去？您现在，学问也做了，普及也讲了，小说也写了，还有什么是您下一步想进行的新突破？
答 我的小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写了，怎么会是“突然想到”？既然不过“学游泳”，会游就行了，没必要当运动员。以后游不游，天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写于2008年1月23日
补记：2010年9月12日，我在与李泽厚先生谈话时说：有人还把我划进新国学，我到处声明我可不是，我是被强行划进去的。可是他们根本不听，还以为说你国学是抬举你。李泽厚先生说：有人还把我划进去呢。什么是国学？我的著作中从来不用这个词，因为这个概念本身不清楚。有些搞国学的人大讲“三纲”，公开主张专制，等等，如果再和“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等相结合，最容易煽起群众性的民族情绪，这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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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一种年轻的职业──答《凤凰周刊》吴海云（1）
关于师道
〇 给“本分”贴道德标签，不是什么好事。
问 教师在您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答 抱歉，我不太喜欢诸如此类的问题，因为有“诱供”嫌疑。许多记者喜欢这样问，尤其是在教师节，无非希望受访者回答“教师是一种崇高的职业”。这话其实不通。教师很崇高，难道其他职业是“卑贱”的？职业就是职业，都一样，也都平等。存在某种职业，只说明社会有某种需要。需要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圣人也得大小便么！
所以，厕所决不比书房卑贱，教书匠也不比清洁工崇高。同样，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也都要恪守职业道德，哪怕是“性工作者”或者“职业诉讼人”。清洁工就该把地扫干净，老师就得把书教好。这是“本分”，没有崇高不崇高的问题。给“本分”贴道德标签，不是什么好事。你把某种职业抬那么高，这个行业的人就给架在那儿，下不来了。碰到有“恐高症”的，得吓死；没有的，也得累死。
当然，如果你想问的，是教师这个职业的特殊性，那么，我想告诉你，教师是一种年轻的职业。因为当老师，要跟学生打交道，而无论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总比自己年纪小。跟年轻人打交道的好处，是可以让自己保持年轻的心态。从这个角度讲，教师又是一种“占便宜”的职业。不过，你想占这个便宜，就得摆正自己的位置。怎么摆？平等。你一定得跟学生平等相待，对等交流。如果总认为自己高学生一等，俨然以“真理的化身”自居，一天到晚端着，对不起，你可能比谁都老得快。这一点，可得想清楚了。
问 您从小就梦想当一个老师么？
答 我从小就不“做梦”。就算做梦，也不会“梦想当老师”。好不容易梦一回，怎么着也得梦个大点的，比如梦想当将军什么的。可惜将军也没梦过。所以，像我这样“不想当将军”的“厨子”，肯定不是好“裁缝”，哈哈！
当然，要说一个梦都没有，也太矫情。阿Q都梦见过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抬进土谷祠，咱又怎能不梦点什么呢？十七八岁的时候，我读了苏联作家薇拉·凯特琳斯卡娅的《勇敢》，写一群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共青城。这事对我影响挺大，也想当这样一个作家，也写这样一本小说。所以，高中毕业后，我就到了新疆，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当“军垦战士”。刚开始，还天天写日记，算是“搜集素材”。但很快我发现，这梦不做也罢。当务之急，还是先想办法填饱肚子。如果有条件，再娶个媳妇。有这两条，就能睡个好觉。梦不梦的，无所谓。
所以，我的当老师，其实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像我这样，要技术没技术，要力气没力气，要胆量没胆量的，当工人、农民、军人，都不合格。除了当个教书匠，还能干什么？
问 您认为一个好的老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答 对不起，没想过，问别人吧，我只是凭良心做事而已。
问 在您成长的旅途中，有没有碰到让你终身难忘的良师？
答 有啊！小学、中学、大学，都有。比如初中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王辅仁先生，对我的影响就很大。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导师之一、武汉大学教授胡国瑞先生。除了学问，胡先生最让我敬佩的，是他老人家的气节、风骨和豁达大度。记得1978年入学不久，学校悼念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校长李达，中文系不少先生都写了诗词，但胡先生的诗给我印象最深，道是“天意何曾重斯文，万民刍狗总非仁”，当时就让我为之一震。后来，先生和师母纪念金婚，填了一首《鹧鸪天》，遍赠诸生。这首词的下阕云：“身外事，马牛风，人生何处计穷通。尘间信有神仙侣，修短盈虚一笑空。”有此胸怀，自不妨毁誉由人，爱谁谁谁，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所以我认为，老师对学生的影响，首先还是做人。 。。
教师是一种年轻的职业──答《凤凰周刊》吴海云（2）
关于治学
〇 学术争鸣要有三个条件：自由的空间、宽容的精神、真诚的愿望。
问 您曾经在访谈中指出，希望中国学术环境中也能出现“争鸣”的现象。为什么？
答 这个好像不成问题吧？没有争鸣，哪有学术，又哪有学术的繁荣？不过，中国的学术界，似乎更喜欢“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没有风险，没有麻烦（至少不怕得罪人），还职称照评，学官（院长、系主任、评审委员等）照当，何乐不为？学术繁荣嘛，管他呢！
问 在您看来，“争鸣”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如何才能实现？
答 我想恐怕有三点：自由的空间、宽容的精神、真诚的愿望。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诸子的百家争鸣？就因为当时的士人很自由，当局也很宽容。士人，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吧，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今天跑到这个国家，明天跑到那个国家，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自由啊！各国的君主，诸侯，大夫，也很大度。没有谁搞“思想言论罪”，更没有谁一言不合，就拎起刀来杀人。他们顶多也就是不听你的，然后客客气气把你打发走，打发得不客气、不体面，还要挨骂。这才出现了百家争鸣，才涌现了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春秋战国也才成为我们民族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
但是现在呢？就连学术界、知识界，都很难做到自由和宽容这两条。比方说，我在《百家讲坛》讲三国、讲诸子，就有人跳起来，你一个学中文的，怎么可以讲历史、讲哲学？这不是“走穴”吗？然后马上扣一顶大帽子：腐败！这可真是好笑。你说这就是“走穴”，那我告诉你，先秦诸子是“走穴”的老祖宗！他们不但“跨学科”，而且“跨国界”。孔子走了多少国家？墨子走了多少国家？孟子又走了多少国家？韩非子，干脆跑到敌国去了。搁在今天，还不得骂成“卖国贼”？
因此，我非常希望知识界，也包括广大民众，当你听到不同观点的时候，第一不要骂人；第二不要在对方的动机上做道德文章；第三换位思维，想一想对方有没有对方的道理。有了这三条，我们就能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和宽容的精神。
为什么要有这三条呢？因为百家争鸣的前提是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错误的言论也有自由。美国有一部电影，是以《花花公子》杂志为原型的。当时有人把《花花公子》告上法庭，说伤风败俗，应该查禁。花花公子的老板在法庭上为自己做的辩护是：我是流氓，我是人渣，但是连我这样的流氓都能宽容，我们的国家就真正做到了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要付出这个代价的。
实际上，就连错误的言论，也未必没有道理。完全没有道理，他不会提出来。当然，如果是故意蛮不讲理，或者实在胡说八道，也可以不理睬他。这也是“言论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说，对于不同意见，你有批评、反驳的自由，也有不予理睬的自由。但骂人、做道德文章，大可不必。
最后，就是要有真诚的愿望。我们讨论的，也应该是“真问题”，不是“伪问题”。争论“伪问题”，那不叫“争鸣”，叫“扯淡”。即便扯得人模狗样，引文、注释、关键词一应俱全，也是“认真的扯淡”。现在我们的学术界，诸如此类的玩意很是不少，有的还能申请“国家级课题”，真让我这样“不想当将军”的“厨子”望洋兴叹，自愧不如，自觉下课不去争取当“好裁缝”。。 最好的txt下载网
教师是一种年轻的职业──答《凤凰周刊》吴海云（3）
问 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有人说是宋朝，有人说是民国，您认为呢？
答 春秋战国，理由前面已经讲了。
问 在西方，知识分子强调的是一种置身彼岸、永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但在东方，士人、文人则始终强调一种此岸性的责任感。您觉得自己更倾向于前者还是后者？
答 置身彼岸，关注此岸，也可以吧！
关于传播
〇 走出书斋要有胆，走向大众要有才。
问 在当上高校教师和走上《百家讲坛》这段年头里，你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近电视媒体的？
答 说来话长，不说也罢，不过最早“触电”，是在凤凰卫视，和王鲁湘、胡一虎他们做《纵横中国》。当时的感觉，是挺好玩。后来才知道，这事其实不好玩。主要是风险太大。你知道，电视这种媒体，是有放大功能的。它能放大你的优点，也能放大你的缺点。你不能说，我只要求放大优点，你们不能放大我的缺点。对不起，没这么好的事，要放大就一起放大。那你想啊，天底下哪有没缺点的人？一不小心，给放大了，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也只好兜着，赔礼、道歉、认错。好玩吗？不好玩！
问 您说平时不太看电视，那又为何会信任这种大众媒体？您从未对上电视有排斥心理么？
答 说不上信任，也谈不上排斥。所谓“媒体”，也就是媒介、载体的意思，相当于交通工具。对待交通工具应该是什么态度呢？也就是“利用”吧！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走，但肯定快不了，也远不了。要想又快又远，就得坐飞机。不过坐飞机可能会失事，肯定比自己走路风险大。可惜，我还很少听说为了保险，不坐火车或者飞机，自己从厦门走到北京的。电视，就是媒体当中的飞机。它的好处，是传播迅速，面也广。坏处前面说了，是会放大你的缺点。问题是，你既然选择了这种传播方式、传播手段和传播媒介，你就得连同它的坏处一并接受过来，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想清楚了这些，就不会有你说的那些问题了。
问 您如何去理解、消化、甚至利用大众媒体对于收视率的天然追逐？
答 这个事情也简单。你既然选择了坐飞机，那就得遵守坐飞机的规矩。比方说，你不能在飞到一半的时候对空乘说，你停停，我先下去喝杯茶，你这没有茶馆舒服。或者说，开慢点，别那么快。这不可以，对吧？
同样，你既然选择了做电视，那你也得遵循电视的传播规律。你也不能对电视台说，我的节目就得按照我的想法做，我平时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别管什么收视率。这个也不可以。不但不可以，相反，你还得学会在电视镜头前面说话，学会把你想说的话通过电视说给观众听。观众喜欢听，喜欢看，自然有收视率。
所以，一旦上了电视，就得想着观众，这叫“要有收视率”。但是，你不能观众喜欢什么，就说什么。你说的，仍然必须是自己想说的话。否则，你上电视干什么呢？这叫“不唯收视率”。总之，交通工具是别人的，目的地可以自己选。或者说，内容是自己的，方式是电视的。苟能如此，就不会被收视率害了，也不会把收视率丢了。
问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人文精神构建和倡导的职责，整体性地走出书斋，走向大众。”您赞同这种观点么？
答 不赞成。“整体性地”走出书斋，走向大众，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干嘛倾巢而出呢？总得有人看家吧？
再说了，统统出走，走得出去吗？你以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