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神迹般的繁荣和最终毁于火中），也讲述了个体的书：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德高望重的老僧约尔格仇视笑，笑使人忘却恐惧，而没有恐惧就没有信仰。他千方百计阻止人们读相传早已佚失的《诗学》第二卷论喜剧，在书上涂剧毒，最后还一页页撕下吞进肚里……
类似对书的有意识的查禁和销毁，并不仅仅发生在中世纪。中国古代有秦火焚书。使徒保罗在希腊传道时焚烧古希腊科学典籍。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古埃及象形文字和作为文字传承者的祭司们一起被尘封于紧闭的神庙之中。十三世纪蒙古人洗劫巴格达城，烧毁近三百万册穆斯林典籍，包括近半数灿烂的苏菲派诗歌。西班牙人在新大陆销毁了几乎全部的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的典籍。希特勒和戈培尔烧毁无数“堕落”的犹太人书籍……
网络与书籍——苏格拉底的预言（2）
自公元前48年恺撒和庞培的战火烧过以来，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几个世纪里渐渐消失于火中。这个事件震撼人心，不仅因为这座空前绝后的图书馆藏有荷马的全部诗稿和阿基米德的手迹，还因为火就此成为书的历史上最深最长的噩梦。*和危机贯穿整个书的历史：宗教政治审查，外邦异族侵犯，乃至最平常不过的火灾、虫蛀和霉变。但反过来，*和危机也成就了书的历史。在艾柯的故事里，为书而死的人一一随风而逝，包括老僧约尔格，但《诗学》永远佚失的第二卷却常留在书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之中。
谈论网络与书籍的当下问题，不能绕开不谈印刷术和新教改革。从古登堡在西方印刷第一部《圣经》起（约1452—1455），以印刷书为载体的书的历史仅有五百来年。如今在古籍市场上被奉为天价的“印刷初期珍本”（incunable），也不过是十六世纪的产物。但我们知道，广义的书的历史，也就是书写的历史，远远不止于此。早在印刷书籍以前，人类就有莎草纸稿、羊皮纸卷、石碑、木板、竹片、锦帛等等更古老的书写载体。如果把电子书视为印刷书之后的新载体，那么在书的历史上，网络是继印刷术之后的又一标志性事件。当下所讨论的“阅读危机”，究竟是网络渐渐有取代传统印刷书的势头，人们只读电子书而不读传统的印刷书？还是人们确实不再读书了？这个区分显然很关键。新教改革以来，书不再是仅仅属于少数贵族和僧侣的特权，没有古登堡发明西方活字印刷术，《圣经》的传播将是难以想象的。印刷术使得人人有书读，难道网络却反而让人不再读书吗？
艾柯再三强调一个比喻，书如轮子。一经发明，轮子就尽善尽美，再无改进的必要和可能。同样的，书作为阅读的载体，也永不可能被超越和替代。本书命名为“别想摆脱书”，第一章标题更声明“书永远不死”，看来两位对话人是很肯定地否决了书将消失于人类世界的预言。艾柯所说的“书”，其实是广义上的书，用“书写”来表达更确切。书写的历史既不开始于古登堡圣经，看来也不会终结于电子书的诞生。书写和轮子一样不死。
“不朽的书写”这一说法古来有之。艾柯和卡里埃尔虽然没有在对话中提到，但西方书写起源的神话，却是出自毕生从未著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话《斐德若》讲道，埃及有个古老的白鹭神叫忒伍特（Theut）发明了文字。然而，埃及王塔穆斯提醒他，有了这个发明，人们从此将信赖书写，不再练习回忆，“仅凭记号外在地记忆，而不再靠自身内在地回忆”，也就是说，书写使人“在灵魂里善忘”（《斐德若》，275a）。
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进一步把书写分成两种，一种是“农作的田间”，一种是“阿多尼斯的园子”。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专业写作和业余写作。前者是严肃的劳作，是智者写在灵魂深处的文字，“用知识写在习者灵魂中，它有能力卫护自己，而且懂得对谁该说、对谁该缄默”（276a）。专业作者用严肃的文字在他人的灵魂里播下不死的种子，正如苏格拉底以对话的方式把“爱智”的学问教授给雅典青年。至于后者，阿多尼斯是个美少年，连阿弗洛狄忒也对他倾倒不已，可惜他未成年就在狩猎时被野猪咬死。古希腊的妇人们在每年仲夏时节举办阿多尼斯节，把种子埋在装着泥土的篮子、贝壳或瓦罐里，这样开出的花儿特别容易凋谢。阿多尼斯的园子，其实就是容易凋谢、不会长久留存的业余写作。
网络与书籍——苏格拉底的预言（3）
书写有别，阅读也必然分等次。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书写，“没经过教，学生们就听说了许多东西，于是，他们就会对许多自己其实根本不懂的事情发表意见，结果很难相处，因为他们得到的仅是智慧的外观，而非智慧本身”（275b）。这段话值得今天的人们再三体味。人人都知道莎士比亚，也都能自诩读过莎士比亚，即便从传统的教科书中也能了解《哈姆雷特》的中心内容、思想内涵，等等。然而，据苏格拉底的说法，真正的阅读是必须教才能会的，单单读过并不一定能体会书中的智慧，没有正确方法的阅读更有可能让人只抓住智慧的外观并沾沾自喜。艾略特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经说过，从文学品质而言，《哈姆雷特》是一部混乱的悲剧，算不上杰作。但它变成一个谜，引发世人不断探索，它因经得起历代注释而成为杰作。只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书的历史上，只有一个莎士比亚，也只有一部《哈姆雷特》。
所谓的“阅读危机”，看来不只在于人们不读书，还在于不正确地读书。不正确有时是方法不对，有时则是没有读对书。我们从苏格拉底那里明白，一本书并不总是适合所有人：“一旦写成，每篇东西就以相同的方式到处传，传到懂它的人那里，也同样传到根本不适合懂它的人那里，文章并不知道自己的话该对谁说、不该对谁说。要是遭到非难或不公正的辱骂，总得需要自己的父亲来帮忙；因为，它自己既维护不了自己，也帮不了自己”（275e）。如果说网络确实带给书籍什么危机性的冲击，那么这大概尤其表现在，网络时代的书籍更显著地体现了苏格拉底当初的忧患：一方面，书无法选择读者，也不能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摆在读者面前的不再只是一篇看似高妙的吕西阿斯辞赋，而是网络时代无穷无尽真伪难辨的信息，而再也没有一个苏格拉底像当初那样拦住天真的斐德若，耐心揭穿智术师吕西阿斯的欺骗本质。
在柏拉图对话《斐德若》中的某个夏日的正午，雅典城外的伊利索斯河畔，苏格拉底快活地躺在梧桐树下，向少年斐德若传授书写的秘密。苏格拉底对书写做出的种种预言，如今一一得到验证，阿多尼斯园子式的书写（和阅读）处处绽放，侵犯着“劳作的田间”，原本界限分明的两种书写方式被混淆了。在笔者看来，混淆二字才是书的真正危机所在。在当下“全民写作”的文化气候里，撇开多数网民如阿多尼斯园子般的博客写作不谈，真正的危险始终来自吕西阿斯式的写作，混淆界限，名不副实，如苏格拉底最后在祈祷时所称，“身外之物与内在的东西闹了别扭”（279c），随时可能迷惑没有防备的斐德若们。从某种程度而言，所谓书的现代危机，无非是人类又一次面临苏格拉底当年的忧虑；现代学人呼吁“书永远不死”，也无非是响应柏拉图当年所开启的真正意义的写作——柏拉图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了一生没有留下任何著述的老师的言说，这尤其值得深思。看来，讨论书的命运，无论如何不能避开苏格拉底的预言。
从*到虚妄，《别想摆脱书》的对话由此进入华彩部分：为愚蠢和谬误正身。在人类历史上，不仅有智慧和精神丰碑，更有愚蠢和谬误。人类一直都在真诚地犯错，愚蠢和谬误也始终横贯人的历史和书的历史。不说别的，我们对古代作者和古代民族的了解，岂非往往从其反对者的记载开始？从恩培里柯的批评认识廊下派哲人，从艾提乌斯的笔记发现前苏格拉底哲人残篇，从恺撒（《高卢战记》）了解高卢人，从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了解日耳曼人……
从前玄奘要穿越西域，前往天竺取经，欧洲中古学者为了意大利修道院里的一卷珍本，要横穿英吉利海峡，越过阿尔卑斯山；如今，网络在弹指之间提供了近乎无穷的阅读可能。古人在抄写经文时会小心翼翼地依样照抄前人笔误，手抄本上的一个笔误也会得到膜拜；如今人们一边怀疑着网络上未加分辨和过滤的信息，一边又随时随地有条件添上新的信息。这是人类的进步还是退步呢？无论如何，谬误和愚蠢像影子一般忠实地追随着我们。但有一点大概可以确定，网络与书籍并不是非对立不可。
不先接受托勒密的谬误的地心学说，我们将无从理解伽利略的正确的天体运动学说，同时认识到托勒密错了。艾柯自称只对谬误和愚蠢感兴趣，因此，他收藏谬误的托勒密珍本，却没有正确的伽利略著作。这让人不由想到列奥·斯特劳斯强调*对写作技艺的根本影响以及文本阅读的隐微理念。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两位学者的研究路向分别指向苏格拉底预言里的两极，一个关注多数人如何“凭借记号外在的记忆”，一个倾心于少数人如何重建“内在的回忆”，究竟谁更有说服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吴雅凌？ 2009年10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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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永远不死（1）
让—克洛德·卡里埃尔（以下简称“卡里埃尔”）？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有关未来十五年影响人类的诸种现象，某位未来展望学家在被提问时指出，有四个根本现象在他看来确定无疑。首先，原油价格上升至五百美金。第二与水有关，水将在未来成为和原油一样的可交换商品。期货市场将出现水的牌价。第三个预言是非洲必将在未来十年形成强大的经济力量，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期待。
据这位专业预言家的分析，第四个现象是书的消失。
问题在于，书的彻底消失——倘若书真会消失——是否给人类带来诸如水逐渐匮乏，或原油不可企及一样的后果。
安贝托·艾柯（以下简称“艾柯”）？书是否因网络出现而消失？我在当年写过文章，也就是在这个话题合理突显的时候。从那以后，每次有人要我发表观点，我所能做的无非重写一遍同样的文章。但没有人发现。原因首先在于，再也没有什么比已发表的东西更为人所不知；其次在于，公众舆论（至少是记者们）始终持着书必将消失的想法（要么这些记者们以为他们的读者持有这个想法），每个人都在不停歇地表述着同一个问题。
事实上，有关这个话题，可以说的东西很少。网络使我们进入字母时代。倘若我们曾自以为步入了图像文明，那么电脑又把我们引回古登堡的体系，从此人人必须阅读。阅读需要一种载体。这种载体不可能仅仅是一台电脑。在电脑上花两个小时读一本小说，你的眼睛就会肿得像网球。我在家里有一副宝丽来眼镜，专门保护长久盯住屏幕的眼睛。另外，电脑离不开电，我们不能在浴缸里用电脑读书，就连在床上侧躺着也没法用电脑。相比之下，书似乎是一种更灵活的工具。
两者必有其一：要么书始终是阅读的载体，要么存在某种与书（甚至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的书）相似的东西。五百多年来，围绕书这一客体的多样化，并没有改变书的用途或结构。书就如勺子、斧头、轮子或剪刀。一经造出，就不可能有进一步改善。你不能把一把勺子做得更像勺子。打个比方，设计师们试图改善开瓶器，但收效甚微，大多数新开瓶器根本开不了瓶。菲利普·斯塔尔克曾经尝试在挤柠檬器上搞创新，但他的挤柠檬器（为了坚守某种纯粹的审美效果）没法过滤柠檬籽。书多方证明了自身，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比书更适于实现书的用途。也许书的组成部分将有所演变，也许书不再是纸质的书。但书终将是书。
卡里埃尔？最新的电子书似乎和印刷书形成了直接竞争。迄今已有一百六十种“阅读”浏览器。
艾柯？当然，一件诉讼案子的两万五千个折状若能存为电子文件，法官就能更方便地把它们带回家。在许多领域，电子书极大方便了使用。我只是在不断地向自己提一个问题：即便在技术层面上最好地满足了各种阅读需求，用电子书阅读《战争与和平》是否合宜？我们以后会知道的。无论如何，我们将会无法阅读托尔斯泰和任何印在纸上的书，原因很简单，这些书已经开始在图书馆里腐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