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解释西方现代〃文明〃概念的时候已经视之为综合概念，并明确指出这一概念从来就有其对立面。如薛福成在其《出使四国日记》中所说：〃欧亚诸国，不与中国相通则已；通，则其教未有不互行者。余是以知耶稣之教之将衰，儒教之将西也。〃①一直到梁启超，即使是在他们游历了欧洲后，其思想也并未摆脱如是集体想象的束缚。
鸦片战争使中国文化精英开始探索英伦之旅（3）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屡败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由此唤起了部分开明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意识。而实际上，在马戛尔尼使华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英文化交流仍以英国为接受主体，探讨中国所给予的影响，但从此也进入了上一历史的尾声，以中国为接受主体与英国的接触以及从英国所获得影响。以鸦片战争为转折点，此后的中英文化交流绝大部分属于中国从英国的〃拿来〃与借鉴。
相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多年以来，英国一直是个强国，一强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一个国家的兴衰轮替，就不能说与这一国人民的性格习气一无关系。其中近代中国人中的优秀分子对英国国民性的观感，对英国社会政治性格的分析，至今仍然能够启迪我们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观察，对中西世态人情的体悟。这是国人要认真思考的。所谓英人为行动之人、法人为思想之人、西班牙人为感情之人……而英人的心理中心在意志，他们的生命趋向于内在力量和外在力量的冲突。这一切，尤其到了近代史上的另一个关节点。在1895 年以前，相对于儒家学说，西方思想还只是一种补充性的知识来源，但到了此时，它已经俨然成了替代性的意义系统，成了合法性的权威。②
在后来持续的行游英伦与反思自身的过程中，人们逐步意识到，中国在接受西方时，过分强调物质的作用，与当时的日本〃脱亚入欧〃的方式不同，无论是洋务运动的践行者还是全面西化的倡导者，都未能在精神上、在扭转社会风气上下功夫。③然而，即使到了民国，强烈的压迫感使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在伦敦住不下去，即或住了下来，这种强烈的压迫感也未必释然。老舍在英国居住了五年，而在他的作品中，凡提到英国人，很少有褒赞之言，尤其是对英国人信仰的基督教，更是不乏微词。
自晚清以来的中国几乎无法摆脱中西文化冲突的思维方式，在早期的认识中，如所谓：〃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①两种体制、两种文化思潮的交互激荡、纷争与对话的一个侧面。19 世纪以来，中国人将时段上的文化差异同时转换为空间上的差异，这是一个现代性的差异，这个转变来自前所未有的〃两个世界的撞击〃。那些经常用〃中体西用〃来割裂现代文明的说法，如王韬在《漫游随录》中写道：〃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辞章。其用可由小而至大。〃②近代中国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先是建立新式军事工业、民用企业以及修建铁路，进而转入文化接触。如徐志摩之于雪莱、老舍之于狄更斯……如果说中西文化比较是19、20 世纪的世界性重大问题，那么它首先发生了〃自性危机〃的重大问题。譬如鲁迅所言：〃有的中国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这在一段时间里，是留学归国者中的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如钱钟书的《围城》中，受嘲弄的苏小姐……说她在里昂大学〃做了一篇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的论文，新授博士〃。充当中西文化交流渠道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免陷入了首鼠两端的焦虑状态之中。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鸦片战争使中国文化精英开始探索英伦之旅（4）
中国文人一向置身于统治阶层的官僚体制之中，读的是圣贤书，满口仁义道德，以天下为己任，以为天下大同；到现实中却乐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国家没有责任感，没有国家自立自强的意识；且远离社会生产，视〃治大国若烹小鲜〃，喜欢在书斋里做学问。譬如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中国学者从英国传递过来的带有〃弯曲〃特征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在〃另一个世界〃出现了〃西学家〃。他们是最早接触西方的中国学者，是直至19 世纪80 年代，中国知识界才真正得以在伦敦接触到第一手材料，西学才有可能进入理性的阶段。然而，作为对于在西化视野之下的中国文化被妖魔化的一种报复，在中国视野之下的西方文化也被妖魔化了。
另一方面，与日本宣扬文化民族主义的主张相比，在五四以后，中国人过分轻易地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此前中国学界的文化比较理论由于是〃被动适应〃，更由于一种历史传统理性，公正的理论之门仍尚未全面开启，另一种〃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则像一条锁链扼制住了问题意识从偶然向普遍释放。
在中国人的英国认识中，注重精神上的观察似乎来得还要晚一些，应当遗憾地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国人那里，并未有像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于1899 年的发现……〃那个英国孩子汤姆· 布朗的孩子气的愿望：'但愿成为一个名留后世的既不威吓小孩子，也不拒绝大孩子的人。'但是，谁不知道这种愿望正是那规模宏伟的道德大厦所以赖以建立的奠基石呢？……英国的伟大，多半是建筑在汤姆的愿望的基础之上的。〃①这是一种英国精神乃至西方精神的发现；同时，这位日本学者想方设法将其〃愿望〃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的解释相结合，使日本的传统精神参入了新时代的力量。
本书设想通过15 位先后到达英国伦敦的中国文化精英分子的经历来寻找一种人文精神……穿越本体与客体文化界限的时代精神。或者说，即使是在今天，民族自觉仍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现代化事业〃。中国学界从史学传统转向文化理论的转型仍是一个有待完成的现代化的问题，但愿这里所做的微薄的工作能成为这一演变过程中一个小小的因子。
第一次听到〃细菌〃这个词，他苦思冥想将它翻译为〃太空中尘埃野马〃……郭嵩焘出使英国的苦恼（刘锡鸿、郭仑焘……）
1876 年清政府派遣郭嵩焘前往伦敦， 为的是〃 马嘉理（）案〃向英国政府道歉，〃通好谢罪〃。就此朝廷委任他为驻英使臣，并成立公使馆，这是中国派驻外国的第一个常驻使节。随后任令他〃署兵部侍郎，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初时，驻英公使馆组织非常简单，除使臣外，只有一两个随员。①公使馆的房子一开始安排在伦敦坡克伦伯里斯45 号。坡克伦伯里斯简称坡兰坊，在伦敦新城的东南，正处市中心繁华地段，是一独立的花园洋房，园子的前面有一片大草坪，后面有花园、水池、亭子、石桌、石凳及秋千架，还有库房、马厩和厨房及下人住的平房。房东为一英国侯爵，在伦敦及乡下广有产业，在伦敦市政当局的安排下，租*宜进行得很顺利，房东慕中国之名，愿以整幢房屋出租，月租金为105 英镑，折合成白银是367 两5 钱。然而，当时的这一切仿佛早已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败落……
在清朝高级官员中郭嵩焘绝不是最早来到英国的，非官方的国人中也不乏其例。①鸦片战争以后，国人掀起〃出国参观考察潮〃并撰写游记，如斌椿的《乘槎笔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王韬的《漫游随录》、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接下来就是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与刘锡鸿的《英轺私记》。最早受清王朝总理衙门派遣访问伦敦的是斌椿（1866），英国皇太子问这位远道而来的中国官人：〃伦敦景象较中华如何？〃斌椿回答道：〃中华使臣，从未有至外国者。此次奉命游历，始知海外有此胜境。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②
郭嵩焘出使与伦敦印象（1）
他于1876 至1879 年被任命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是〃天朝帝国〃派出的同〃地上的世界〃接触的正式代表。光绪元年十月十七日（1875 年11月14 日），郭嵩焘一行自从上海启航，历时51 天，行程3 万余里，经历了三大洲，越过了三大洋，所经过的国家计18 个，而沿途停靠的全是英属殖民地，各口岸飘扬的都是英国国旗。他与他的同僚们目睹了这一切，心里无不感叹……真不愧是〃日不落帝国〃呀！
农历腊月初八，从西历纪年上讲，即1876 年1 月4 日，这一年是光绪二年，郭嵩焘一行于英国南安普敦港登陆。这不仅是郭嵩焘人生的一大步，亦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向前迈出的一大步。随后，他偕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张德彝等一群身着华丽服饰、留着辫子的中国人由此乘火车前往伦敦。根据国际惯例，公使到了驻在国，必须在晋谒了驻在国国家元首、当面递交了国书后，他的公使身份才被确认。1876 年2 月7 日，他觐见了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维多利亚女王，并递交了国书。③
由于个人气质和经历的原因，这位大清公使很快就融入了这个使他感到无限惊奇的异邦社会。他频繁地出入学校、工厂、医院……他倒是对什么都抱有很高的兴趣，他不厌其烦地出席科普讲座，学习物理、化学、生物……到工厂参观农机制造，亲见锯木机能〃锯成寸许木板，用锯齿十八，得板十九……一机器兼四十人之力，而神速又复倍之〃。在伦敦郊外，他注意到英国种子公司将〃其蔬子及花草诸子种贩运各国〃。他参观了格致院（植物园），〃始知西洋园户种花变易颜色，一出于格致之功，即所谓化学也〃，他不由赞叹道，〃西洋之务为奇博如此〃。在日记中提到〃轻气、养气合成水〃，并特意在此旁加注〃养气重于轻气八倍〃。在展览会上，他看到了美国科技发明家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还有扩音机……〃爱迪生为之演示。折视之，或如三寸小牒，炼薄铁片如竹萌嵌其中，安铁针其下，上施巨口，筒高二寸许以收纳声。另为铜圆筒，环凿针孔，用轴衔之。右端安机爪，上树铜片相对，如两旗相比，下垂铁权。机爪上下转动，则机发而旗转，轮亦自动，推传声机器近逼转轮。则触筒孔自然发声。〃在看到这位科学巨人演试之后，他提出询问，爱迪生又作了一番解释。为此他由衷感慨道：〃其各种小仪器尤多应考求者，生平于此种学问，苦格格不能入。〃他同年十月初九日记说〃特累风〃（telephone）、〃买格洛风〃（microphone）、〃方罗格纳夫〃（phonograph），〃三者皆起自近数年，因属张听帆为各觅一句〃。由此可以判定，他应是最早体验麦克风和留声机的中国人。1878年6 月，他还在英国医学院第一次听到〃细菌〃（bacteria）这个词，明白大意后，他苦思冥想将它命名为〃太空中尘埃野马〃。
郭嵩焘出使与伦敦印象（2）
1877 年10 月16 日，他应英国工厂主毕谛的邀请，访问了其在伦敦附近的电气厂办公地。在参观过程中，毕谛特意请他参观刚刚发明不久的电话。为迎合他的兴趣，毕谛将电话安置在相距约10 丈的楼上和楼下的两间屋内，请这位来自东方的公使大人亲自尝试打电话。在这里，他〃手足所涉历扪摩，然后信之〃。他在这里目睹了这个新奇世界的〃夺天地造化之奇〃的舟车机器、声光电气。
1876 年的出使使他的政治生涯变得别具意义，而这一决定立即在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对外交往的障碍来自帝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他们不理解此次驻使的意义。当时，中国因为在传统观念中，对外只有体现宗藩关系的〃理藩〃，而无平等的〃外交〃一说。更加糟糕的是，他，郭嵩焘此举强调的是在西方也有一个〃朝廷〃，并由一些有能力和有地位的人士来推进对华外交政策。为此有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满城风雨，沸沸扬扬。他曾一度请求朝廷辞行，但最终未能如愿。他接受使命后，上疏主张将云南巡抚岑毓英议处，且被一般士大夫视为辱国，并且将他出使英国看成是士大夫的一种耻辱，当时流传一首讽刺联语：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便是骂这个〃出类拔萃〃的翰林公的。在那些人看来，不好好在〃尧日舜天〃底下享清福，偏要远离〃父母之邦〃去跟〃洋鬼子〃打交道乃是咄咄怪事。大清朝的官场之上多视此次出使为畏途，看做是〃情类质子〃，就是到洋人那里做人质，〃形同寄生〃，几乎是与魔鬼禽兽打交道。更有很多好心人为他接受这项使命感到惋惜，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