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的服务的小姐。她准备着欢迎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嫖客。想想，杭州是一个旅游城市，的确要做好现代服务业，做好楼市产业，其它的不用管的——这是工作的重心。就这样，也就是这样，西湖歌舞升平，渐渐名副其实地成为“官宦养老之所，富人休闲之地”。无耻的勾当也变得合法起来，甚至十分浪漫了。杭州曾经真的想成为“浪漫之都”。当然，到了那一天，西湖里微波荡漾的估计就是春心一片，而浮在水面的都是避孕套了。
想想一个名利双收的男人在杭州赚得湖边一娇艳女子，一湖映二塔，一舟携佳人，卿卿我我，听柳浪之莺声，赏平湖之月色，满湖的风月，聚于斯，何等的浪漫？杭州真的要名副其实地成为“浪漫之都”。
然而，这一切产生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西湖，乃至整个杭州的原住民离湖渐行渐远。
我们的浪漫是如此的富有诗意。笙歌燕舞里竟是那些一肚子*的政客暴发户。
杭州人的生活品质并不如人意
杭州人并富裕，这是个事实。当然，在老杭州人中不乏一些人家庭底子比较好：如父母为官的，在97年体制改革之前，已经分了好几套，现在做起房东，坐收租金，可以舒舒服服地过“寄生虫”式的日子；或如经商的，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早年就有车有房，是“小K”一个，衣食无忧，现在过过日子比较舒坦。除此之外，大多数是平民。（平民总是大多数的。）这些平民，日子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过得并不是十分理想。除非被房价打肿了脸，充胖子，特要面子，以证实杭州人过得最幸福，“在天堂唱唱颂歌就有牛奶面包”。
在杭州市场经济的定律——购买力说明一个城市居民的收入，是绝对说不通的。客观地说，在浙江的城市中，温州人居民人均收入居于首位（它有庞大的民营经济在支撑着），其次是宁波（它有得天独厚的外贸经济，还有波导手机、杉杉和雅戈尔等大型企业，加之一些浙商的精英——宁波帮，是一个很大的华人财团），再次是绍兴（它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城市），次而才是杭州（杭州支撑它的实业，其实太少了，大多都是泡沫，什么房地产，还有会展经济。说得过去就是娃哈哈，说句实在话，我们不得不佩服宗庆后，至于让中国人知道杭州有这么一个品牌）。而杭州的房价却是天价，遥居榜首。
中午时分，一个在湖州市人事局工作的同学过来见我，问了我这个才子最近的生活怎么样？我摇头，甚是难堪。无意间他谈及了个人收入。我坦白，给他看了看我的工资单，他看了没说什么，我很期待他能够说些什么？他神秘的一笑，说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到手大概四千不到一点，有的钱私底下发了，还不好说，因为……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而我呢，净到手的二千出头一点。我有什么话好说？况且，说得难听一点，我还在一个政府机关担任了一点职务。郁闷。
于是，他跟我谈到了房子。这便让我想为杭州人算一明细笔帐。
以杭州人中等收入家庭为例吧，假设父母45岁，子女20岁左右。
父母收入平均3万，那么年收入为6万，供儿子读高中或者大学，加之日常的支出。杭州人的休闲风尚是值得全中国推广的。洗个脚，洗个头，捏个小手，再到梅家坞去搓搓麻将，杭州人中十有*都是会欣然前往的。况且，现在市政府都在提倡：休闲改变人类生活。这样计算下来，一年所剩多少，可想而知。也就是说，所剩不多，生活基本上过得去罢了，也难怪杭州人小家气了。如果一家中父母一方是下岗或者企业效益不好，那就是过得比较悲惨的了。
普通家庭有几套房子是不大可能的。再说子女20岁左右了，如果子女不大争气，学历么只有高中文化，工作自然是难找，但是人的本能欲望是少不了的，也就是找了个异性朋友，总要买套房子，过过夫妻生活。新房吧，现在的市价100万是很正常的。对于大多数杭州居民家庭来说，家庭的唯一财产可能就是一套房子，而家中父母都住在这里面，结婚得有新房用于入洞房么以“制造新人类”。房子啊只有一套，但是总不至于要父母马上自杀，腾出房屋来成全子女的幸福吧？
普通家庭有了100万左右的房子（二手房么，折旧算了，这样的价格应该算比较高了），但是住这个问题总要解决，生存之本么！这么要算，这样的家庭可以说毫无资产可言，虽然拥有房产，却也是“零资产”，因为这个资产是无法流通的，与那些温州炒房团的房子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杭州普通居民有了套房子，同样是赤贫的。这一点，正是生活在杭州天堂的居民所处的境地。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西博会到底给杭州带来了什么
文章综述：杭州西博会、杭州房地产、摧毁性的新西湖改造将成为杭州的三大怪胎，对老百姓对历史文化名城最大的伤害。
西博会渐渐地来到人们的身边，来到平常百姓家，甚至来到每个人的神经之中。几个下岗工人围在一起讨论享受西博会的赠券事宜。这是触到民间的神经。
至于官方，那更是神经中的不可或缺的一根。杭州中心城区：如西湖、上城、下城、江干等，都有西博会办公室，处理着各种西博会，而至于每一条特色街都有了西博会活动。
我不禁困惑不已：西博会给人们带什么？
据虚伪到“不惜将屁股当作脸面来炫”的媒体说：西博会不花老百姓一分钱，而且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请永远记住：很多记者都是政府豢养的，而且他们攫财的欲望与他们的虚荣心的膨胀成正比的，报道一篇小豆腐，就有人民币入帐）。而据我所参与的西博会活动，都是在政府烧钱，要面子上好看，不能让“某领导”走过路过时感到寒酸，感到没有成就感。想想便知，现在企业越来越对西博会不感兴趣了，而宣传广告要做，场面还要红火，记者要照请，每位记者200…500不等，来个开幕式，领导要请，礼品要准备好，宾馆饭店要开来……一盘算下来，真是劳民伤财。
拿个实例来说吧：黄龙体育中心那个美食节，中华小吃招商不足。这可是西博会重点项目，戏一定唱好，调子一定要高。于是，政府一纸红文下来，要各城区配合招商，将区域范围的小吃店入驻黄龙体育中心，务必确保此项目圆满成功。说到底，西博会的场面就是某领导的脸面——这一点各自为官的人都心知肚明的！于是乎，各城区政府真的动起真格来了，对商家许诺：进来吧，给我们充充门面吧，至于参展费，我们政府会以后“以奖代拨”的形式返回的。阿弥陀佛！再一个实例：名师名校论坛——活动一下来，计算一下，亏损了，可西博办一定举办方说是盈利的，亏了面子上过不去，做帐时一定做好手脚……
呜呼哀哉！各个城区西博会都是做戏给某领导看，怎一个“群丑共舞图”。
想想人家的会展吧：广交会毕竟是许多企业冲着订单、打知名度拓宽市场而去的，而我们杭州的西博会是为了什么？难道真的为了某领导的一张肉乎乎的脸面？每年四五月起就为这个“西博会”忙碌起来，什么策划案、什么招商计划、什么协调方案，轰轰烈烈地讨论，火急火燎地准备，多少人力，多少物力？当然也解决了一批政府机关富余人员的工作——这估计是西博会的最重要的好处吧！
再者，想想杭州的房地产，人民币利息上调，老百姓怎么买房子？想想杭州新西湖改造，千年历史名城文脉渐渐枯萎，古都安在？西湖风景安在？
扩而思之，想想宁波吧。宁波出现了波导手机，雅戈尔、杉杉、罗蒙和洛兹等大型服装业，大红鹰集团等新兴的大型企业，夯实经济基础，实现“走出去”的梦想。而杭州呢，除了娃哈哈这个做大的企业，其他老的品牌正在缩水，甚至消失之中……而渐渐地被一种泡沫所代替。
如今，我们又为另一种激情所代替，那就2006休博会，提出了“休闲改变人类生活”的口号。“休闲”的确可以促进消费，带动城市的发展，但是最终城市的竞争力的上去还是靠实业：杭州政府也提出打造过杭派服装，但是想想近侧的宁波，应当是赧颜；还提出了什么打造文三路电脑城，比比北京的中关村吧，还是少叫叫，多做点实事，等到有了规模再叫不迟。
最后想想，杭州吧，昨天说要打造“爱情之都”了，要做“靓女文化”了；今天说要打造“东方休闲之都”了，要倡导“休闲改变人类生活”了；后天又说要打造“魅力之都”了，把拿中国古典音乐开涮的“女子十二乐坊”推到前台；至于大后天，又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了，突然提出什么，就不得而知……总之一句话：脑子里都是泡沫。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腐败忧思录
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
李白
*如蚁穴，而长堤溃于蚁穴。一个人的*可以导致一个团体的*，一个团体的*可以导致一个政府的*，而一个政府的*可以导致整个民族的*。因此，*是个黑洞，吞噬一切。*问题如不得以根治，中华民族的复兴便只是一时之意淫，必将沦为空谈，甚至最后国将不国，亡于内忧。
当今之时局，民间和政府的反腐呼声渐高，而*毒瘤却没有迟迟没有有效地遏制，继续蔓延，呈“前腐后继”之危势，“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可见，反腐与*在现阶段互为消长，反腐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让人感到忧虑的是，在反腐斗争的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出现一种非常微妙的心态。他们将*当作是“臭豆腐”，闻起来是臭的，吃起来却是香的，一旦到了可以以权谋私的位置，就会跌进这个“羡腐”怪圈，同样会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为非作歹、巧取豪夺，与之俱腐。
更让人不安的是，我国的*现象主体已经趋于集体化，造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反腐斗争之阻力之大，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对于“前腐后继”的怪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是不是我们的制度本身出了问题，给了*分子得以“伸手”自如的机会？
如是，那么我们的制度还存在着许多漏洞，不能切实起到“防腐”、“反腐”的作用。西方在讨论制度的时候，有一种很流行的观念：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因为我们的制度存在着问题，尚有漏洞，使得一些人可以有机可趁，以权谋私，没有相应的制约权力的法制法规，老百姓无法监督自己的地方长官，新闻媒体依附于政府，也很难实施对政府官员的舆论监督。因此，改革制度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工作了。
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权力对人具有巨大的腐蚀性，*的根源在于在权力的无限扩大化的时候，没有相应制度来制约惩治。我们来一次追根溯源的分析。究竟是谁赋予了这些*分子以权谋私的权力？难道是作为纳税人的公民？如是老百姓何不能大声斥喝“交出权来”？我想最想对*分子说“不”的就是老百姓。其实不然。
那么，在我们这个人民*国家里究竟是谁将这些*分子是推到“窃位作奸”的位置？中国的领导干部的选任，通常是采用上级委任的方式，很少采用由公民或者公民代表选举产生的，甚至连党内选举的方式也很少采用，即使采用选举方式，也通常是按内定的框框让群众画圈圈，以便实现所谓的组织意图。这种等级授职制使用的时间越长、范围越广，领导干部向人民负责的意识就会越低。他只向委任他的机关和个人负责的意识就会越强，那种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会越重。他一旦东窗事发，首先想到的是对不起党，对不起政府，而很少想到对不起养他的纳税人——公民。
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担任阜阳市委书记，市委常委的领导由他说了算，连纪委的“乌纱帽”都捏在他的手中。因此，王怀忠独断专行，以权谋私，那些由他一手委任的领导干部能够支吾一声？王怀忠给国家造成的４１６２万元的损失，受贿人民币５１７。１万元、４８０万余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因为是上级委任制，所以也就难免出现“买官卖官”的丑剧，官在我手中，我要任命谁就是谁。这样一来，关系户找上门来了，贿赂分子也乘虚而入。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突击提拔１０２名副厅级干部，卖官获利７５０多万元；而买官，作为一种利益的交换，已被不少人视为回报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