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通信开始由爱恋的火花，变成激战的硝烟，卡米尔搬离罗丹的手臂半径，自行创作，并婉拒他上门，因为所有人都说这个女人不过是凭着美貌和肉体，剽窃了大师的笔墨。在那个对女人非常苛刻的时代，要么附丽于大师，做个甜美的小玩意，廉价的缪斯，要么就与之分庭抗礼，卡米尔很不识趣地选择了后者。1898年二人决裂，国家美术馆的订购迟迟不能兑现，卡米尔甚至没有一件出门穿的布裙，这之后的所有信件，不论发向亲人、朋友还是画廊老板，主题几乎只有两个字，就是“借钱”，甜媚的，恼羞成怒的，乞怜的。这些齿啮性的小烦恼，一点点锈蚀了健康的神经，她开始多疑，患得患失，最后恶化成被*妄想症。
信件草草翻过，倒是认真地看了书里附的插图和照片，1889年的青铜像，罗丹塑的《永恒的情人》，那个高高在上、被膜拜和呵宠的女神，光润如洗的脸庞，明净如月光。到了1913年，她从窗洞里被强行拖出，穿上束缚衣，押往精神病院，这一关就是三十年，她被永远地剥夺了创作的权利，直到死。“整个冬天我都没有暖和过，连骨头都冻僵了，我患了严重的伤风，我有个女朋友，被发现冻死在她的床上，这太可怕了，而这样的天气在这里还有七个月，我想回家。”有一张卡米尔在精神病院的照片，一个失神的老妪，支离破碎的脸，这样一个硬骨峥嵘的女斗士，在被关押了三十年后，也只能像条狗一样的乞怜，“求求你们，让我回去吧，做女仆，清洁女工，怎么都行。给我一间堆煤的小屋子就行了”。
她丰盛的爱都盛放在那些雕塑里，她的屋子里，都是因为痛苦而扭曲的雕像，难怪罗丹看了以后惊呼：我的雕塑在赞颂生命，而你的却是在歌颂痛苦。罗丹对她的爱里，很大成分是相惜吧，她在精神上完全可以与他抗衡、互动、互解。罗丹临终前，来到卡米尔的青铜像前，一遍遍地抚摸着，哭了。不仅是作为一个女人，而且是个杰出的同行，她震撼了他。从这点来说，她未必没有成功之处。
最打动我的信，却是她在精神病院写给弟弟的那些，在霉湿低矮的破屋里，她用指甲刻下了弟弟每一任外交官职的地点和起止日期。母亲把她扭送到精神病院，妹妹窃取她的财产，情人背弃她，美术馆拒绝她，铸工勒索她，收税官欺凌她，精神病院的病人们，彻底的狂叫和吃语，他们让她害怕极了。只有弟弟，始终不渝地爱着她，就是这爱也无法与卡米尔的爱抗衡——参加卡米尔最后一次展览时，弟弟不愿与姐姐见面而偷偷离去，他觉得这个穿着破衣烂衫的癫狂姐姐，实在让人丢脸，她的关爱太过激烈而让人不适。和罗丹一样，他无法回应那澎湃而盛大的爱。
卡米尔生于1864年12月8日，射手二，火象，那个叛教的光头歌手Sinead O'Connor，也是这天生日。她们都是一些具有毁灭气质的、沉溺于单向行为的女人，想想看，一支箭一旦射出，怎么会有回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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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姓波伏娃的女人（1）
《波伏娃姐妹》，蒙泰依的书。买她是因为我的女二号情结。我一直对名女人……身边的那个女人比较感兴趣。然而，在书里其实有三个女人：波伏娃姐妹，还加上她们的娘。
波伏娃夫人，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主妇。彼时的风尚，就是有身份的太太，绝对不能有赖以糊口的一技之长。她其实是个力比多比较过剩的女人，又没有正当出口发泄，再赶上中年危机，老公外遇，所以，只能把所有的怨愤都倾泻给孩子——过度的管束欲。关于这个女人，她的一个亲戚是这样描述她的，“她到我们这里来度假，一开始我们很开心，她很活跃又风趣……慢慢她开始管这管那，她走的时候，我们都松了口气”。
大女儿，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西蒙·波伏娃同学。自小性格独立彪悍。父母对她说话，都是协商的语气，“亲爱的，不要碰那个东西好么？”“这个女儿，你没办法按一般的方式对待她。”妈妈说。但小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她性子温软得多，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父母对她，都是命令句式。她的外号叫“玩具娃娃”。
玩具娃娃喜欢依赖别人。她的第一个乔木，是姐姐。姐姐手把手教她识字，带她上学。姐姐是妈妈身边那个小妈妈，她全身心地想依附在姐姐身上。可是姐姐有了自己的交际圈子，是一个叫扎扎的女孩——西蒙·波伏娃自小就有双性恋倾向。妹妹从此被撇单了，一种被遗弃的羞愤。
“你不爱我了？”
“我当然爱你。”
“你不会抛弃我？”
“不会的。”
姐姐熄灯睡了，妹妹哭了一整夜。
成长的歧路，到底从何时开始的呢？我想在这本书里找到那个微妙的路标。未果。姐姐继续求学，成绩优异，被巴黎高师录取的时候，她是第二名。第一名，是萨特。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她在智力上俯首与他的人。她不屈不饶地在儿时的奋斗目标上前行。“按照自己本来面目生活。”与萨特结成自由情侣。用她的一生，实践了“自由女性”这个词的涵盖。不婚，拒绝中产婚姻中的伪善和滑稽戏。不育，组织支持堕胎的签名。反战，结交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妹妹为姐姐担心得发抖。他们被政府列为公敌。随时会被暗杀……说实话，我觉得她真是多虑。看萨特和波伏娃同学参政，简直是恶搞。门窗大开的聚会，话音四处飘散。成员名单都弄丢在大街上。
妹妹成了姐姐嗤之以鼻的小资产阶级主妇。嫁人，画画，做政府官员，一度还穿了军装。因为她要追随自己的丈夫，后者是文化参赞。“体系的奴仆，小主妇，没有才华，永远不会成功的画家。”姐姐在给情人的越洋情书里，都不忘记讥讽妹妹中规中矩的打扮和举止。可能是愤懑吧，自己的妹妹，背叛了早年的誓约。他们曾经一起盟誓，绝对不苟且于虚伪的制度。法国知识分子一向鄙夷公务员。杜拉斯骂得更难听。
本书最动人的一段，是妈妈临终前。这一家，三个姓波伏娃的女人的和解。
屈指算了一下，老太太去世，是1963年的冬天。我是上半年看的《越洋情书》，现在依稀有记忆。情书从1947年开始，持续了十七年。也就是说，在1963年的时候，西蒙·波伏娃的越洋恋情，已经走到了绝路。那年她五十五岁。身体衰竭，皮肉松弛。阿尔格伦明言相告分手。青春期，男人的温暖怀抱，这一切，一去不复返。而萨特呢，他永远不乏年轻美艳的追求者。西蒙·波伏娃的心里，肯定也是滋味复杂吧。与萨特的智力联盟，那种精英联手的*和自得，一向是她的精神支柱。
三个姓波伏娃的女人（2）
为了自由和独立，连正常生活模式都牺牲掉的大女儿，和母亲隔绝疏离了半生的大女儿，以和家庭对立为荣的那匹黑羊，现在也到了生命、爱情的灰颓老境。在会议、政务、写作的余暇。她也开始常常往家赶，照顾母亲，给她洗澡。
“她的*让我难堪。”姐姐说。昏暗的光线里，她给母亲擦身。她缱绻过的男人、女人，都不少。可是母亲的身体，因为癌症的折磨，已经变形的肉体，让她羞耻。“我来。”妹妹常年画人体素描，对各类肉体都习以为常。更重要的是，在她的心里，对亲情的隔阂感，不像姐姐那么坚固。
母亲痛得辗转难安。医生不给她用吗啡，医生眨眨眼睛，说“呵呵，用吗啡和堕胎，有良知的医生绝对不会去做”。姐姐看着母亲的痛状，感到内疚，整整十四年，她都在为堕胎合法而奋斗，医生的话无疑是敌意的。不给母亲用吗啡，当然是教徒医生对一个叛道女人的报复。
姐姐抱着母亲枯槁的身体。她惊讶于自己忽然涌起的温情。一条隐于地下的河流，重新春来涨绿波了。
母亲弥留，姐姐拒绝承认这个事实。她一生强悍，这样的人，不肯正视死亡的终结。很多年后，她也试图闯入萨特的病房。她总是不相信，或者说，不接受她爱的人会离她而去。
母亲死之前说“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正是这个母亲，三十多年前，克扣姐妹俩的生活费，为了阻止她们求学。倔强的姐姐，有半年的时间，都没钱吃中饭。一直到她自己挣到工资，经济独立。
最后是看似软弱的妹妹，合上母亲的眼睛，收拾后事。
她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缅怀。妹妹回到了冰冷的画室，在低温下作画，姐姐是整夜翻着家庭影集，不成眠。她甚至在母亲的葬礼上，流了泪。对父亲，她没有。对扎扎，也没有。她写了一本书，写人的老年状况，写医疗单位的冷血，写母亲的故事。那本书叫《平静的死亡》，这本书里，她称波伏娃老太太为“妈妈”。之前的《人的血》、《女宾》里，老太太的身份是“我的母亲”，客气、矜持、微讽，冷硬的距离感。书的题词，则是“献给我的妹妹”。她终于承认，“在母亲的肉里，有我的童年，她去了，带走了我的一部分”。这正是她用一生去抵制的——家庭和血缘，及他们对自由意志的牵绊。
真是值得咀嚼。就像萨特对西蒙·波伏娃的最高评价：“她就好比我的伴侣。”伴侣，哈哈，这不正是您二位终身反抗的婚姻框架中的术语么？
不完全是爱谁多少的问题。我在想，这其中更隐秘的力量，是衰老。托尔斯泰临终前的悔罪、萨特弥留时想重返教廷，包括很多人，受到伤害之后，变得温情与柔软。还有，中国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是——当一个人衰弱的时候，斗志软化。如果母亲早死二十年，西蒙还在悖逆狂飙期的时候，这个和解也不会达成。
书的序言里，为西蒙的辩解，很善意然而多余。“自纪德时代以来，对亲人的不近人情，已经成为激进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潮。”简直是越描越黑。启人疑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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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百合是一种太苍白的花（1）
很多年前我就知道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存在，就像我知道伊甸园神话存在一样。——她是一个在不同语境中被反复引述和重复的名字，她带着她明净的额头，尖刀背似的大鼻子，常常出没在唯美派画册里的那种知性的鹅蛋脸，穿行于一系列大不列颠知识分子军团的书简和信笺里。那是一群在20世纪前30年度过了他们成熟期的人，也是埋葬了维多利亚社会又试图让它纤细僵化的道德活跃的一代人。达尔文的进化论，让他们失去了相信上帝七天造人的可能性，残忍的爱因斯坦，更在1905年抛出相对论，这下连时间和空间都无法信任了，他们只好转向去精研自己的内心，对自己用尽心思，他们每天要写大量的日记，余时就给另外一些人写无数的信笺。所以这个叫做布卢姆斯伯里团体里的成员，个个都是书信体大师，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这个团体的核心成员，伍尔芙被喻作英格兰百合，这个意象很契合她，最美的百合都开在唯美派画册里，圣母的手边、圣婴的笑颜附近，百合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意味大于肉身美的花，相对于桃花的艳情、牡丹的肉感、玫瑰的甜俗，它简直是禁欲味道的，伍尔芙本人正是如此的精神化：她醉心于朝拜艺术圣地，收集艺术品，但在生活里，她一辈子都穿着粗布工作服，在冬季没有取暖设备的“冰窖”里工作；她视*为肮脏的动物性，却苦心收集别人对她美貌的口头称赞；她择偶时从不关心对方是否有肉体美，或物质背景，甚至性向，却一定要足以与她的智性匹配；像西蒙·波伏娃一样，她背离并且鄙夷上流阶层的生活方式，却从来没有淡化过骨子里、从属于这个圈子的精英意识；五岁的时候她给姐姐写信，“谢谢你对我仁慈的耐心”，而姐姐的回信是“我多么喜欢你香豌豆色的头发”，后来姐姐成为画家，她却成了作家，审美角度的歧途，其实在早年就足见端倪。
她很像一台配置失衡的电脑，思辨力、逻辑力、想象力，凡是智性系列的操作系统配置都很高，而*芯片配置却几乎为零，她并不是敌视*，她是压根就不理解这玩意儿，所以她选择的多是同性伴侣，只是因为这样便于操作她无垢的“精神之爱”而已。小时候她同父异母的哥哥把她抱在窗台上，扒开她的*迎光看着，长大了他继续用拥抱、接吻等临界动作猥亵她。这些暧昧的性侵害史，像频频发作的病毒一样，使她本来就已是低配置的*芯片几乎瘫痪，直到1941年，她投水自杀，用死亡疗法彻底使自己死机了为止。
从九岁那年，她就开始顽强地自我教育，她的营养源只是爸爸的书房和与哥哥交谈的碎片，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