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埃尔？我会拿雅里的手稿、布列东的手稿和路易斯·卡罗的一本书，内中附有他本人的信。奥克塔维·帕斯有过惨痛的遭遇。他的书房被烧了。一大惨剧！你可以想象奥克塔维·帕斯的书房里都有些什么！超现实主义者们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亲笔题字的著作。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这是莫大的痛苦。
若就电影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可不知如何回答。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前面已说过，许多电影都没了。甚至我自己参与的一些电影也无可挽回地消失了。一旦胶片丢失，电影就不复存在。有时候，胶片也许还在某个地方，但要把它找出来太费力，重新拷贝一份也极其昂贵。
在我看来，图像世界，尤其电影世界，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出生在这样一个世纪里，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发明了各种新的语言。我们的对话若是在一百二十年以前进行，那么我们将只能谈戏剧和书籍。收音机、电影、录音、电视、合成图片、漫画等在当时并不存在。然而，每次新的科技产生，必会力证自己超越以往一切发明与生俱来的规则和限制。新科技期待自己骄傲而独一无二。新科技仿佛自动给新用户带来了某种随时可以上手的自然能力，仿佛随身带有某种新的天分，仿佛随时准备着肃清以往科技，并把那些胆敢拒绝它的人变成过时的文盲。
我一生都见证着这样的勒索。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任何新科技都需要接纳某种新语言的漫长过程，我们的脑子越是被前一种科技语言格式化，这个过程也就越是漫长。自1903—1905年以来形成了一种新的必须认知的电影语言，许多小说家以为可以从小说创作直接转入电影编剧。他们错了。他们不知道，这两种文体——小说和剧本——事实上运用着两种迥异的写作方式。
科技绝对不是一种便利。它是一种约束。还有什么比为电台编排一场戏更复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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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鸡用一世纪学会不过街（1）
托纳克？回到技术突变的问题，它是否造成我们疏远书籍？今天的文化工具无疑比那些奇迹般地历经时间考验的印刷初期出版物更脆弱，更不持久。然而，无论我们愿意与否，这些新工具在颠覆并使我们远离书籍所限定的思维习惯。
艾柯？事实上，科技更新的速度迫使我们以一种难以忍受的节奏持续重建我们的思维习惯。每两年必须更新一次电脑，因为这些机器就是这么被生产出来的：过时到一定期限，维修比直接替换更昂贵。每年必须更换一台车，因为新款车更有安全保障，有各种电子噱头，等等。这种新科技导致人们形成新的思考模式，这要求我们不断作出新的努力，更新的期限也越来越短促。母鸡可是花了将近一个世纪才学会不去过街。它们最终适应了新的街道交通状况。我们却没有这么多时间。
卡里埃尔？我们能否真的适应一种不断加快、无法正当化的节奏？以电影图像剪辑为例。有了录像短片，我们的节奏已经快得不能再快了。而除此以外，我们什么也看不到。我是想说明一种技术如何孕育它自己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又如何反过来强制技术的发展，这种情况总是越来越仓促地发生。在我们今天看见的美国动作大片（或号称美国动作大片）里，任何镜头不能超过三秒钟。这已成为某种规则。一个人回家，开门，脱外套，上楼。什么事也没发生，没有任何潜在的危险，整个场景分成十八个镜头。仿佛技术本身带上了动作，仿佛动作就在摄影机里，而不是摄影机所展现的内容里。
电影起初是一种简单的技术。人们架起一台摄影机，拍下一幕戏剧场景。演员上场，表演完毕，退场。但人们很快发现，把摄影机放在一个活动推车里，就能拍出并在屏幕上看到连贯的图像。摄影机可以具备、制作和还原一次运动。于是，摄影机就活动开了，一开始还很小心，只在摄影棚里，后来渐渐成了一个角色。它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在此之后，还必须把两个镜头剪在一起。这就是通过剪辑实现的一种新语言的开始。布努埃尔和电影生于同一年，1900年。他告诉我， 1907—1908年他在萨拉戈斯看电影，有个拿着长棍的“讲解员”，专门讲解屏幕上的情节。当时人们还不怎么理解这门新语言，还没有掌握它。从那以后，我们渐渐习惯了这门语言，但在今天，伟大的编剧们从未停止提炼它，完善它，甚至于让人觉得庆幸地“败坏”它。
我们知道，正如文学，电影也有一种自觉华丽矫饰的“贵族语言”，一种通俗平庸的语言，甚而就是一种俚语。我们还知道，正如普鲁斯特谈起那些伟大的作家，每个伟大的编剧也都在（至少部分地）创造属于他自己的语言。
艾柯？意大利政治家范范尼同样出生于世纪初，也就是电影尚未普及的年代。有一次，他在采访中说，他当时不常看电影，因为不明白，在反光镜头里看到的人物与前一秒钟正面看到的是同一个人。
卡里埃尔？事实上，必须特别小心，才不会让走进一个新的表达领域的观众迷失方向。在一切古典戏剧里，故事情节在我们眼皮底下展开。莎士比亚或拉辛的一幕戏里没有任何剪辑。舞台上和观众厅的时间平行一致。我想应该是戈达尔在《筋疲力尽》里第一次拍摄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的一整场戏，而在剪辑时只保留了长镜头里的几个片段。 txt小说上传分享
母鸡用一世纪学会不过街（2）
艾柯？在我看来，漫画很早以来就在思考人工地建构这一叙事时间。我自己是漫画爱好者，收藏三十年代的漫画作品，却读不懂最近的漫画，所谓的先锋漫画。但我又不能蒙脸不看。我和七岁的孙子一起玩他喜欢的游戏，结果惨败，比分10∶280。从前我可是电动弹子好手，有时间我也会在电脑上玩银河大战，斩杀那些外太空的怪兽，成绩还不错。如今我是甘拜下风。只是，我的孙子就算再有天分，到二十岁时也不一定能了解那时最新的科技。有一些认知领域在不断发展，我们不可能假装自己长期掌握它。想要成为杰出的核武器专家，就必须付出必要的努力，在几年时间里吸收所有数据，保持在学科前沿。然后，你成为教师，或去经商。你在二十二岁是天才，无所不知。但到二十五岁，必须拱手相让。足球运动员也一样。到了一定年龄，只好做教练。
卡里埃尔？我曾去看望列维…斯特劳斯。奥狄勒·雅各布出版社建议我们两人做一本对话集。但列维—斯特劳斯友好地拒绝了，他说：“我不想重复讲那些我从前讲得更好的话。”多么美妙的清醒。即便从人类学的角度考虑，游戏总有一天会结束，你的游戏，我们的游戏。列维—斯特劳斯可是刚刚庆祝了他的百岁诞辰。
艾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现在无法教书。我们虽然蛮不讲理地长寿，却不应忽视，认知世界在不断变革，我们所能完整领会的，无非是有限时空里的一点东西。
卡里埃尔？你怎么看待这种适应能力，也就是你孙子在七岁就能掌握我们费尽力气却无法搞懂的新语言？
艾柯？他就是个孩子，和同年龄的孩子没有不同。自两岁起，每天接触我们那个年代见不到的各种新奇事物。1983年，我把第一台电脑带回家。我儿子正好二十岁。我给他看新的战利品，想向他解释如何运行。他回答我，他不感兴趣。于是，我就独自在角落里开始新玩具的探险。当然，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还记得，当时用DOS系统，Basic或Pascal编程语言，我们还没有改变人类生活的Windows）。有一天，我儿子见我又有了麻烦，就走近电脑说：“你不如这么做。”电脑马上运行了。
我想，他可能趁我不在的时候玩过电脑。这部分解释了我心里的困惑。然而，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俩同时玩电脑，他却学得比我快？他已经具有电脑的天分。像你和我，我们已经被归纳为几个特定的动作，比如扭动钥匙启动汽车，扭动开关等。但如今只需轻击，或干脆只是按。我儿子比我们先进多了。
卡里埃尔？扭动或轻击。这个观点充满教诲意味。我想到读书习惯，我们的眼睛从左看到右，从上看到下。若是*文、波斯文或希伯来文，方向则相反，从右看到左。我在想，这两个动作是否影响了电影中的镜头推移。在西方电影里，大部分镜头的推移都是从左到右，而我常在伊朗电影（当然还有别的例子）里看到相反的情况。莫非阅读习惯掌控着视觉习惯，也就是眼睛的瞬息移动？
艾柯？那么还应确定西方农夫耕田先从左到右，再从右回到左，而埃及或伊朗农夫则先从右到左，再从左回到右。因为，耕田的轨迹正与牛耕式书写法吻合。只不过，前一种情况从左边先写起，后一种情况从右边先写起。在我看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至今却未引起足够重视。纳粹们很可以利用这点立即辨认出一个犹太农夫。言归正传。我们刚才讲到变化及其速度的加快。但我们也讲到，有些新技术从不改变，也就是书。我们还可以加上自行车，甚至眼镜。再不然还有字母书写法。这些东西一开始就臻于完美，没有改进的可能。
母鸡用一世纪学会不过街（3）
卡里埃尔？如果你同意，我还想再讲一讲电影及其令人惊诧的原样性。你说网络把我们带回字母时代？我想说，一个多世纪以来，电影始终是一个矩形投射在一个平面上。它是一种有魔力的完善的幻灯。语言得到进化，但形式保持原样。电影院的装备越来越齐全，以便更生动地展示电影，获得“整体视觉”效果。我们希望，这不仅仅是一场闹哄哄的*。
从形式而言，我们是不是可以走得更远？电影究竟是新是老？我没有答案。我知道，文学是衰老的。大家都这么说。但也许，文学从根本上还不至于这般衰老……也许，我们最好不要在这里玩诺斯特拉达姆士预言，免得很快穿帮。
艾柯？说到穿帮的预言，我在生活中还真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六十年代我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我们找了一位美国社会学家的著作，他对年轻一代做了很有趣的分析，并声称那一代年轻人将统一表现为白领、短发、毫不关心政治，等等。我们决定翻译他的著作，但译文很糟，我审稿花了六个多月。在这六个月里，我们经历了1967年伯克利骚乱和1968年五月风暴，这位社会学家的分析显得离奇脱节。最后，我把稿子丢进了垃圾桶。
卡里埃尔？我们自嘲地讲到持久的载体，讲到我们的社会不懂得持久地保存我们的记忆。不过，我想我们还需要持久的语言。世界经济论坛上的那位未来展望学家完全漠视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声称原油价格将飙升至五百美金，他凭什么有理？他的双重视界从何而来？莫非他专门修了个预言的文凭？原油价格上升至一百五十美金，又毫无理由地跌到五十美金以上。它也许还会再涨，或者还会再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未来不是一个专业。
无论真假，预言的本质在于谬误。我忘了谁这么说过：“未来之所以是未来，就因为它永远始料未及。”未来的优点在于永远让人吃惊。我一直感到惊讶，从二十世纪初直到五十年代末的伟大的科幻文学里，没有一个作者想到塑料这种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材质。我们总是从自己的认知出发去展开想象，影射未来。未来并不起源于已知。为此可以举上千个例子。六十年代我去墨西哥参与布努埃尔电影的编剧，和平常一样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我带了个便携式小打字机，一卷黑红双色的纸带。倘若纸带不幸损坏，我绝对不可能在附近的小镇西塔瓜罗找到备用纸带。当时若有电脑该多么方便呀！但我们连想都没想过。
托纳克？我们向书致上的敬意仅仅为了说明，当代科技不足以剥夺书的声誉。我们也许还应该从某些方面说明，这些科技号称能够带来的进步只是相对的。让—克洛德，我尤其想到你刚才讲到的雷斯提夫的例子，他在清晨印刷自己夜里见证的事件。
卡里埃尔？这是不可否认的成就。巴西大收藏家胡斯·曼德林向我展示过一个葡萄牙文的《悲惨世界》珍本，1862年在里约热内卢印刷出版，也就是说和法国初版同年。仅比巴黎版本晚两个月！雨果还在写作的时候，他的出版商黑泽尔就把书分章寄给国外出版商。换言之，这部作品在当时已经接近今天畅销书的多国、多种语言同步发行。有时候，相对化我们所谓的技术壮举还是有用的。在雨果的例子里，古代的效率高于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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