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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澳大利亚的警察也慢慢地变聪明了，对于中国人问路，仍旧详加解说指点，但如果你听不懂，却不用车送你回家了，你听不懂，他们摇摇头、耸耸肩，表示毫无办法。可对洋鬼子，他们却是用车送的，这明显也是歧视了。
据说在公共汽车上，偶然查票时，经常碰到只查中国人的现象，被几个留学生痛斥为歧视之后，才不得不表示道歉。
这类消息也很多，总而言之一句话，洋鬼子仇视我们、欺辱我们，用心险恶，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他们的歧视，必须坚决回击，抗议到底。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国人开始思考：“我们是不是聪明得过分了？”这种思考是伴随着国内诸多现象的泛滥开始的：最初的假冒伪劣商品、注水猪肉、施膨大剂的水果，接下来的三角债、民工要不到工资、豆腐渣工程，到最后的彭宇事件、有毒奶粉，随着这类事情被媒体不断地曝光，国人终于不得不痛心地承认：中国的很多事情坏在人太聪明上了，聪明得已经没有了底线。
可是，已经聪明起来的人，谁愿意变傻呢？
三、我们信仰什么？
小聪明，从表象上看，是破坏了规则，并且似乎只是破坏了部分规则，并没有对全部规则置之不理，不过就现在的这个程度，已经引起了不小的后果。一个后果是信任危机，没有人敢轻易相信陌生人的好意了，甚至对于熟悉的人的好意，也要审慎地问几个为什么，社会的信誉度大幅降低。好朋友开口借钱，可能也私下里嘀咕：“他会按说的时间还给我吗？” 。 想看书来
第六章 小聪明与大智慧（4）
第二个后果是不团结。相互之间不信任了，自然也就谈不上团结了，只能是一盘散沙般地生活在一起，但彼此之间没有相互依赖的那种感觉。
第三个后果是人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这是信任危机演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盘散沙的人际关系演化而来的必然结果，既然相互不信任，那么能信任的人就只能是自己了，既然是一盘散沙，别人有起事来你不会去帮，那么，别人也就不必来帮你。
第四个后果是越来越严重的物质崇拜，让人的自私自利之心无限制地膨胀。自私的人难以有真心的朋友，自私的人也难以享受友情，在一个人人都趋向自私自利的环境里，人的心灵找不到归宿，只能寄托在物质利益上，形成物质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这种崇拜让友谊、感情、道义等观念不断贬值，这种贬值反过来又加剧物质崇拜的强度，形成一个相互推进的循环。
第五个后果是导致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因为物质崇拜越来越严重，贫穷被认为成了一种罪过，富贵演化成了真理，于是，不择手段的致富变得理直气壮，与此同时，物质崇拜诱发的很多扭曲变态的欲望如野草般疯长，比如包养情妇，比如嫖宿*，这些都是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加剧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
第六个后果，就是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社会不稳定了，不但经济的发展受到冲击、制约，文化上的发展、政治上的进步、教育上的革新，这都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这个环境没有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要受到制约，难以顺利进行。
所以，小聪明让聪明人自己得到了发展，而制约、阻挠了民族、国家的发展，是民族复兴崛起的大敌，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大敌，这类小聪明的人越多，聪明程度越高，国家民族的前途就越堪忧虑，因为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为自己谋取的利益，全以损害国家、民族与他人的利益为代价。
一个民族，应该有本民族的大智慧来抑制、消灭、破解小聪明的生成机制，这个大智慧便是哲学上的、精神上的信仰。小聪明的茁壮成长、遍地开花，正反映了我们民族的信仰的缺失。
两千年来，儒家思想号称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但孔夫子的“仁爱”思想，到底有多少人信仰它，学子们读儒家的书，背儒家的经典，只不过拿它当做进入官场大门的敲门砖。即便有个别真的相信儒学教条的人，不被世人讥为迂酸，也一定被认为是书呆腐儒。
佛教从东汉时候就传入中国了，在佛教鼎盛时期，天下名山几乎被和尚们占遍，而南朝也绝不止四百八十座寺庙，叫绝的是连皇帝老儿也舍身佛寺，整得大臣们必须用重金将他赎回，可是，官民有多少是真心信仰佛的？烧香拜佛，那是对佛有所求恳，并不是去白烧香，求考试高中能做官的，求做生意能发财的，无子的求佛赐给儿子，有难的求佛化解自己的灾难，对佛一事无求，只是在精神上信仰的，从古到今有几个呢？
其他宗教在中国的命运和佛教也相差无几，教中的先知先觉，都沦为世俗利益的保驾护航者了。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这些仙佛们，受了凡人的香烛，就得做保镖保佑他们的安全，就得做他们的保护伞让烧香者逢凶化吉，可怜这些仙神佛圣，世人虽咚咚地向他们叩头，但在心理上，已经把他们与贪官污吏归为一类了，只不过他们要的贿赂比较轻，几炷香而已，大部分人都供应得起。
第六章 小聪明与大智慧（5）
四、我们民族的大智慧在哪里？
中国最智慧也最难最神秘的学问恐怕就是关于《易经》的学问了，截止到现在，敢说自己全部弄懂了这部书的人，虽然有，但的确不多。《易经》几乎可以说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在任何文化的支流里，都能看到《易经》的影子，尤其是哲学、医学、军事与民俗等方面，《易经》的影响更是深远、不容小觑。
从古到今对《易经》的解读从来没有停止过，哲学家从中解读出了辩证与变化，军事家从中解读出了虚实与用诈，更为奇特的是，外国人莱布尼茨竟从中解读出了数字的二进制原理。《易经》奥妙玄秘，其阴阳一体、互生互变的卦理确实给了后世无穷的启示和想象，老子的《道德经》就明显受其影响和启发。
《道德经》中所强调的“上善若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对我们民族性格的形成，其作用是巨大的。汉民族强大的同化功能，汉民族屡遇凶险困厄，却总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受益《道德经》给予我们的智慧。《道德经》将祸福相依、矛盾互变的至理发挥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将宇宙与人生的大规律揭示了出来，将此二书，特别是后者称作中华民族的大智慧，毫不为过。
在《道德经》里，老子非常反感以聪明为手段治理国家，他认为“聪明”是国家民族的祸根，他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这儿所谓的“智”，明显是指权术一类的东西，因为这类东西在传统上一直被当做“智慧”和“聪明”。
但是道家只在汉初略试锋芒，促成了汉初的“文景之治”后，就被汉武帝罢黜了，在唐代一度复出后，从此就彻底退出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只在民间发生影响。于是用“智”治国，耍手段、耍聪明，想方设法地欺诈糊弄百姓，就成为官场的通病了，而老子的“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也终于愈演愈烈，因为老百姓的聪明思维已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墨家的学说主张兼爱无差等、尚同尚贤，认为天下人都是平等的，君臣、父子、兄弟都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更让人惊骇的是，在那个时候墨子就提出了天子应该由选举产生的观点：“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墨子·尚同上》）与此同时，墨子认为官吏也应该选举产生。用今天的眼光看，墨家学说中包含的大智慧是无可置疑的，但墨家学说不符合统治者的胃口，因此，它在春秋战国鼎盛一时之后，随着秦朝的一统，很快就淹没在法家的实用权术之中了。
儒家学说注重实用，这一点对汉民族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孔夫子的一句“学以致用”，让各种各样的大智慧，包括儒家自己的学说，都沦为世俗实用赚钱的工具。奥妙玄秘的《易经》被用来看风水、算卦，甚至用它来给人起名字，能赚钱就行；博大渊深的《道德经》，被演化成了道教，那些老道士口中念着“道可道，非常道”，手拿一柄木剑，给人捉妖杀鬼；即便是儒家传人，比如汉代的董仲舒，也发展出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理论，用来祈雨、预言灾祸。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对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大损失，讲究实用的儒学，不管有多少真知灼见，但只是“讲究实用”这一点，就使其失去了成为大智慧的资格。大智慧只是陶冶民族性格、锤炼民族筋骨的，它并不能有具体的用途。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管包含了多少智慧，但它不是具体技术，无法应用到制造某种高科技产品上一样。
大智慧看起来是些大而无当的空话，空头大理论，不实在，但这正是大智慧之所以为大智慧的原因。老子说得好：“卅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大而空，这正是大智慧的用处。虽然它不能被当做具体技术实际应用，但它能开阔民族的视野，让民族的心室空灵，眼光看得极大，看得极远，从此胸襟开阔，目标远大。而一味地强调实用，将人的注意力限于固定的一点，就事论事，拿这种实用学说当大智慧，自然而然地就限制了民族的心胸和眼光。
儒学被奉上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后，中国的哲学就步履维艰了，来来去去地在人伦、人心与天道这些圈子里打转转，并登峰造极地弄出一个宋明理学来。理学，这个哲学上的怪胎，挖地三尺地想将人心束缚住。孔子虽然讲究实用，还用眼光看看外界，看看社会，可到了宋明之际，理学家的眼光已经不朝外看了，只是反观内心。于是民族的远望的眼光全被遮蔽，哲学意义上的思维当然就难以进步了，只能在故纸堆里徘徊，在限制人欲上打主意，变得鼠目寸光，只看脚下的尺寸之地。
儒家实用学说的恶果并不止这些，它自己本身其实已被后世全部肢解、实用了，后世奉它为经典的王朝，几乎都将它全部进行了实用化的分割炮制，需要用它的某一句话，就将这句话搬出来，需要用它的某一种观点，就将这一种观点拿出来。它的核心，它的整体精神，早在实用中被抛弃了，断章取义，为我所用，这是实用派最擅长的技艺，“*”中用毛主席语录打语录仗，也是这种实用的典型例证。
孔子学说中最经典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历朝历代的敬奉儒家的王朝，哪一朝哪一代按照这一句话行事过？这一句话对自己不利，那就将之忽略，对自己有利的，就大用特用，其实想一想，如果人人都遵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那这个世界将会多么美好。
我们有大智慧，但大智慧都被实用了。《易经》、《道德经》不说了，连讲究实用的始作俑者儒学，也被后世当做了做官的敲门砖，当做了各种实用者进行实用的招牌，这的确非常可悲。
第七章 实用……为我所用……小聪明的源泉（1）
一、大智慧实用的恶果
过去有一个关于李鸿章的笑话，说李鸿章访问英国时，戈登夫人赠送了他一条英国名犬，这条狗身份不凡，曾经在名犬大赛中得过冠军。后来李鸿章给戈登夫人致信感谢，说这条狗的肉味的确不错，“所赏珍馐，朵颐有幸！”
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拿这个笑话来比喻一味强调实用的思维，则非常贴切。
自孔夫子提出“学以致用”之后，实用就成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在这种思维下，任何东西都被实用，进而为我所用，大智慧也罢、律条法令也罢、道德习俗也罢，都没能逃出被聪明人实用、为自己谋取利益的结局。有趣的是，孔夫子虽然主张实用，并积极入世，想将自己的主张应用在实践中，可他老人家很失败。在故乡鲁国做官，从做中都宰算起，也只做了短短的四年，就被聪明的齐国人用计离间，致使官儿难以做下去，不得不周游列国，寻求另外的机会。他老人家有满肚子的学问，他能讲很多大道理，但他最终没能凭此给自己谋到一官半职。
与孔夫子形成强烈对照，并相映成趣的是纵横家苏秦。苏秦的学问虽然也不错，但比起孔子，他还要差得多。可是苏秦成功了，他周游列国的成果，是身佩六国相印，威势赫赫、富贵逼人。
拿这两个人来比，或者根本就不合适，就像拿理论物理学家与工厂的技术员相比一样。前者是搞理论的，而后者是搞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