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没之鱼- 第5部分

　　看看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不动产托管人薇拉·亨迪克斯。她是个极聪明的女子，拥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是几家最大的非营利性非洲——美洲事务基金会的董事之一，她常入选美国百位最具影响力黑人女性。



观看自己的葬礼（4）



　　然而，薇拉年轻时也错误地嫁给了一个爵士鼓手马克西韦。他的工作好像就是晚上在外边呆着，抽烟喝酒讲笑话，然后凌晨回家。还得告诉你，他不是黑人，而是犹太人。黑人和犹太人，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一般的不正常。他母亲信天主教，宣称他已经死了，并服了几星期的丧。当他们从波士顿搬家到Tuscaloosa时，薇拉与马克西韦和全世界都做了斗争。薇拉说人们对他们的怨恨是他们维持这段婚姻的理由。后来，当他们住进充满混血婚姻的伯克利郊区时，争斗就只在他们两人间发生了，钱和酒都是不和谐婚姻的普遍起因。即使聪明的女人选择男人时也会犯错，薇拉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快接近四十岁时，几乎说服自己干脆结婚生孩子。因为有一个深爱我的男人对我说着浪漫的空话和难以启齿的爱称。我被奉承得很是受用，也被打动了。以传统眼光来看，他不是很潇洒，但很强壮。他不善社交，有些怪习惯，但单就DNA来看，他是生儿育女的理想伴侣。他说我们未来的小孩就像半天使半神童。我被生小孩的未来所吸引，但不可避免地也要考虑到做母亲的责任，这让我想起了继母。



　　在我拒绝那个男人的结婚乞求时，他深受打击。我对此非常内疚，直到六个月后他跟另一个女人结了婚。的确很突然，但我为他高兴，真的，他们有了小孩，我仍然替他们高兴，然后一个又一个地生，一共四个小孩！我想小孩想了多年，可我顶多也就能生一个，我的孩子会不会喜欢我呢？当然，我永远都不会有孩子了。



　　看着薇拉的两个女儿，我常常思考——她们非常喜爱妈妈，十几岁了还是这样。她们真是只应梦中有的好孩子。如果我有小孩，我的小孩会不会对我也这样好呢？



　　如果我有女儿，我一定要让她坐在我的膝上，给她梳头，闻着她头发散发出来的淡淡的香味，在她耳后扎个芍药花，或在她的头发里别一只有翡翠斑点的发夹。我们一起照镜子，彼此深知亲情浓厚，因而热泪盈眶。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我想像中的那个孩子，其实就是小时候的我自己，我一直想有一个这样的母亲。



　　我承认，每次听说朋友的孩子变得不再乖或忘恩负义，我都会幸灾乐祸，庆幸自己没有这种为人父母的悲伤。当你的孩子宣称他们恨你，并且永远地疏远了你时，你会作何想？



　　这问题在我脑中闪现，因为我看到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通信委员会负责人露辛达·芭莉走上了台，发表她对我的悼词。她曾说我就像她的妈妈一样，现在她来到我的追悼会，歌颂“来自陈璧璧的财产”。



　　她停顿了一下，赛马似的甩了甩柔顺的头发：“卖掉她的豪华三单元公寓楼和利温沃斯富丽堂皇的、能看到大桥景色的小别墅，还有她的商店、传奇式的‘不朽者’和其成功的在线目录业务，接下来是个人的佛教艺术品收藏——插一句，这是非常优秀的收藏品，已经在遗嘱中写明归入博物馆名下。”



　　大片掌声响起。这是露辛达的天赋，她能把戏剧与平凡夸张地结合起来，听起来还像真的一样。在掌声达到雷鸣程度之前，她举手示意安静，说道：“她离开我们，留下不动产价值约——稍等，哦，找到了——两千万美元。”



　　没有人在喘气，没有人欢呼雀跃，他们大声鼓掌，好像我的遗产就像他们预料中一样，只是一串数字。



　　突如其来地静下来后，她举起一个小徽章：“我们将用这个来怀念她的慷慨，新亚洲博物馆将在2003年建成，其中一幢楼将由这笔遗产捐资兴建。”



　　一幢！我本应该确认一下，我那两千万究竟能换来何种程度的赞扬。还有，这徽章是普通的方形，不锈钢的，我的名字字母刻在上面，小得连坐在最前排的人都看不清楚。这就是露辛达喜欢的风格，现代又平庸，像药瓶上的说明一样难以读取。我和她常常以朋友的方式，争论她那花了大价钱请艺术家设计的蓝图。



　　“你的眼光还太幼稚，”我不久前告诉她，“你必须得认识到，捐出巨款的人们，其眼光是老到的。如果你想要这种风格，就得给人们配上放大镜才能看清楚。”



　　她以不完全开玩笑的语气说：“你就像我的妈妈。总有事情做得不对。”



　　“我只是提供有用的信息。”



　　“像我妈妈一样。”



　　在我的葬礼上，她最后又说那些话，只是这次带了微笑加眼泪：“璧璧就像我的妈妈。她总是慷慨地作出建议。”



　　我的妈妈没给过我什么建议，无论好的还是坏的。



我在上海的童年（1）



　　当我还是个婴儿时，我的妈妈就去世了。



　　是我父亲的第一房太太，把两个哥哥和我抚养长大。她叫包甜——“甜苞、甜花蕾”，这名字不是很适合她。我们作为她的继子女，只得亲切地叫她甜妈。我所缺失的感情，都应归咎于她。而我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我的亲生母亲。



　　对于甜妈来说，如果她不坚持要我父亲娶妾，以避免家族断了香火，那么她可能会是父亲唯一的妻子。



　　“是我自己的主意，”甜妈总在向人炫耀，“我不是被迫接受这样的安排，根本不是。”



　　命中注定，甜妈不能生育。



　　在嫁给我父亲后不久，她就得了皮肤斑病，也许是麻疹或水痘，但没有天花那样严重。病发后她常痛哭，因而阻断了身体热量的源泉，无法产生足够的热量来孕育胎儿。相反，有多余的热量从体内发出，致使脸部和手部起泡，可能其他部位也有。一次又一次，我们惊叹，她肯定是前世做了罪孽，使得今生遭到这样的报应。



　　“我犯了什么小错误，要承受这样大的惩罚呢？”她哭着抱怨，脸上的痘痘更鲜红了，“没有亲生的孩子，只有别人的孽种（指我的哥哥们和我）。”



　　她一吃什么不对劲的东西，比如没熟透的金橘，或者被别人挖苦，脸上就会冒出油渍，看上去像外国的地图。“你知道印度在哪里吗？”我们会问她，同时硬憋着不使自己笑出来。为了使自己好受，她就使劲挠痒，不断地抱怨，说我母亲把我生得这么难看。她把眉毛都挠没了，在不画眉的时候，就像头顶受戒的尼姑似的。不过与尼姑不同，她总是怒气冲冲。



　　这就是甜妈留给我的印象，总是用尖尖的手指挠光秃秃的眉毛，同时还在不停地闲扯。我的哥哥们曾想逃出她的手掌。他们对她的影响有免疫力，对她报以不屑和轻蔑。因此，她的矛头都是对准我的。



　　“我告诉你，”甜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听了我的话，你再听到别人这样说，就不会受打击了。”



　　然后，她再一次告诉我，我的妈妈和我长得一样矮，但不像我这样矮胖，我的妈妈十六岁时只有七十斤，那时我的父亲把她骗到手做小妾。



　　甜妈不断说我母亲的坏话：“她虽然可怜，但实在太贪婪了，吃太多的东西，太易激动，笑起来控制不住自己，笑得满地板打滚，直到我把她抽得清醒才停下来。还有，她睡得太多，还整天打哈欠。睡得太多，骨头就软了。所以，她才会像离开了水的海参那样虚脱。”



　　战争时期，猪肉价钱涨了三倍，甜妈常常宣称：“虽然我们有足够的钱，但我吃一点点肉就满足了，只是尝尝味道，一周绝不超过一次。但是你妈妈活着时，她的眼睛就像野狗一样，随时准备扑向任何死肉。”



　　甜妈说作为一个端庄的妇人，对饮食和享乐要保持克制，最重要的是，她不应该成为家庭负担。甜妈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让我父亲知道这一点。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住在上海的法租界，马斯南路上的三层都铎式楼房。



　　虽然这里不如宋家和孔家住的辣斐德路那样高档——别墅加上宽阔的花园、棒球坪、小马车。但我们毕竟也是大户人家，房子看上去还是很气派的，甚至比现在旧金山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房子还要好呢。



　　我父亲的家族世代经营一个棉花加工厂和诚信商场仓库，那是我的祖父在1923年创建的。它可能不如诚信百货商店有名，规模也没有那么大，但加工的棉花在同类价格商品中质量最好，我父亲所有的外国客户都这么说。



　　他是典型的上海资产阶级：在家庭中绝对遵循传统，在商业和外面的世界里又完全现代。他离开家门后，就进入另一个王国，宛如一条变色龙。必要的时候，他还会讲外国语言，口音绝对正宗——专门请了家庭教师教过。因为口音能区分阶级，他的英语是牛津口音，法语是右岸口音，德语是柏林口音。他还懂拉丁语和一点满语，所有文学经典都有满译本。他的头发柔顺地往后梳，抹了油而充满光泽，他吸过滤嘴香烟，谈论的话题范围极广，像谜语一样。他对生理学和烹饪也感兴趣，这当然是源于中国人的美食传统。他能对凡尔赛宫高谈阔论，也能将但丁的《神曲·炼狱》和中国的《红楼梦》作比较。回家后，他就切换回另一个他，埋头读很多旧书，但很少说话，几乎一动不动。因为在这个房子里，他的女人尊敬他，对他服侍周到。



　　外国朋友们叫父亲菲利浦。我哥哥的英文名字是普雷斯顿和诺贝尔，听起来很吉利，一个像是“总统”，另一个是带来巨大财富与荣誉的诺贝尔奖。甜妈选择贝莎作她的名字，因为我的父亲说贝莎的发音很像“包甜”，我的母亲则叫“小不点儿”，其实父亲给她起的英文名字是“伊丽莎白”，但她自己发音不准。



　　我父亲叫我璧璧，既是西方名字，又是妈妈给我起的名字“璧芳”的简称。



　　可以想像，我们是一个世界性的家庭。哥哥们和我有英语和法语教师，我们接受的是现代教育。这也让我们在甜妈面前有了秘密语言，甜妈只懂上海话。



　　有次，诺贝尔发现我们那只被甜妈厌恶的贝得灵敦厚毛犬，在甜妈房间里留了点东西——Ilafaitlamerdesurletapis，由于地毯图案掩饰了狗的粪便，我们的继母总搞不清为什么房间充满恶臭。哥哥们喜欢在甜妈的药瓶和鼻烟壶里放进令人意外的东西。Cacad’oie，是从我们的用旧了的鹅毛笔中搜集出来的，哥哥们最喜欢把这个放进去，因为这东西很恶心，又脏又黏，像胆汁一样的绿色。他们对我讲这个的时候，我笑得满地打滚。我真想念我的哥哥！



我在上海的童年（2）



　　哥哥们因为读书常不在家，甜妈便会趁机虐待我。当我一坐到钢琴前，甜妈就唠叨我母亲如何不懂音乐，所以我也是个乐盲。有一次我为母亲辩护，大声地告诉甜妈：父亲曾对客人说过，我母亲“弹肖邦的《幻想即兴曲》（FantaisieImpromptu）有如行云流水”。



　　“哼！”甜妈相当气愤，“那是说给外国客人听的。他们都喜欢吹牛。那些人不知廉耻，没教养，不知好赖。另外，凡是个女孩子都会弹那个，如果你稍微用点心练习，你也会弹的。”



　　然后她就用手指戳我的脑袋。甜妈说我父亲用不着夸她，因为他们互相非常了解对方：“婚姻如果美满和谐的话，就完全不需要多余的言辞，这是因为我们的缘分天生注定。”



　　那时，我不知道如何问她，哥哥们也不懂什么叫爱情，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不会告诉我。所以我认为一桩好的婚姻，就是丈夫尊重妻子的隐私。父亲从不干预她的生活，也不进她的房间，从不问她什么问题。顺着甜妈的逻辑——既然他们想的都一样，那么也就没必要彼此说话喽。



　　但有一天，叔叔和他的家人来我家住几个月。我的表姐玉珩和我从早到晚都在一起，虽然一年才见一次，可我们就像亲姐妹。那次来访，表姐告诉我，她已经听说叔叔婶婶与朋友们的传言——那时候传言是人们了解真相的唯一途径。



　　传言事关甜妈和我父亲，说他们还没出生就订了亲——1909年，两个爱国青年在日本留学，共同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成为了生死之交的同志，他们跪下来发誓：将来革命成功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