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曾根以首相的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中韩的强烈反弹，并直接构成了中国1986年*的导火索。在这种情况下，中曾根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协调机制及时启动，并及时发挥了“减压阀”的作用——前者在首相任内没有再次参拜。 。 想看书来
宰相中曾根：日本政治大国梦的教父（2）
作为日本*保守重镇，中曾根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与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德国总理科尔一起，共同构筑了保守主义战线，并承担了其在东亚的一翼。以“星球大战计划”（Star Wars Plan）奉行对苏强硬政策的美国里根政府要求日本成为其在远东遏制苏联、在亚洲安全保障上起更大作用的同盟国。对此，中曾根深孚所望，在访美之际，与《华盛顿邮报》女老板凯瑟琳共进早餐时，竟有“日本是所谓不沉的航空母舰”的惊人发言，令世界舆论哗然的同时，却轻易拂拭了美国心中因贸易摩擦等因素对日本的不信、不快，使日美关系再度升温。这等亲美的姿态，直到十多年后才有小泉政府可与之媲美，但后者的疏远对象却不幸由苏联换成了中国。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曾根的外交思路逐渐跟不上“接班人”小泉的激进步伐。2003年10月，小泉借解散众院、提前举行大选之机重组自民党，并要求中曾根和另一位*级政治家宫泽喜一“退阵”，以腾出众院席位给小泉拔擢的年轻实力派“国防族”政治家。尽管在一番抵抗后，中曾根不得不让出了议会的位子，但作为天生的、真正富于政治自觉的政治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是继续以自己的形式，对日本政治，特别是对面向21世纪的日本国家战略保持着不懈的关注。
在中曾根漫长的从政生涯中，留下了近五十部著作。其中，出版于2000年6月的《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是诠释“中曾根流”政治理念和国家战略的集大成者。在书中，作者检讨了“屹立于20世纪与21世纪分水岭上”的日本包括“大东亚战争”在内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外交、安保、教育和科技等关乎日本在21世纪命运的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一整套战略构想。
首先，中曾根认为，日美安保体制和东亚集体安全保障应当成为日本外交战略的基轴。对于前者，随着日本“普通国家”化进程的深化和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调整，这种体制还有可能进一步强化。而对于后者，中曾根提出，美国在亚洲的驻军及以美国为中心的、在东亚地区呈放射状的同盟条约网（日美、美韩、美泰、美澳）是维持东亚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之一，正是这种安保网络，构成了亚太经合组织及东亚各国间经济合作的强有力的基础。在中曾根看来，这种状况就好像在欧洲，欧盟和通用货币欧元存在于北约的背景中一样。他甚至设想，有朝一日，中国和朝鲜也会加入到这一机制中来。联想到1980年代末期，日本不主张孤立北京，并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宣布解除对华经济制裁，再次给中国经济注射了强心剂，直接促成了中国向国际社会复归的事实，多少能感受到以中曾根为代表的日本*战略家在“后冷战”时代的*野心。而对朝鲜，他主张加强美日中对话，给朝鲜以安全感，使其通过改革，尽早加入到“普通国家”的行列。从小泉上台后不久即启动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并通过六方会谈客观上酿成有利于朝鲜门户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情势来看，中曾根设定的对朝*的“中期目标”虽还很遥远，但并没有偏离轨道。
其次，对于关系到战后日本将走什么样道路的改宪和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中曾根也不乏一以贯之的思路，用他在其*《自省录——作为历史法庭的被告》中的话来说：“我从日本刚刚独立后的1952年起，就一向提倡宪法改正和自卫军创设。”他反复强调，根据政府对宪法的解释，集体自卫权虽然是一种权利，但却不能行使，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无论是日美安保条约，还是联合国宪章，都承认集体自卫权。而作为现在日本政府自卫权论的思想基础，就是要确保日本防卫时“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战斗力”，但何为“必要的最小限度”？其边界并不清晰，“这种暧昧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宪法应当明确这种界限，规范地行文，正确地作出解释，包括对行使集体自卫权条款的具体化。看一下日本最近的民调结果就会明白，对于这一敏感而复杂的问题，无论国际上反对、批判的声浪有多高，事实上，改宪已然被提上了政治日程，剩下的几乎只是程序和时间的问题。
最后，在已成为日本与邻国关系中难以逾越的“恶障”的历史问题上，中曾根的检讨与“反省”颇具代表性。他一方面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另一方面却从结果出发，为战争寻找合理化解释，“从世界史来看，作为战争的结果，可以说以大东亚战争为导火线，在亚洲和非洲的独立国家都急剧增加了……从结果论的观点来看，或许也是在借日本之手使民族运动高涨，导致了独立国家的剧增”。在谈到“大东亚战争”前夕的状况时，他认为：“人们曾对希特勒有过幻想。希特勒的思想哲学是肤浅偏狭的东西。而且希特勒从内心轻视日本。我想如果能冷静地预测到德国和希特勒的失败，日本就不会参加那次悲惨的战争了。”这里，我们看到一种类似成王败寇式的阴冷算计的背后，是历史正义、道义立场的缺失，而这种貌似“冷静的学术研究”的态度，恰恰是典型的日本右翼保守的所谓“自由史观”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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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剧场”谢幕，近乎完美的背影（1）
造势舆论有穷时，盖棺小泉没商量。距离小泉“退阵”，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小泉及其政权便已经被日本国内外媒体盖棺定论了N次。在日本历届首相中，蒙传媒如此“厚爱”者，恐怕并不多。自民党总裁选举翌日（2006年9月21日），这个被称为“怪人”的首相通过其电子杂志向五年半以来始终支持其改革的国民郑重道别，“常言道有德者无才，有才者寡德，而我只是一介文弱、普通的‘常识者’。但尽管如此，却常被什么东西庇护，兴许是运气好吧……”这份创刊于2001年6月，旨在直接与国民建立沟通的首相府电子刊物，每周四更新，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共发行了亿份，盛期时的订阅量达227万份。
2006年9月初，《读卖新闻》发表了关于战后首相评价的网上民调结果：小泉以41％的得票仅次于得票44％的吉田茂，位居“伟大首相”的第二位，超越了田中角荣（36％）和中曾根康弘（30％）。笔者注意到，对小泉的评价，越接近谢幕，越呈长势：战后六十周年之际公布的民调结果，位居第二位的还是田中角荣。
应该说，这确乎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情理之中的评价。日本学界在解读日本当代史时有一个说法，叫战后“两次崛起”，说的就是从美军轰炸后的瓦砾上崛起和从“泡沫经济”的废墟上崛起。作为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十字路口，两次都关涉设定什么样的国家战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重大主题。前者，“轻军备、重经济”的“吉田路线”让日本以牺牲部分主权为代价换来长久的安全保障，经济上以最短的时间完成了战后复兴，并一路坐成了经济大国；后者，小泉力主“小政府、大社会”，打碎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拆分“巨无霸”国有机构邮政省，借与布什的私交，强化军事同盟，并以之为平台，把自卫队首次派到了海外战场，极大地推进了日本梦寐以求的“普通国家”化进程，把“总保守化”的政治资源与面向21世纪的国家战略目标结结实实地“链接”到了一起。前者，作为冷战时期的国家战略，其成功实施已然为战后六十年日本和平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后者，作为面向21世纪的战略选择，在时间上刚刚进入过去时，后续效应尚待观察，“成功”与否，似乎还不到下价值判断的时候。但是，对于一个深刻改变了日本及其对外关系的政权，在它落下帷幕的时候，我们何妨回眸一望。这一望未必看得很远、很深，但求能看清它走过的足印，或许有助于理解小泉五年“光影交错”的改革和由此而生的21世纪日本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生态及其走向。
“总统型”首相的政治秘诀
日本前首相、自民党最大派系“森派”掌门人森喜朗曾有微词，说小泉有张“非自民脸”。意思是小泉完全无视自民党传统派阀政治的“打招呼”、“调整”、“平衡”等玩法，不按党内既定游戏规则出牌。其实，森此言差矣：高喊“把自民党砸个稀巴烂”而上台的小泉，其政治上的胜利根本就是“反党”的胜利，用被视为其“接班人”的安倍晋三的话说，小泉是自民党“创造性的破坏者”。
应当承认，在日本战后历届首相中，小泉无疑是那种为数极少的具有“卡理斯玛”（Chari*atic）的个人魅力型领导人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其一头狮发、不苟言笑，给人以酷感的做派，更与其身上一些迥异于传统日本政客的个人品质有关。譬如，说话干脆利落，绝少闪烁其词，拖泥带水；敢做敢当，勇于承担责任；思想开放，大胆任用女性官员；趣味脱俗，喜爱艺术，等等。假如在欧美社会，这些或许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但是在封闭、保守、有诸多长老社会遗留的日本政坛，说风格清新，实不为过。尽管作为政治家，小泉的所作所为确有作秀的嫌疑和成分，但这种“秀”，却不是一般政客能做得出来的，其背后也多少透出某种性情、胆识：如乘海上自卫队军舰视察北方四岛，雾霭茫茫的海上，一个手持望远镜的身影定格在周刊的封面；面对带伤参赛，终于胜出的大相扑名选手贵乃花的夺冠，即席发表“战胜伤痛，努力拼搏，令人感动”的动情而简短的发言；2002年对平壤的闪电访问，听到朝方承认绑架日人事实的瞬间那僵硬的表情……历代首相中，少有如此与国民分享喜怒哀乐、“休戚与共”的政治人物，极大地缩小了政坛与市民社会的距离。
“小泉剧场”谢幕，近乎完美的背影（2）
这也是被称为小泉政治成功秘诀之一的“剧场政治”。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我们可以说，小泉政权五年，正是这位酷爱歌剧、歌舞伎的政治家自编自演的一出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的活报剧。作为导演兼主演，其对镜头、台词、舞台效果和观众心理的把握，几乎无懈可击——小泉是日本公认最会利用电视媒体造势的政治“超级明星”。
其赖以成功的另一个秘诀，是“首相支配”。所谓“首相支配”，原本是日本政治学者、政策研究大学副教授竹中治坚的一部著作的书名。著作本身说的是自细川护熙*联立政权崩溃，自民党重新恢复执政以来，经过90年代中期开始的选举制度改革、政治资金规制及行政改革等历练，内阁首相的权力已今非昔比，大大强化，成了自民党再度做成长期政权的政治基础，并直接催生了日本政治新的生态环境。小泉正是利用这一点，对执政党议员和行政官僚，行使、发挥了此前历任首相连想都不敢想的统帅权和至高无上的影响、决策能力，做成了战后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朝权在手”的“首相支配”型长期政权。
众所周知，传统日本政治运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重大政治决策往往由强大的官僚层主导，政治家，乃至首相甚至都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即所谓“官僚支配”。作为日本社会心照不宣的传统，这种官僚主导型政治在“失落的十年”达到了极致：在内阁如走马灯似的频繁更迭的时期，一些省厅（相当于我国的部委）的日常工作和决策完全掌握在政务次官（相当于我国的副部长）的手中。这种首相、内阁“缺席”的政治运作方式的长期持续，一方面说明日本官僚系统的成熟、高效和“无害化”（实际上是“去政治化”），但同时却导致了内阁权限的瓶颈化和国民对政府权威的饥渴状况。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日本在21世纪向“普通国家”的“转型”。事实上，日本许多政治家意识到这一点，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力求突破现状。中曾根就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要改革首相产生制度，向美国式“总统型”*首相过渡。其根本用意，说穿了，就在扩大首相的权限。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泉是战后日本第一位“总统型”首相。用索尼公司最高顾问出井伸之的话说，如果以前的首相是坐在神舆（祭祀时装有神牌位的轿子）上的“社长”的话，小泉就是美国大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