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倡“战后总决算”上台的中曾根内阁，在日本现代史上是很有作为的一届政府。正是在其任内，日本作为当仁不让的经济大国，开始了对所谓“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的“政治大国”梦的正面追求。作为外相，安倍晋太郎劳苦功高：在任三年零八个月，出访三十九次，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被誉为“创造性外交”。大部分出访活动，安倍晋三随行，不仅增长识见，广交朋友，而且在诸如“两伊战争”等非常时期，亲自见证并参与了日本艰难的外交穿梭。这对于初出茅庐的安倍来说，真可谓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对于他上台后，那些关于其没有内政、外交的阁僚经验，难以胜任内阁首相重任的指责的有力反诘：毕竟，见识过里根、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和*等“大物”政治家和冷战后期“大政治”玩法的人是我，而不是你们。
所以，当安倍终于在朝鲜问题上独当一面时，其性格中强悍而“老练”的一面便显露了出来。
人气飙升的秘密：“斗争型政治家”
众所周知，安倍是“小泉塾”的优等生，后者也将下野前的最后一票投给了安倍。小泉自己靠“把自民党砸他个稀巴烂”式的极具煽情的“反党秀”上台，利用的其实是旷日持久的泡沫经济在国民心中造成对政治本身，尤其是自民党派阀政治的一种普遍厌恶情绪。作为被称为“剧场型”的政治家，他特别善于制造“对决型”政治话语装置（如“改革还是不改革”），来争取民意。现代*社会里那些对政治并不真正感兴趣，对政治家的政策论战也不明就里的普通民众，虽然搞不清什么才是好的政策，但面对诸如“谁不改革谁下台”这种简单二元对立选择的时候，会出于本能为所谓“改革派”投票。
在这点上，安倍深得真传，他为自己设计的政治话语装置叫做“斗争型政治家”：“所谓‘斗争型政治家’，开宗明义，只要是为了国家、国民的利益，就不怕挨批敢于付诸行动的政治家；而‘非斗争型政治家’，则是动辄表态同调——‘你说得对’，但却从不愿站到对立面上打靶子的政治家。”骨子里依然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话语逻辑。
他举例说，1939年，面对力倡对德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的强硬发言，代表在野党起来答辩的Arthur Greenwood议员起初似有某种畏难情绪，表现出犹疑、退缩。这时，从执政保守党议席方向传来一个声音，“Arthur，Speak for England（为了英国，说出来）！”受此鼓舞，Greenwood议员发表了动议英政府对德宣战的著名演说。安倍要说的是，他自己从首次当选国会议员以来，始终不渝地作为“斗争型政治家”为日本“国益”而战，“Speak for Japan”。为此，甚至不得不置身于“媒体的中伤风潮之中”。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与鹰共舞（3）
没人否认，安倍的坐大，是拜朝鲜绑架问题所赐。作为有明确国家意识的政治家，安倍早在任秘书官时期就曾接手处理过日人被绑架事件。1988年，在父亲的事务所里，安倍接待了一对名叫有本的中年夫妇来访。来访者告知，其于五年前（1983年）在伦敦神秘失踪的女儿（有本惠子）有可能生活在平壤。消息来自与有本生活在一起的另一名日本被绑架者：其委托一位在平壤遇见的波兰人发出的信寄到了受害者在北海道的家里，信的复印件又被寄到了有本家。由此，安倍头一次听说真有所谓绑架事件，并隐隐约约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共产主义国家”朝鲜“国家犯罪”的“冰山一角”。
父亲故后，安倍于1993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发誓要以政治家的立场和身份，致力于绑架问题的政治解决。那时，自民党内，关注此问题的政治家寥寥无几，连安倍自己也常有“孤掌难鸣”的无力感。1997年，随着“被北朝鲜绑架受害者家属联络会”的成立，安倍联合一批对朝鲜持强硬政策立场的少壮议员旋即成立了“被北朝鲜绑架日本人救援议员联盟”，旗帜鲜明地为绑架受害者“维权”，吸引了全社会的瞩目。至此，绑架问题浮出水面，日本以国家的名义开始了对朝鲜漫长而艰苦的交涉。可以说，安倍是日本国内把绑架问题做成“政治正确”的第一人。客观上，绑架问题也成了政治家安倍其人有力的政治资源。
2002年10月，作为小泉对平壤闪电访问达成的直接成果之一，莲池薰等五名被绑架者乘全日空专机从平壤回到了阔别二十四年的祖国。按照两国政府间协议，五名日本人只是“短期探亲”（家属还留在平壤），两周后要“完璧归朝”。但安倍代表政府在与受害者本人及其亲属沟通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举世震惊的大胆决定：让五名受害者留在日本，不予返朝。出于对五名尚滞留平壤的家属成为朝方人质的担心，决定了“国家意志不予遣返”的应对方针，一切责任由国家承担，并在约定遣返日期的前五天照会了朝方，同时要求朝鲜负责任地尽快安排五位受害者的在朝家属“回到日本”。
安倍再一次表现出其作为政治家的惊人铁腕和*本色，对于国内反对势力和媒体的批判不予理睬，给国际社会以“对朝外交的主动权掌握在日本手里”的深刻印象。终于，2004年5月，朝鲜送回了五名受害者的家属。两个月后，同为绑架受害者的日本女性曾我瞳的前美军叛逃者丈夫詹金斯和两个女儿也从平壤回到东京。一时间，主导日本政府对朝交涉的安倍，成了日本人人追捧的维权英雄。
2006年7月5日，正在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的节骨眼上，朝鲜往日本海方向一连发射了七颗包括“大浦洞2号”在内的远、中程导弹。一名因被蒙在鼓里而恼火的中国外交官在给韩国外交通商部方面打电话通报情况时，禁不住搓火道：“金正日给安倍晋三送了一份大礼！”果不其然，以内阁官房长官身份主持解决朝鲜导弹危机的安倍，再次以强硬对强硬，与美国牵头动议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决议案的出台，最后斡旋“态度暧昧”的中、韩两国都在决议案上签了字。
在此之前，自民党总裁选举所谓“麻垣康三”的格局，迅速崩溃，唯一有可能制衡安倍的福田康夫“退阵”，形成安倍“独走”的态势。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安倍人气飙升的秘密，在于所谓“斗争型政治家”；而斗争的矛头，则主要是朝鲜。换句话说，安倍的坐大，很大程度上，是拜平壤所赐。
“美丽国家”：暧昧的国家主义路线图
7月26日，安倍拿出了酝酿已久的组阁方案。尽管形式上依然沿袭了所谓“小泉流”的做法，即原则不接受派阀推荐，（总裁）首相一人拍板。但方案一出台，几乎令所有的日本媒体、政界人士大跌眼镜：这基本上是一个按“论功行赏”原则来考量的，类似“排排坐、吃果果”的哥们义气型内阁。不仅内阁，党内“三驾马车”（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也给人以同样的感觉。
紧接着，7月29日发表的新首相施政演说，更令人“刮目相看”。这篇长达8500字的演说，整体风格更像一篇抒情散文，基本上是对其“美丽国家”论的政策性诠释。对此，日《每日新闻》发表社论，称首相演说是“缓缓脱小泉，慢慢向右转”的杰作。来自在野党方面的评价是，抽象、飘忽、保守色彩欲盖弥彰。一位资深议员直言不讳地指出：“小泉的（施政演说）好也好，歹也好，多少还算有些哲学，而新首相的演说则很无趣。所以，无论是来自执政党的掌声，还是在野党的飞刀，都不多。”有关宪法修定和强化“集体自卫权”行使问题的个案研究等内容，则触动了主流社会的敏感神经。其在经济改革与财政重建问题上的过于泛泛和在宪政、国际问题上某种按捺不住的激进、焦虑，令人隐约感到，安倍新政也许是一个重安保、外交甚于经济、财政的“外向型”政权？
总之，你方唱罢我登场，“小泉剧场”刚刚谢幕，日本社会又迎来了一个靠接近70％的人气支撑的“明星”政权。但政治毕竟不同于演戏，仅凭开幕亮相的“形象分”，尚不足以支撑起一个为国民认可的长期政权。尽管“美丽国家”论听上去很美，但如果其实质只是一张暧昧的国家主义路线图的话，其推进和实施未必不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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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喜一：“1955年体制”的终结者，还是牺牲者？
2007年6月28日，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Miyazawa Kiichi）在东京涩谷区的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七岁。
宫泽喜一1919年10月出生于东京都。在现代日本政治的血缘路线图中，虽不算口含金匙一族，但从政治DNA上说，仍然有相当的因袭。其父宫泽裕曾做过政友会重要的政治家望月圭介的秘书，母亲则是曾出任国势院总裁和司法、铁道大臣的小川平吉的次女。宫泽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旧制武藏高校毕业后直接进入东京帝*学部，受的是完整的精英教育。还是东大学生的时候（1939年），就作为学生代表赴美出席日美学生会议。
1942年，东大毕业的宫泽，顺理成章地进入大藏省，在战时曾当过地方税务署长。日本战败时，负责战争保险方面的工作。战后，因其家族与池田勇人的关系，加上宫泽自身完美的精英背景，尤其是卓越的英语能力，在大藏省很快崭露头角，1949年，成为池田勇人藏相的秘书官。直到后者过世，宫泽一直侍奉左右，亲自见证了战后初期日本政治重建的全过程。从大藏省官僚时代就作为英语翻译和涉外担当与GHQ（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等美军机构频繁接触，成为参院议员后又多次随池田访美，在从旧金山对日媾和（1951年）到日本再军备会谈（1953年），一直到池田…肯尼迪会谈（1961年）等一系列决定战后日本发展方向的重大关头，与前辈政治家一起，折冲尊俎，被称为“战后政治的活字典”。
1953年，受恩师池田的劝诱，退出大藏省，参加参院选举，一举成功当选。从那以后，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共两次当选参院议员，十二次当选众院议员。在做成自己的政权之前，历任外相、官房长官、藏相及自民党总务会长等职，始终活跃在日本政治的中枢地带。
宫泽的政治理念，简单概括的话，便是轻军备、护宪，主张通过积极的财政来谋求经济增长，在公然打出自主制宪纲领的自民党内，属于所谓“保守本流”的鸽派。
1991年11月，在党内竹下派的支持下，七十二岁的宫泽喜一就任首相。但似乎时运欠佳，由于接连发生了“共和事件”（自民党议员阿部文男接受共和公司贿赂，被媒体曝光的事件）等丑闻，尤其是经济泡沫崩溃后的景气低迷，加上对国民承诺的政治改革没能如期推进，1993年6月，在野党提出的内阁不信任决议案在自民党内造反势力的策动下被通过。宫泽虽然在最后关头采取了解散众院的极端措施，但没能取得过半席位而引咎辞职。细川护熙率领的非自民党联合政权诞生，“1955年体制”落下了帷幕——宫泽喜一成了该体制下最后一任首相。
尽管在后来的小渊和森政权中，又作为藏相、财务相再度登场，且一度被媒体誉称为“平成的高桥是清①”，但面对经济泡沫崩溃后，恶性膨胀至天文数字的不良债券，包括宫泽在内的政治家，却没能做出有效的政策应对，导致日本经济陷入“失落的十年”的噩梦，也造成了小泉纯一郎政权之前，日本政坛像走马灯似的更替政权的政治奇观。
吊诡的是，宫泽尽管是自民党内护宪鸽派的代表性存在，却在其首相任内做出了一个创举，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日本和东亚的政治路线图：受海湾战争的刺激，出台了海外派兵法（联合国维和法，即PKO法案），战后首次把自卫队派到了柬埔寨，从而确立了后冷战时代日本国家战略的调整方向。此后，直到现在安倍晋三政权所大力谋求的有关制宪、扩军等课题，无不以此为出发点。
宫泽喜一是公认的日本政治家中英语能力最杰出者。这个在当学生时“吃过整部辞典”的前大藏省官僚，凭借其一口流畅、有教养的英语，与基辛格、施密特、李光耀等世界一流政治家多有交游，在一般被认为不擅长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日本政坛，绝对是一个异类。有两则轶话可为诠释这点提供旁证：
其一是宫泽还是东大学生时，作为全国学生代表赴美参加日美学生会议。大约彼时的宫泽“小荷才露尖尖角”，尚未出道，火候也欠成熟：在与美国大学生交流时，无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