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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李敖显得镇定自若，有问必答，不问不答，问一答一，绝不多答，胡秋原是暴跳如雷，萧孟能是装傻。 李敖如此白以为然，胡秋原的律师向法官“告密”说：“李敖诽谤别人如儿戏，他现在在庄严的法庭上，居然还一直在笑。”
法院旁听者人山人海，其中尤以年轻人居多，他们向李敖问候握手，表示支持。这十人堆里有人问：“哪个是李敖？”有人回答：“就是那个小孩子。”李敖听到了，向胡秋原做了个鬼脸。
到1963年的秋天，法官张顺吉做了判决：李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因为张顺吉说，告人诽谤的胡秋原也诽谤了他人。地院判决后，双方都上诉到高院，从此官司拖了下来。
这期间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插曲。
李敖在写《胡秋原的真面目》一文前，曾到台湾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如“闽变”期间1933年12月11日的《国闻周报》，就是在台大图书馆看到的。后来在法庭上法官问到李敖这篇文章材料的来源，李敖根据实情陈述了，不料胡秋原忽然提出一项证据，说他去函台大，问台大藏书和李敖借书的情形，据台大回信，说该校根本没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所以李敖是当庭说谎云云。
胡秋原这番话使李敖大惑不解：自己明明看过并且仍然保存着“图片证据证明台大藏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自己的母校怎么会公然作伪证呢？
为了使事情更清楚，李敖托律师从胡秋原呈庭的证据中找出台大的回信，果然是一份伪证。
看了这封信，李敖才完完全全明白：自己的母校的确公然在帮助“校外人士“打击自己的学生——的确明目张胆的做了愚蠢而阴险的伪证。
为这事，李敖写信给台大校长钱思亮，祝他“早早退休！”
李敖离开文献会后，胡秋原在法庭提出声明，要传文献会执行秘书高萌祖作证，要高荫祖证明李敖在文献会窃盗“国家资料”打击胡秋原。李敖遂写了一封信致高萌祖，声明自己立场坚定，并激发高荫祖的良知，不要做伪证。后来高荫祖出庭了，向法官出示陶希圣亲笔原件，证明：查萧孟能与本会无关，李敖前在本会为临时工作人员，近已离职。本会从未存储“国家机关”档卷，其所存报纸及杂志等项公开发行之印刷品，本会工作人员均可阅读使用。其会外人士对此项印刷资料洽请抄阅者，亦可抄阅。凡此皆不发生所谓窃取或盗用问题。与此同时，法院也收到了“国史馆”馆长罗家伦的复信：查本馆库藏史料及档案文书，萧孟能与李敖并末亦无从窃取或盗用。
这两封复信，证实了胡秋原所说，全是疑神疑鬼，他“以为”李敖窃取盗用“国家机关”档案文书掀他的底，其实李敖所依据的资料只是旧报纸，学界中人都可以看到。胡秋原又“以为”李敖公布的闽变叛国照片，只有情治机关才有，所以是情治机关提供用来打击他的，其实那些照片早都登在日本和中国的旧杂志上，只要博学用心就可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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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胡秋原打官司（2）
实际上，利用情报机关打击对手是不是李敖，倒恰恰是胡秋原自己，特别是他跟密友徐高阮身上的勾结，更可看出他和特务机关的联合。徐高阮出身左派，是当时攻击《文星》的第一神将，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央研究员副研究员，但暗地里与国民党总政治部、调查局、情报局都有很深的渊源。他不仅与胡秋原沆瀣一气整《文星》，而且还为胡秋原提供攻击李敖的所谓“证据”。当初胡适接到李敖的五千言信后曾跟很多人看过，其中就包括徐高阮，但他看过后却扣住不还，这时胡适突然死了，信就成了他举报李敖“知匪不报”和“预谋投匪”的铁证。后来他联合胡秋原，把李敖的这封信发表在胡秋原办的杂志上，并检送原信，告到警备总部。胡秋原发表这封信后还写了一篇“读后感”：“照我的判断，此信是一种匪谍对胡适先生施用‘统战’手段的信”
胡秋原告李敖的这场官司，由于法院是国民党的，后果可想而知。这官司前后拖了十三年，枯燥乏味亦有趣闻。胡秋原有一次在法院不称李敖之名，而叫“李匪帮”，李敖提出异议，后来才弄清楚，原来胡秋原叫的是“李诽谤”，可是他的黄陂土话发音发成了“李匪帮”，吓了人一跳。还意义次胡秋原加请法学家陈顾远做律师，谁知陈顾远不知是老糊涂了还是装疯卖傻，在法庭上竟然大说李敖的好话，气得胡秋原再也不请他了。
这场官司就这样一拖拖到1974年，其间所换法官的人数与出庭的次数，都举不胜举了，而这时李敖早以叛乱的案子，被关到警备总部军法处了。法院最终判决胡秋原的大量诽谤之言一律无罪，有罪的只是李敖和萧孟能。
但李敖并未气馁，反而激起了他“好讼”的性格。他觉得自己是在为争取言论自由，是正义的，于是再接再厉，屡败屡告，终于在三十多年后，找到机会告倒了胡秋原，法院判胡秋原赔李敖三十五万，李敖嫌少，坚持把他家贴上封条，至今封条犹在，而胡秋原已老得无力出庭了。曾有人劝李敖“得饶人处且饶人”，李敖的回答是：“三十年前，胡秋原整殷海光、整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向他说这句话？”
李敖为人好勇斗狠、有仇必报，并且没完没了，于胡秋原案上可见一斑。他的朋友王企祥说得有趣：“你不能得罪犹太人！得罪了犹太人一如得罪了李敖，他跟你没完没了。”李敖听了大笑，说：“你终于学到跟李敖做朋友的窍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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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还得找饭碗（1）
李敖此时堪称“星”光灿烂，但却依然没有饭碗。
梁实秋伸出援助之手，却谣言四起，李敖前途仍旧未卜。
李敖看来真的失业了。
李敖离开了文献会，他又面临生活的困境。
本来《文星》多次邀请李敖加盟，但李敖都没有接受。
困境中的李敖虽然失去了职业，但依然锋芒不减，“星“光灿烂。这使一些人望而却步，但也使一些人慧眼识才。
5月8日，语言学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方桂来台，姚从吾老师请吃饭，席间客人表示对李敖的佩服和好感，想见一见李敖，李敖应约而来，大家一起在心园吃了一顿饭，在座还有毛子水、吴相湘等。
姚从吾、吴相湘老师绝口不提李敖离开文献会事，李敖也绝口不提。
5月26日。余光中对李敖说：“梁实秋先生听说你失了业，想替你找事。”后来李敖才知道，梁实秋不让李敖知道，直接写信给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大意说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该请李敖去他们那边。
李济和王世杰接到梁实秋的信后也碰过面，又去询问过姚从吾老师李敖“看得起看不起”他们那个冷衙门？
李敖表示基本同意。
得知李敖意向后，王世杰表示想先同李敖谈一谈，并盼姚从吾老师能陪同前去。
李敖是在姚从吾满口称王世杰“老师”的恭谨下，见到了这位“大官人”。
王世杰和李敖天南地北，谈了不少胡适的事。最后说：“现在李先生和胡秋原打官司，不知道可不可以等官司告一段落后，再来中央研究院？”
李敖听了很不高兴，就说：“胡秋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这官司还是他主动告我的，为什么他能从里面朝外面打官司，就不影响他的职务；而我从外面向里面打官司，就要对职务有影响呢？”
王世杰听了，一脸尴尬，无言以对。谈话最后不欢而散。但事情并没因此结束，姚从吾老师仍没放弃这一机会。
8月19日，姚从吾老师写了一封信给李敖，希望李敖忍辱负重，“不要误会”，耐心一点，接受史语所的职业：
……我礼拜二在南港住了两晚，黄彰健、陈磐安、徐芸书、刘世超都看到了。一般地说，都欢迎你能来南港，正式在研究方面放些异彩。一部分人认为胡某人头发也花白了，您把他骂的也够了，另换一个方向也好。只有极少数人另有偏见，反对您来南港；但他们势孤，又不敢明言，只有暗中放冷箭。上礼拜五芮逸夫先生请刘子健夫妇，我和济之先生坐在一起。谈到您的事：（1）他说：实秋写信给雪亭先生和我了，说的很恳切。他是不大管事的，承他建议，我们当然考虑接受。适之先生常谈到李敖，我也知道一些，留有印象。（2）停一回，他又说，您也是他的学生，虽然一次考了58分，一次考了62分，总算及格了。当年分数严，考七八十分的很少。（3）但过一会，他又说，有人说：“李敖把他的父亲气死了，您意如何？”我说：“这样严重的消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怕是恶意中伤吧！我记得他曾有一长函给适之先生，送了一篇副本给我，只说到父亲死后，有人强迫他披麻戴孝，他表示异议。气死父亲，怕是由此传讹的。还有一点，李敖每月寄给母亲五百元，听说现在仍照寄。”上边所说的冷箭，这一谣言，也是一例。
今天晚饭后子水先生来谈。说：上午与济之兄闲淡，也说到了您的事情。李说：“雪亭先生看报，知道李敖与胡秋原的讼事，要和解了，这样就可以决定了。”毛先生并说：“这可不是条件，希望李君不要误会。”
8月20日，李敖写了一封长信答复姚从吾老师，一方面对老师辛苦为自己周旋找工作表达谢意，另一方面表示放弃这一机会，以保全自己的一身傲骨：
从吾老师：
昨天接8月18日三页赐信，深觉知我者莫过老师，在飞短流长中为我苦心掰画者亦莫过老师，内心的感觉，自然不是几个“感动”“感谢”的词儿所能表达的。
我思索至再，决定南港事不必再使人为难了。在胶着状态下，目前似乎正是“与人刃我，宁我自刃”的时候。
…… 前些日子，“国史馆”的姚渔湘先生同我说：“罗家伦先生表示在官司过后可去‘国史馆’任职”；昨天下午，文献会高荫祖先生向法官说：“过些日子（实际是官司过后），我们李敖先生再来帮忙。”
老师您看：在官司没了之前，没人敢“赏”我一碗饭！
我可大言：凡在官司没了之前、犹豫给我这碗饭吃的，在官司过后，我绝不回头来吃这碗饭！——这是古话所说的“贫贱者骄人“！这是一个有人捧骂无人敢请的臭文人的一点臭架子！……
也许，我的“罪状”多得很。可是，我多希望那些张九龄诗里“相猜”的动物能够真正发掘出我的“真面目”。——他们若吸到我的骨髓，击中我的“劣迹”，我就悻悻然小丈夫，也心服口服。可是，他们像长舌妇一般的搬弄的是什么？能使我不暗中好笑么？能使我这没修养的人不出尔反尔么？
所谓文化论战以来，即以我们师徒二人而论，老师试想：真正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有几人？真正相信姚从吾没从背后捣鬼的有几人？老师再想想：谁会想到您从来就是反对我乱写文章的？谁会知道您压根儿就是一个老是努力阻止我“闹事”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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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还得找饭碗（2）
外面谣诼如彼，我内心的感慨还多着呢！他们谣言说一个“教育机关”（台大）支持我，可是我亲眼在法院看到钱思亮校长写给胡秋原“立委老爷”的委琐信——一封毫无大学祭酒风度的信，——这就是“教育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一个“研究机关”（“中研院”）支持我，他们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自己用的却正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桌！而我呢？想在“中研院”拿胡秋原在“中研院”的薪水的三分之一都拿不到！——这就是“研究机关”对我的“支持！”……
一年半来，因我而被冤枉的，曰胡适，曰姚从吾，曰吴相湘，曰殷海光，曰陶希圣。此五位先生，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天下自有公论，不过扯在我头上面说唆使云云，则完完全全是厚诬！ 我不甘心使此五人因我受谤，也不甘心我个人横被打手之恶名，故此诬陷奇案，我非打个水落石出不可！
南港学苑，乃某些清白学人养清处白之地，彼等因过分清白，反视李敖，自然双眉紧敛，忧心仲仲，或以引狼入室，殊非他们之福；但他们何不想想：引狼入室，固非他们之福，然而放虎归山，难道是他们之福吗？
人间趣事，如今可添一章。
多年以后李敖才明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