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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拒绝加入国民党（1）
陶希圣一直想拉李敖加入国民党，无奈李敖就是不领情。后来陶希圣恼羞成怒，反戈一击。
李敖感到自己离开文献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高荫祖、陶希圣找李敖聊天时的话中话，就是想让李敖加入国民党，李敖心知肚明，知道他们想拉自己入国民党，他打定主意不干，所以除了委于虚蛇，装糊涂，也别无好法子。
但陶希圣一直不死心，而是越来越动心、用心。
这时发生了胡秋原事件，陶希圣认为机会来了。
事情的起因是此时正如火如荼的文化大论战。
从进文献会起，李敖并没有象姚从吾嘱咐的那样不写“辩难文章”，而是继续给《文星》写文章，一直不断。在他这一阶段发表的《老年人和棒子》、《播种者胡适》、《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其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批评了胡秋原，大揭胡秋原的老底，使胡秋原活冒三丈，最后恼羞成怒，跳出来与李敖法庭相见。
胡秋原早年参加共产党CY，抗战时加入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国民党逃往台湾时他本想留在大陆，后来才到台湾。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反复多变的人，做共产党（含共青团）前后二进二出，做国民党则前后三进三出，由于反复多变，他在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够始终得到信任，因而在心理上患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就是总觉得有人想打击他。在这？##∠拢Х桨偌蒲罢摇盎孟氲钠群φ摺薄Ｒ蛭畎焦セ魉奈恼露喾⒈碓凇次男恰瞪希运怠次男恰怠白允延星看蠛蠖埽夂蠖芗次宜档牟文蓖牛渲杏薪淌冢ㄒ桓鼋搪呒模形颐堑耐敌挛沤缛耸浚褂姓紊系娜ㄍ耸康龋徽馐且弧嬉焱恕廖拊虻模恢耸裁矗残碛捎谝恢帧春镌瑿omplex，结成了一个‘反胡秋原联合战线”。又说反胡集团的组成分子为“青年后面有中年、有老年、比我更老的前辈。”又说组成分子的单位“是由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的人，组织了一个参谋团，还加上一个后勤机关，不断###三个星期。”这些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的“幻想的被迫害症”，使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个人的事，这从他攻击李敖时所用的字
就可看出，像“豪奴”、“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等，他一口咬定许多机关和人士利用李敖来打击他。胡适死后，他首先杯疑姚从吾，接着又认到陶希圣头上。陶希圣对李敖说：“胡秋原说我打击他，我打击他做什么？大陆撤退时，胡秋原投共未遂，到了香港。当时不能来台，还是我设法使他入境的。——我要打击他，我会这样帮他吗？”可是，当时胡秋原的“幻想的被迫害症”已病入膏肓，就是这样一口咬定。
8月，远在伦敦的居浩然寄给〈文星〉一篇投书，其中谈到胡秋原当年参加“闽变”叛国一事。
为了反击胡秋原对自己的人身攻击，也是为了寻找历史真相，李敖于1962年10月1日在〈文星〉第六十期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其中也从现代史研究的立场，对胡秋原的“闽变”叛国问题也进行了一点研究。李敖之文言辞激烈，陶希圣看到后对李敖进行了提醒。10月2日李敖有日记如下：
陶转告以后行文务必多小心，盖胡秋原等或将以李敖思想违背三民主义来扣帽子也。 此一公案颇有连陶也被扯下水之势。他们总以为我写文章背后有人主使。他们过去以为是胡适、再是姚从吾、再是殷海光、再是吴相湘、再是陶希圣，真是好玩！殊不知我李敖独来独往，胡姚殷吴陶等人安能浼我哉！
10月3日，李敖又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陶希圣分别找我谈。陶申三意： ．
一、胡秋原此人“不择手段”，以后为文须小心，盖已闻彼现在搜罗我文字中句子，以构成违反主义及“总裁训词”之罪名。
二、胡有牵陶入此游涡之势。
三、陶绝不理胡等欲逐出我于文献会之阴谋。查材料事文献会借助我，并非我借助文献会。
10月4日，报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李敖、居浩然、萧孟能的消息，李敖有日记如下：
陶希圣转告：
一、他可介绍二律师（端本恺、周旋冠），此二人皆有正义感。唯先不必与人言。
二、尽可放心打官司。文献会绝无问题。
从上面这几则日记来看，陶希圣对李敖实在是关心备至，但这只是表面，骨子里，却是要趁机拉李敖人国民党！早在七月里，高荫祖就不再话中有话，而是开门见山的要李敖入国民党。李敖7月11日有日记如下：“下午高秘书以中山奖学会选送公费留学理由，拉我入国民党。我谢绝。”8月28日有日记如下：“上午高萌祖言警总欲整我，但他说陶先生支持我。”高荫祖透露这些的目的也是要李敖入国民党，说入国民党才一切方便。10月4日胡秋原告了李敖后，陶希圣、高荫祖重申前意，明确地说还是入国民党好办事，入国民党变成了“自己人”，那时候他胡秋原也是国民党员，你李敖也是国民党员，国民党员对国民党员，支持你，也名正言顺。警总方面想整你，我们也可以讲得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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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拒绝加入国民党（2）
对陶希圣等的这一番好意，李敖都谢绝了。
这时我早已搬由了文献会，李敖感到自己离开文献会的时机，好像愈来愈近了。
但陶希圣仍没放弃拉拢李敖加入国民党的幻想。
1963年3月，李敌自动在研究所休了学，将精力更多投入了〈文星〉，这事正好给了陶希圣一个借口，他计划5月3日去日本，临行前，他写了一封信给高荫祖，说文献会以用研究生为宜，李敖不告诉他就休学，他决定以留职发薪的方式，请李敖暂时别来上班。
“留职发薪”是陶希圣的又一着棋，他还心存一丝幻想，希望李敖能回心转意。
1963年5月4日下午，高荫祖约李敖，出示了陶希圣临走前给他的信，显然，在胡秋原政治风暴的阴影下，陶己不得不做息事“去”人之计。高荫祖再度向李敖提出入国民党建议，并说胡秋原、任卓宣他们反对李敖，并不是国民党反对李敖，国民党还是欢迎与李敖合作的。对高荫祖的建议，李敖又拒绝，同时谢绝留职发薪的好意，谢绝“遣散费”，谢绝陶希圣和文献会替他另外找事的主意。李敖对高荫祖说：“我李敖历来是干干脆脆的人， 决心求去，就不必在这里，彼此都惹得一身腥。而高荫祖则说一定要去找吴相湘，请吴出面挽留李敖，照常拿薪水，等官司打过了，再来上班。但李敖知道这一切都将是徒劳的。
一年三个月零四天的混饭生涯，如今竟如此这般的告一结束，李敖甚觉可叹可笑。他觉得此事给了他三大刺激：
一、一切不愉快是由于我太穷，来此会以前，穷得当裤子，吴相湘、姚从吾联名介绍， 乃得此谋生之地。设想当时苟有第二条路好走（如中学教员之类），何至于有“误上贼船”之憾？虽然，15个月来，自许不染不妖，然究竟不快也。当时若身怀几千元，何至于每月1000元上“船”？
二、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点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我希望是五——十万元的存款，两袋不空，自然站得更直，自然更少不愉快。
三、政场中人是什么东西，思之可也！
5月14日，李敖正式离开了文献会，他又有日记如下：
下午办好移交，我只肯收本月l至3号三天的薪水（120元），高荫祖说我太矫情，袁英华说本会“送钱”有前例，我皆不肯。最后留信而行（将三天薪水的收据附其中），阮继光、 向泽洲、林明冈相送。泽洲请我留字，我为写“此度见花枝，白发誓不归”等二词。
吴相湘又找我，夜访之。谈到高荫祖向他说，李敖一年三个月来去了那么多次的南港，没报过一次车马费！
5月22日，陶希圣从日本回来后，给李敖送来从日本带回的领带一条、袜子一双，并送他一笔钱，留名片向李敖致意。李敖收下领带、袜子，将钱退回去了。
不过敖与陶希圣的因缘并没因推出文献会而结束，后来反而有了更戏剧性的深入发展。
陶希圣见拉李敖加入国民党实在没有希望，不禁老羞成怒，在《文星》愈闹愈凶的时候，终于对李敖拔刀相向，反目成仇了。他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写短论批评李敖。他先写了一篇《保全台大的名誉》（1964年9月2日），针对李敖揭露台大腐败内幕的文章进行批评，他在文这说台大有好学生，但是“不肖的学生亦间有之。如某杂志最近几个月，连续刊登某毕业生诬蔑台大的文章，叛师毁友，极尽其架空造谣刻薄恶毒之能事。台大在校师生以及海外师友看见此种文章，至少感觉其为母校之羞，无可容忍”。他以前表示支持李敖与胡秋原打官司，现在则表示要台大找李敖打官司：“中国人一向有不入官府、不打官司的风尚，我们亦不愿鼓励任何人打官司。但是我认为台大对于这种玷污校誉的事情，应该依法追诉，无所用其姑息。”1964年9月6日，他又写了一篇《谤书》，其中说：“市场上出现一部书，名为《胡适评传》。这本书只出了一册。就这一册来说，表面上是赞扬胡适之，而实际上从胡适之的上代，到他的本人，处处都是轻薄、鄙笑、讽刺，使读者不忍卒读。这样一部书，若是如此一册一册出版，而无人提出异议，可以说是士林之耻。”
对陶希圣站在国民党报立场攻击自己，李敖丝毫也不感到惊异，因为那是他不跟他们合作、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必然发展。但原因也不止此，他仍是出手必有自己的小算盘。那时陶希圣正要把他儿子陶晋生媳妇鲍家鳞双双送入台大历史系教书，故向文学院院长沈刚伯表态，而沈刚伯正是李敖当时批评的焦点；另一方面，陶希圣当时要抢北大在台湾的龙头地位，因而表现出拥胡的姿态，这种种行经，都是他惯用的手段，对李敖来说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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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胡秋原打官司（1）
李敖写文章揭了胡秋原的老底，从此官司缠身，这是李敖一生打过的无数官司中最无聊、时间最长的官司。三十年后，李敖终于将胡秋原家贴上了封条。
李敖的朋友说：“你不能得罪犹太人！得罪了犹太人一如得罪了李敖，他跟你没完没了。”
与胡秋原的官司是李敖一生连续不断官司的序曲，但却在他打的官司中最无聊、时间最长但也最能显现其性格的官司。
胡秋原控告李敖的罪名是：“（李）从头到尾用嬉笑恶毒字句，意图毁损我的人格与名誉。其手段有四：一是利用二十八年前早巳解决的福建之事，再任意匿饰捏增；辱骂‘叛国’、‘阀变余孽’与日本‘合作’；二是盲目指我在《读书杂志》时代是‘左派’（###之称）；三、以此二者为骨干，名为根据我的文章，实则用‘变造他人文书’的犯罪手段，然后曲解，将我参加过的事情，乃至###的事情，一律指为###的运动，‘帮助敌人’；四、及我对政府质询他们诽谤国家之怪书，他们诬为‘无耻’和‘兴文字狱’。’”
胡秋原状告李敖等三人，引起了舆论的非议。如10月8日的《自立晚报》上就发出这样的社论：“……涉讼公庭要赖法律来评判是非，我们更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法律或许可以裁决一遭胜诉一造败诉，可是中西文化的论战，难道能凭法律裁判谁直谁曲，得出一个结论吗？”但是胡秋原既然坚持要法律解决，李敖也就“客随主便”，但他没有钱请律师，于是就自己买了一些法律的书，自己先备战起来。
但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先是居浩然听从太大意见，跟胡秋原私下和解了。萧孟能也受了亲朋的压力，有私下和胡秋原和解的打算，但李敖说：“我的态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们去和，我李敖是不怕告的，也不要和的。我那时二十七岁，很年轻，也很坚定。我认为，我遭遇的，是‘是非’问题，不是‘人情’问题。在‘是非’上，我没有错；在‘人情’上，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我又认为：我出道写文章以来，就准备殉道，我绝对对我写的任何一个字负责任，并愿面对考验与审判、打击与监狱，我是不怕的。和事老们都是萧家的朋友，他们包围了我，力劝我和，说不要道歉，只要声明所说不实，表示遗憾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