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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豚是明器，给死人用的。这位老哥估计是个外行人，哪有把明器挂在身上的？这要是在潘家园让人看见，肯定得嘲笑一句“塞屁眼”。
“塞屁眼”是个典故。民国时候，孙殿英炸开慈禧墓，里面大量陪葬品流落民间。北京有个前清的旗人老爷，不知怎么弄到一件墓里的玉器，锥台形状，小巧可爱。他喜欢得不得了，每天没事含在嘴里。后来有明白人告诉他，那玉叫九窍门，用来封闭尸体九窍，他含嘴里那个，是慈禧拿来塞肛门的
等到警察走开了，这位老哥把脑袋探过来，特好奇地问道：“我说，你犯什么事了？”我看看他，没吭声。他还往前凑：“能坐飞机押送，这事估计小不了吧？”
“古董。”我说了两个字。
大脑袋眼睛一亮：“哟，童家店里折的？”
童家是鉴古界的切口，意思是亲自挖墓挖出来的东西。不过这是老讲，解放后几乎没人用了，都说是孙家的，意思是从老百姓家里收的。这个大脑袋估计是道听途说这么个切口，没确切把握其涵义，就拿来乱用一气。在玩古董的人里，这种半瓶醋特别多，自以为很懂，其实根本没到那水平。好奇心还强，骗他们比骗什么都不懂的棒槌更容易。
我摸清了他的底，心里忽然有了个念头。我缓慢转动脖子，让目光聚焦在他胸前的握豚，一直到他觉察到这点，才把目光收回，摇了摇头，轻叹一声。这一声叹息，立刻让大脑袋不自在起来。他反复摩挲着握豚，眼神闪烁，犹豫了半天，终于探头过来：“我说，这东西，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我就随便看看。”
我似笑非笑，这让大脑袋很是惊慌，越发认定我看出了什么。他悻悻缩了回去，一会儿工夫，又伸过来了：“哎，我说，咱们萍水相逢，能在一趟飞机上，也算是缘分。现在闲着也是闲着，我看你欲言又止，是有什么话？”
“我一个犯人，不能随便讲话。”我摇摇头。
这让大脑袋立刻相信，不是没问题，而是我有话不敢讲。他一拍脑袋，起身走到旁边不远处的两个警察那里，嘀嘀咕咕说了半天，然后转回来道：“我问过人家了。只要我不碰你，说两句话没什么关系。”
能坐军航的人，多少都有点背景。那两个警察估计觉得这是小事，不好拂他面子，就顺水推舟答应了。大脑袋生怕我不理他，一拍胸脯：“兄弟我在京津一带还算有点人脉，你帮我，我也帮你。”
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缓缓睁开眼睛：“把东西拿近点我看看。”
大脑袋一听，赶紧摘下来，递到我的眼前。我就着灯光看了一遭，意味深长地问道：“你这东西是从哪里弄的？”大脑袋忽然脸红了，他抓抓脑袋，咧开嘴傻笑，笑了半天才说：“这是这是我女朋友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原来这个大脑袋是个北京的军航子弟，在岐山认识了一个女笔友，两人通信了一段时间，他巴巴地跑来岐山看真人。女笔友带着他见了父母，父母拿出这么一件东西，说是祖传之物，只留给看中的女婿。大脑袋当时给感动坏了，当场确定了恋爱关系，还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给女方家里置办了一大堆东西当聘礼，然后带着这串东西回北京筹备婚礼。
听完这个描述，我心里有数了，告诉他：“他们知道你爹的背景？”
“知道啊，我以前在信里提过。”
“你还答应他们什么了？”
“啊？我答应把她调进北京，安排到国营厂里；还帮她弟弟在西安找份工作；给她父母买台彩电；给她姑姑买辆自行车”大脑袋掰着指头一一数来。还没说完，我打断他道：“回北京以后，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啊？”
“花八分钱给那姑娘写封信，说这事吹了。”
“为什么？”大脑袋张大了嘴，很是惊愕。
“这玩意儿是当地玉厂琢出来的，也就能糊弄一下外行人。”我把身体往后一靠，“真正的汉代琢玉，都是斜着下刀，所以刀口都是一面深一面浅。你看这个玉器上头，刻痕与刻口平整，凹槽平整，一看就是机器琢出来的。”
大脑袋一听这话，可就坐不住了，下巴不住颤抖：“你这说法太武断了吧？我还特意去找过专家鉴定的呢！”
我微微叹了口气。这样的人我见过太多了，自己受了骗，但却不肯面对现实，抱定一个说法不放手，对任何指责都怀有疑心。
“那专家是谁带你去找的？”
“她啊。”
“那就对了，这就是托儿。”
也不知道是大脑袋本身智商比较低，还是恋爱中的人容易变傻，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清楚。我解释了半天，大脑袋这才接受了现实，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颓丧地坐回到邮包之间，一会儿工夫后，居然哭了
他哭得特别伤心，声音不大，但流泪不少，嗓子还发出凄凉的哀鸣。真看不出来，这么一个大汉，哭起来跟个小女孩似的。他边哭边含糊不清地讲他跟那姑娘的一段段美好回忆，又用手绢抹眼角。两个警察还以为我把他怎么了，过来查问。我也没瞒着，都给说出来了，警察看他哭得涕泪交加，想乐又不好乐，又坐了回去。
他在那哭哭啼啼了半天，眼泪一抹：“多谢你，兄弟。要不是你多看一眼，我的感情就被她欺骗了。说吧，有啥我能帮上你的。我在牢里也有几个熟人，可以照顾照顾你。”
我说：“其实也没那么麻烦。我只要你给一个人捎句话就行。”然后对他耳语几句，大脑袋听完以后一愣：“这人到底是你什么人？”
“整个北京城里我唯一能信任的人。”我长长吐出一口气。
大脑袋很快离开，继续去缅怀他被欺骗的爱情。我则继续闭目养神，脑子里不住地转动着。
从满是情欲味道的宾馆转换到这冰冷的机舱里，我终于可以静下来心，慢慢消化木户笔记带给我的冲击了。
从整篇文章来看，玉佛的传承，似乎到了明末就断掉了。一直到了许一城这一代，才搜集资料，将其补完。该文是在1930年写成的，说不定木户有三就是看到这篇考据，才动了来中国的心思。
但是，这篇考证文章还存在着一个大矛盾。根据许衡的《自叙》所言，玉佛在唐代一分为二，河内得佛头带回日本，许衡得佛身，藏在岐山。既然如此，佛头应该是在日本才对，为什么木户有三还要来中国寻找呢？
这说明，在这两件事之间，还缺失了重要的一环。那枚玉佛头，在唐代到民国之间的时间里，很有可能曾经返回过中国，一直到抗战前才再一次被运到日本。姬云浮说这篇文章当与《景德传灯录》参照阅读，可《景德传灯录》是宋朝一本记录历代高僧事迹的书，不知和这个有什么联系。我手头没这本书，只好先搁置一边。
我忽然想到，在前往海螺山的半路上，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个大墓。按照笔记的说法，那应该是明代许信的坟墓。方震从那墓里找出来过一枚花钱，正面是“汝南世德”，背面也是四个字，只看得清两个字：人，心。
我心里一哆嗦。那花钱是方孔的，方孔为回，“回”通悔。四面四字，两个字是人、心，难道另外两个字是事、过？难道它指的是悔人悔心悔事悔过？
那是我祖父的遗言，也是父亲的遗言，以及四悔斋店名的来历。
我一直认为，父亲的遗言，代表了他对一些事情和人的悔意。可是现在发现，明朝我家先祖的墓里，就已经有了这四句话，如此说来，这句话应该是许家的祖训，由此看来，父亲的遗言，似乎又有了另外一层含义。
我想着想着，整个人似乎又回到了那一天。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从外头打完篮球回来，发现家门口聚着好多人。那些邻居看到我回来了，都纷纷让开一条路，眼神里有同情，有伤心，甚至还有几道幸灾乐祸，但没人开口说话。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拨开人群，掏出钥匙进了家门。平时回家，妈妈总会递来一搪瓷缸子的凉白开，然后把我的脏背心脱下来去洗；而父亲永远是在书房看书。可这次回来，家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
我在书房的桌子上，看到了父亲写的一张信纸，上面有八个字：悔人悔心悔事悔过，还有一串数字。我不明白什么意思，随手折了起来。这时候传来敲门声，我打开门一看，是学校革委会的头头。他趾高气扬地向我宣布，右派、反革命分子许和平和他的夫人，在革命小将的震慑之下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被揭露其罪行，在太平湖投水自尽，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他奉命前来收缴反革命分子的遗留罪证。
很奇怪的是，就像是有预感似的，我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悲伤，反而异常平静。我扑向那个头头，跟他扭打起来。那头头是大学篮球队的主力，身材壮得不得了，可那一天却被我打断了两条肋骨。然后我被七八个人按在地上，拳打脚踢，动弹不得。我看到一群人冲进我的家里，肆无忌惮地毁灭我所熟悉的一切。父亲和母亲结婚的合影被践踏在地上，妈妈的花盆被砸烂，墙上的奖状和柜橱上的玩具枪全都丢出窗外
接下来的三天，我都是在派出所的羁押室里度过的。等到我被放出来，他们告诉我，父母的尸体已经火化。我没看到他们最后一面，拿到手里的只有一坛骨灰——他们甚至没有分开存放，不过这样也挺好的。自始至终，我没有流一滴泪。
我回到家里，发现家里乱了套，没有一个地方没被蹂躏过，没有一件东西没被翻动过。我怀抱着骨灰坛在废墟里蜷缩着睡了一夜。第二天醒来时，我又掏出父亲的遗言来看，猛然发现那一串数字，是大学图书馆的索引号。那时候学校都在闹，没人上课，图书馆更没人去了。我就找机会溜进去，按图索骥，找到一本笔记。这本笔记里，记录的是《素鼎录》，而它的密码，正是“悔人悔心悔事悔过”这八个字——不过另外一本藏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说不定已经随着老房子的拆迁，带着秘密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这可真是奇妙，木户有三带走了两本笔记，却不知道密钥；我父亲许和平知道密钥，却没有笔记。一直到木户有三去世前夕，其中两本才送回到我父亲手里。早在那个时候，我父亲就已经知道了真相，但他选择了沉默，把一部分资料交给姬云浮之后，继续隐姓埋名，直到大时代的洪流将我的家庭撞碎
我靠着舱壁，静静地回忆着这些事情，忽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这些事情，从千年之前明堂起火的一瞬间就已经注定。“爸爸，妈妈，爷爷”我望着机舱外看不到的夜空，喃喃自语。那一天未曾留出的泪水，在此时悄然滑落脸庞。
不知过了多久，机舱里一震，总算是安全降落了。我从飞机里被带出来，一辆警车已经在停机坪上等候着。此时已是深夜，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当时去安阳的时候，我可没想过会这么回到北京。
既然是军航，那么降落地点应该是北京南边的南苑机场。下飞机的时候，大脑袋冲我比了个手势，表示他没忘记我的嘱托，然后拎起包离开了。两个警察把我押上警车，警车里的窗帘拉得很严实，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会被拉去哪里。
车子开了大约二十几分钟，停在了一处不知所在的看守所。这看守所白墙灰屋，规模不是很大，此时只有岗哨和交接室还亮着灯。警察把我送到交接室就离开了，一句话都没说。看守所的管教打量了我一番，也没多说话，只是让我换上囚犯的衣服，发了一套牙刷和漱口杯，个人物品封存签字，态度还挺客气。等手续都走完了，我被关到了一个单间号房里。
这让我颇有些受宠若惊。北京的看守所条件很差，经常都是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号房里，吃喝拉撒都在里头，像单间这种奢侈，很少有犯人能够享受到。也不知道我何德何能，竟然赶上这种待遇。
其实这个单间的条件也不怎么样，床上一套看不出颜色的破褥子与被子，上头结着一层屎黄色的油壳。墙上沾着几缕可疑的污渍和乱七八糟的刻痕。在床头方向的角落搁着一个夜壶，夜壶附近的墙角生着一圈惨绿色的尿苔，骚味仍能隐隐闻得到。
如果换了黄烟烟、药不然或者木户加奈，他们绝对无法忍受，但这种环境对我来说，早已司空见惯。我没脱衣服，直接躺在褥子上，安然睡去。
我以前在街上当过一段时间小混混，对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