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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一中是个本省人比较多的学校，李敖上初二时，全班只有四个外省人，班上一有事，台湾人就推李敖去干。一次全校烹饪比赛，同学推派李敖和三位台湾同学陈正澄、赵天仪、张育宏四人参加。李敖很紧张，赶紧声明自己根本不会炒菜，可同学不信，硬拉鸭子上架。那天烧的可能是一盘鸭子，好像由李敖主厨，不料烧出来，整盘菜竟像锅巴一样乌漆发黑，若另烧，时间已不允许。于是只好硬着头皮送到台前给评判老师，看着那样一盘黑菜，不论大陆人台湾人，谁都没有勇气端上去，于是协商之下，四个人每人捏住盘子一角，一齐送上，害得评判老师们哄堂大笑。当然他们是不敢下箸一尝的。估计那是有史以来，唯一一次评判连尝都没尝就决定了的烹饪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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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师生情深（1）
李敖与许多老师关系不错，但他最佩服的是严侨，严侨那种不跟祖宗走，不守祖宗成法的洒脱气魄，对足了李敖的胃口，李敖简直是倾倒至极。他梦想跟着严侨回大陆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两人为这个共同的梦想激动不已。
李敖在台中一中时曾与不少老师结下了或近乎友情或近乎忘年交的感情，有的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李敖中学岁月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李敖升入初三上甲后，中文老师是二十七岁的杨锦铨，他是一位最能启迪学生的中文教员，台湾海疆学校学生。学历虽不高，但书教得实在是好。他那时还兼事务主任，利用职务之便，鼓励学生办“初三上甲组报”，他则源源不断供应蜡纸、白报纸、油墨，班长陈正澄任发行人，李敖做总编，大干起来了。该报有一次登了李敖批评高班生不正之风的文章，还被高班生前李兴师问罪，李敖后来调侃地回忆说：“可见我李敖办刊物贾祸，固其来有自也！”
因为李敖的中文在班上出色，自然被杨老师另眼相待。有一次作文，谈到中文程度，李敖写道：“现在学生的中文程度要比过去差一倍。”他批改时，不以为然，批曰：“怎么可以数字计量？”作文簿发下来，李敖没说什么，但内心颇白以为然。三十六年后，李敖托人将自己的书送他，以示不负师教之意，并顺便转告他：“奥斯汀《傲慢与偏见》小说中，就有谁比谁漂亮一倍的用法。”四十六年后，李敖在电视节目《李敖笑傲江湖》中提到他，称赞他，移居美国的他知道了，送了他花了二十年刚刚完成的一套大书——《说文意象字重建》给李敖，并在信中说：“我兄名满天下，却如此念旧，衷心感动不已。”两人四十多年未见，但师生之情，始终未断，可叹可叹。
另外一个在李敖离开一中后仍与之保持着联系的是英文老师陈绍鹏，此公比李敖大二十一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没出过国，却讲一口又纯又好的英文，常被老外误以为他在外国住过多年。李敖读高二戊班时，他教英文。此公为人高傲严峻，自己英文顶呱呱，教学艺术却不怎么样，大家都不喜欢他。李敖与他的交往始于他一次生重病，李敖和一些同学发动全校同学，为他捐款，他很感激，自此李敖成了他家常客，两人很谈得来。李敖曾送给他有关英国诗人的传记，劝他译作后寄给《文星》（那时李敖和《文星》尚无关系），他接受了李敖的意见，从此转成作家。
李敖最难忘的一位老师叫严侨，他有一个显赫的祖父，即严复，为输进西方文化的先驱。严复有五子四女一孙，孙名已侨，即严侨。
但真正吸引李敖的，是严侨浑身散发出的潇洒、迷人的气质和人格魅力。
1950年8月，一位身材瘦高、头生密发、两眼又大又有神的青年教师出现在台中一中，他虽然来得晚，但却很快使大家对他感兴趣，因为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他一身多能，可教数学、生物两科，英文、日文又极好，他属于那种“有一点点疯狂气质，令人一见他就有对他好奇、佩服的印象。”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场外，正巧严侨经过，他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此球，奋身一脚，就给踢了回来。大家为之叫好，他也趁机加入，大踢特踢起来了。
严侨最让李敖佩服的是他不依赖祖先声望余荫，而是敢于唱反调，这与李敖可谓“心有戚戚焉”。一次严侨应邀做一专题演讲，题目是“人的故事”，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他在讲演中大谈“演化论”而不是由祖父严复宣传的“天演论”，他批评祖父所译的“天演”二字中“天”字不妥，应译作“演化”。这种不跟祖宗走，不守祖宗成法的洒脱气魄，对足了李敖的胃口，李敖简直是倾倒至极。
但李敖当时和严侨并不相识，严侨在另一个班上任教，李敖还无缘拜见，但机会来了。
1951年，李敖16岁，暑假后进了台中一中高一上甲班，正好严侨教这个班的数学，于是严侨正式成了李敖班上的老师，两人由相识、相知，最后成了忘年交。
李敖此时读的书已远远超过同龄人，思想也趋于成熟，“狂狷”性格已初露端倪。他在班上“喜放顾词，好争好辩，颇为张狂”，班上同学为此很，甚至有人写匿名信丢在他书包里骂他，有好辩者找他较量，又总不是对手，没想到严侨颇欣赏他的这股气势。
在严侨的数学课堂上，李敖常常因为“张狂好辩”，所以常在数学以外，扯到别处去很远。严侨上课，与此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上课不为成规所拘，许多机械的题目，他自己干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到学生坐位上，叫数学极好的同学“站板”（站到黑板前）去做。他常在课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说：“我要把你们思想搅动起来！”还有一次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近乎打赌地说：“我若说错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写！”说着，就用极熟练的笔划，把倒写的严侨两字写在黑板上，俨然是“镜子书法” 专家，学生们鼓掌呼啸，师生之情，融成一片。
李敖的数学成绩不好，但写文却有一套，于是试图以己之长，避己之短，在数学练习簿上竟来了一段《簿首引言》，引Oscar W·Anthony的一段话，说“数学是人类智力的灵魂。……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领域，告诉我们宇宙是这样的悠远，光线曾经历百万年的行程，方才照射到大地上。……”后来，数学练习薄发下来了，在“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一行下，被严侨打了一条红杠子，下有朱笔批曰：“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时！”李敖由衷赞叹：“这就是严侨的可爱处，他是数学老师，但他在精改习题以外，他还会跟学生的引文打笔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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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师生情深（2）
李敖深深地为严侨的风度所折服，欣逢如此良师，李敖记得不已，觉得有满肚子的话儿要对偶像说，于是就花了几天时间写了一封长信给严侨，历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以及对现实的不满，对国民党的讨厌等等。严侨看了，就找到李敖，多所劝慰，此后交流的机会越来约多，两人也就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了。
1952年李敖升到高二，数学改由黄钟教，但这并没影响到李敖与严侨之间的友谊。
严侨家住在台中一中斜对面的宿舍，是一栋日式木屋，分给两家住，严侨住后面。 房子狭长阴暗，不成格局。
李敖有时应约去看严侨，在谈话中总觉得严侨与自己以前印象中的严侨有点不一样，以前的严侨潇洒，现在说心里话的严侨却颇多伤感。不久他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一天晚上，严侨和李敖看望重病住院的黄钟出来，一同回家，严侨听说黄钟的病已没有什么希望，不禁感慨不已。夜色中，严侨突然低声而神秘地告诉李敖：“你不要回头看，我感觉到好像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李敖大吃一惊：严侨所说“蓝色”显然是指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他们为什么会跟踪严侨？但他很快若有所悟。
隔天发生的事证明了李敖的“所悟。”
那天黄钟病逝，严侨和李敖去医院与黄钟遗体告别，严侨的感触更多。当天晚上，李敖送严侨回家，严侨约李敖进去坐。
在昏暗的灯光下，严侨的劣酒下肚后，终于告诉了李敖一个天大的秘密：他是“那边来的”。
严侨原来是共产国民党！
而严侨竟把这个足以使他人头落地的秘密告诉自己 ，李敖深为感动：严侨显然已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肝胆相照、推心置腹的知交。
原来，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严打肃匪”，台中一中也像 其他学校一样，不时有所谓共产国民党、“匪谍”被捕去，少年李敖在这之前曾有过一次因此而导致的心灵震撼，那就是最令他心动的女老师牟琴和她男友杨肇南老师的 双双被捕。他们都是山东人，牟琴年轻艳丽，身材尤其肉感动 人，令李敖一直暗慕，还常不知不觉尾随着她，少年情怀，可笑可敬。没想到有一天一醒来就听说他们在夜里都被捕了，听说都是共产国民党；还有一位教数学的杨肖震老师已被捕去；还有一位教历史的王怀中老师，也神秘失踪了，即使病死的黄钟，也有人盛传是共产国民党，“畏罪自杀”云云。当时颇有人人自危的味道。
李敖不仅也为严侨担心起来。
在多次与严侨的夜谈中，李敖大致知道了严侨的一些情况。严侨来台湾较晚，来时还带着爱人，是从福建偷渡来到台湾的。他的母亲此时已在台湾，他有两个妹妹，大妹严倬云，嫁给辜振甫，小妹严停云，即女作家华严，嫁给了叶明勋；还有两个弟弟，也都在台湾，但他的父亲此时却是共产国民党福州市的市长。所以严侨一到台湾，国民党特务就把他请去，问他来台湾干什么？他说我来投奔自由；国民党特务说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产国民党的市长，他那么先进，你怎么就这么落伍？一般情形总是老一代跟国民党走，青年一代跟共产国民党走，为什么你们家特别：你老子前进，你反倒开倒车，来投奔我们？严侨说我不是来投奔你们，我是来投奔自由，何况我有老母在台，我要来照顾她。国民党特务查出严侨果然有老母在台，只好暂且相信。但这样总不能结案，总得找个保人，于是，由时任国民党中央社台湾分社主任的妹夫叶明勋出面，保了严侨，并介绍他到台中一中教书。和叶明勋也不无关系。
黄钟之死似乎给严侨带来很大的冲击，他似乎感到人生无常，一个最明显的证明就是他的酒越喝越多，因为没有钱，他喝的酒是烟酒公卖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犷的，没有情调，没有小菜，用牙齿把瓶盖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黄汤来。严侨喝酒虽多，但却没有烂醉的现象，他只是喝得很兴奋而已。黄汤下肚后，就往往大背和醉酒有关的诗词，其中最喜欢背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
严侨冒险偷渡到台湾，完全出于自己的信仰，是为了“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工作。作为共产国民党员，此时却陷身台湾“蓝色”的泥沼，难免有所失落，但他的特色是虽然失落却不因此脱离没，相反，他要归队去重建那父母之邦。
一天晚上，严侨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来，并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静以后，他对李敖说了一段最重要的谈话：
我不相信国民竟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国民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
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国民党销住，被另一个国民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
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
7．师生情深（3）
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