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假设自己是当代的希罗多德，是生活在某个地区的土著居民，现在我们要平生首次进行环赤道的世界旅行，那么，我们所见到的人类多样性会令我们惊叹不已。设想你乘坐的飞机正在大西洋上空、“笛卡尔球体”的正中心——经度0、纬度0，在非洲的中西部，距离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约1000公里。让我们继续想象飞机向东飞去，想象我们像在科幻小说中那样在高空之上俯瞰地面，我们将得到一幅人类多样性的图谱。
我们首先会遇到非洲人——说班图语的中非人。他们的肤色很黑，大多居住在森林中开辟出的小村庄里。再向东走，我们看到的依然是黑肤色的人，但与前者相比有所不同：这些又高又瘦的东非尼罗河人，差不多是地球上最高的人，他们生活在绿色的大草原上，以放牛为生。散居在这两族人之间的是哈德兹人，尽管相距不远，但他们与班图人和尼罗河人都有区别。
继续向东，我们遇到了一条宽阔的大河，无边无际的河面看似永远不可逾越，仿佛它就是世界的终点。现在我们踏上了马尔代夫群岛，这里的人与我们在非洲遇到的有很大的区别，语言也不同。和那些非洲人一样，他们的肤色也是黑的，但面部与他们有所区别，包括鼻子的形状、头发和其他一些细微的差别。尽管看上去有明显的区别，但很明显，他们和非洲人具有某种联系。
在那条宽广的河流之上继续我们的行程，这时，一座巨大的岛屿在前方徐徐升起，这就是苏门答腊。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另一种人，他们比非洲人和马尔代夫人矮小，面部特征也不同：头发很直，肤色较浅，眼皮较厚。再向东，经过无数岛屿，我们再次遇到了肤色很黑的人，他们是美拉尼西亚人。除了肤色，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不像非洲人，他们的肤色是进化过程中适应这一地区气候环境的结果？或者是表明他们与非洲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接着我们要遇到玻利尼西亚人，他们生活在散布于数百里开阔海域的小环状珊瑚岛上，他们的相貌与我们先前见到的苏门答腊人有些相像，但是每一次都是同样的结果：相像但并不相同。最大的疑问是：他们为什么生活在如此偏远的地区？他们是如何到达这里的？
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会到达西南美洲的厄瓜多尔海岸。在它的首都基多，我们看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生活在这里的人各不相同，主要的有两种，一种与马尔代夫人有些相似，但肤色较浅；另一种很像苏门答腊人和玻利尼西亚人。因为此前我们所到之地，在一地所见的都是同一种类的人，因此这种现象似乎很奇特。为什么在厄瓜多尔情况发生了变化呢？在美洲继续向东，到巴西的东北海岸，我们发现了一个更复杂的混合人群，我们再次遇到了非洲人，但却是在距离非洲如此遥远的美洲！经历了这样的旅程，回到起点，对行程中的所见，面对这样一幅色彩斑斓的多样性的“织锦”，我们会陷入沉思，会试着对这一幅多彩多样的图案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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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神话（2）
我们只是在想象之中进行了这次旅行，但我们在想象之中的行程，正是我们的前辈几百年前在欧洲“发现航海”旅程中的真实经历。假设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可以提出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是常识的问题，但正是这些问题，使我们获得了历史的知识。这是一次有趣的思想体验，因为直到近年，除了为什么非洲人和欧洲人共同生活在美洲之外，对我们所见到的这幅多彩图画，一直没有一个系统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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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物种（1）
1860年6月30日，愤怒的萨缪尔·威尔伯福斯主教登上了牛津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的讲台。他准备好了要进行一场战斗——不仅是为他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他坚定的信仰和世界观。威尔伯福斯深深感到他在为教会的未来战斗。那次聚会所辩论的题目是关于人在自然中的地位。那是在19世纪中期，直到近代，只有哲学家和教会才会相互争论这个问题，它永远不可能再出现于科学家和教会之间。这位优秀的主教忠实地引用圣经原文，坚信这个世界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经上帝之手创造的，距今约有6000年的历史。这个日期是根据《圣经》中所描述的宗谱推算出来的。他在演讲中向听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在当时深入人心的问题：你难道能够想象你是由猴子变来的吗？这简直荒谬至极！
威尔伯福斯是一个出色的演讲家，对大多数听众来说，他的观点是极有说服力的。那一天，他在图书馆成功地捍卫了他的信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无可避免地完全失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是，人在自然世界处于何种地位，随着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观点的变化，预示着人类历史上的“屠龙者”不再是哲学家和神职人员，而是专业的科学工作者。约瑟夫·霍克和托马斯·享利·赫胥黎，这两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人物，是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理论的坚定支持者。赫胥黎当时是伦敦矿业学院生物学讲师，他以“达尔文的斗牛狗”而著名。霍克是皇家植物园的有成就的植物学家、副主任。当威尔伯福斯的演讲结束后，他们站起来反驳他充满激情的观点，他们的声音无异于为古老的人类起源观敲响了丧钟，寓示者是科学引导我们进入了一个勇敢的新世界。
威尔伯福斯和霍克、赫胥黎的论战，不仅促进了公众对进化论的接受——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已经用进化论的眼光看待世界了，而且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如果我们把自己看做无所不能的神的创造，我们很容易就能证明我们比地球上的其他一切生命都要优越，我们是主人、征服者、上帝的宠儿，总之，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达尔文的真知灼见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个消化不良、隐士般的人，寥寥数笔便把人由神的创造还原为生物进化的产物。有趣的是，他本人也没有料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观点。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家庭的后代（他的祖父是约西亚·韦奇伍德，父亲是一名富有的医生，而达尔文每天要抽出半天的时间经营他的商业投资），当他于1831年开始环球航海时，并无意于动摇《圣经》中的古老信念。剑桥大学毕业后，在那个时代他顺理成章地选择做一名牧师，但他渴望冒险，渴望新奇的航海生活为一成不变、刻板的乡村牧师生活注入活力。当然，这并不是他的全部目的。
和许###多利亚时期的著名人物一样，达尔文在童年时代便对科学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在家里做化学实验，常常出这样那样的事故，特别是有一次，他和他的哥哥伊拉兹马斯做实验时引起了爆炸，炸毁了花园里的实验棚。但他的主要兴趣在户外，他非常喜欢甲壳虫，花大量的时间在野外搜集珍奇的种类。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他还对地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对他日后的研究影响巨大。
19世纪初，地理学经历了一场革命。自《圣经》传承而下的对历史的理解遭到了质疑。达尔文是均变论学院思想的追随者。查尔斯·伊尔最早提出了均变论，他相信即使在遥远的过去，在自然界发现的力和物质在本质上始终是均同一致的。和均变论持相反观点的是灾变论，如著名学者路易斯·阿格赛兹，他由瑞士移民到美国并创建了哈佛大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灾变论者相信地球经历过一个长期没有变化的停滞期，此后由于偶然事件而产生了突变，如遇到像《圣经》中所描述的大洪水，或冰川期，或地壳剧变等。在有机体内和地球内部，所有的剧变都源于这些反常的事件，地球上植物的分类和动物的种类形成都可归结为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灾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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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物种（2）
灾变论的漏洞在于，它过分地依赖于离奇、反常事件的发生，而许多变化的发生似乎是没有任何强烈诱因的。如果变化不是由有因果关系的重大事件引发的，那么它为什么要和偶然事件必然联系在一起呢？为什么不简单地假设地球在一定渐进的速度下持续变化着，而且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这些累计的变化带来了深远重大的后果？这似乎更容易与实际的变化过程相吻合，也正是伊尔的观点。
当年轻的达尔文受雇作为费兹罗伊船长的“绅士旅伴”乘“小猎犬”号开始航海旅行时，这些思想和观念已经根植在了他的心里。这一不同寻常的职位正是维多利亚时期风俗的缩影，这意味着船长的社会等级很高，他不能只和普通的船员生活在一起。达尔文在船上是官方的博物学者，也是外科医生。但是，航行到巴西时，他和费兹罗伊船长之间发生了争执，他因此离开了“小猎犬”号。失去了官方的身份，但他却得以在“偏航”的情况下，从事个人感兴趣的研究。
他的航海日记《“小猎犬”号航海记》记叙了5年里的航程，是一部经典的19世纪航海文学。在航程之中，达尔文有几项重大的发现，如解释了环状珊瑚岛为什么是圆形的（为火山收缩形成）、塔希提人极有魅力等。但最重要的，无疑是他洞察到了自然选择法和它在物种起源、进化中的作用——这一点已经被无数次地论述过，在此已没有必要再做重复，简单说来，如果达尔文没有认识到自然选择是物种进化的动力，赫胥黎和威尔伯福斯就不可能在1860年面对面地辩论，你也永远不会读到这本书。
也就在思考进化问题的同时，达尔文也在思索另一个重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他在反复思索、研究了近30年之后，才写成了《物种起源》。这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目睹了人类的多样性之后，他要对他的所见做出一个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们彼此之间是如此不同？
“小猎犬”号是1831年12月27日从朴茨茅斯的德文郡港起航的，途经佛得角群岛、巴西、阿根廷、火地岛、智利、厄瓜多尔、加拉帕哥斯群岛、塔希提、新西兰、澳大利亚、毛里求斯、巴西（再次），于1836年10月2日返回。在航行过程中，达尔文有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在巴西，他遇到了生活在彭巴斯草原上的高乔人，他还在智利向导的带领下坐着牛车跋涉在安第斯山。在他所遇到的人当中，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恐怕是火地岛上的土著。
达尔文这样描述他们：“……他们发育不良，可怕的脸上涂画着白灰，油污的皮肤散发出臭味，乱七八糟的头发，声音刺耳，举止粗暴。看着这些人，你很难相信他们是神的创造……”很显然，他无法把他们和探险家笔下“高贵的野蛮人”联系起来。但是，在“小猎犬”号上有3个火地岛人，他们是5年前费兹罗伊船长带回伦敦的。抓捕他们的人给他们起名为火地篮子、吉米扣子和约克教堂，但他们的真实姓名分别是约克库史鲁、奥瑞得里克、艾力帕努。在一次航海中，有一只小船被偷了，他们是作为赎金被水手带回来的。很显然，他们不习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生活，但是，他们学会了基本的会话，甚至开始变得像一些英国的中产阶级一样做作。比如当达尔文晕船的时候，吉米不停地惊叫：“可怜、可怜的人。”尽管他们有着明显的火地岛土著人的特性，达尔文仍然视他们为人类的成员，当然他的观念带着维多利亚时期等级观念的烙印。当论及有关迷信的问题时，他甚至自然地将他们和“小猎犬”号上的水手们相比较，他把他们总体上低下的物质文明归结于平等主义的政治体系。虽然在政治方面很天真，但达尔文在他的时代具有科学的超前性。
在“自然的教化”对“教化”的论争中，达尔文站在前者的一边。看上去极其可怕的火地岛土著，和“小猎犬”号的水手一样，同是人类的一部分。在航海日记的最后一章，他抨击了遍及美洲的野蛮奴隶贸易，他著名的尖锐言辞表达了他的人类平等的思想：“为了掩饰使用奴隶的罪恶，他们常常将奴隶的生存状况与贫苦的农民相比较。如果悲剧的制造者不是自然法则，而是我们的制度，那么我们的罪恶是巨大的……”
一个物种（3）
但是，如果所有的人均属于同一物种，那该如何解释人与人之间在肤色、体形和文化上的差异呢？人类从哪里来？我们的先祖究竟是如何到达像开普敦、西伯利亚、火地岛这样极其偏远的地方的？150年后，通过骨检测、血液和DNA分析，这些问题才有了初步的答案。
多个物种（1）
如何定义一个物种？20世纪中期被普遍接受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