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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柯？我们倒有一些太阳王子，城邦的首领，在十七世纪以前大大促进某种异乎寻常的创造力。在此之后是漫长的衰落。与你们的太阳王对应的是教皇。在最强有力的教宗治下，建筑和绘画往往出其不意地繁荣，这原来不是偶然。但文学除外。在意大利文学的伟大时代里，诗人们都在小城的领主家里创作，比如在佛罗伦萨、费拉拉，而不是在罗马。
卡里埃尔？我们一直在谈论过滤，但如何看待一个与我们如此接近的年代？假设有人要求我介绍法国文学史中的阿拉贡，我该从何讲起？阿拉贡和艾吕雅原本是超现实主义者，稍后却都写下了同情共产党的可怕而夸张的文章：“斯大林的世界永垂不朽……”毫无疑问，艾吕雅始终是诗人，阿拉贡始终是小说家。然而，我现在所能记住的，却是他创作的歌词，由布拉桑等人谱曲。《没有幸福的爱情》或《人就这么活吗？》。我一直深爱这些老歌，它们陪伴并装点我的青春年华。只是，我很清楚，这在文学史上只能算一个小插曲。我们还能为未来几代人留下什么呢？
电影方面的例子。我在五十年前讲课时，电影正好也有五十年的历史。当时有一些大师，我们学习欣赏他们，分析他们的作品。其中一位大师就是雷内·克莱尔。布努埃尔曾说过，在三十年代，有三位电影导演可以为所欲为：卓别林、华特·迪士尼和雷内·克莱尔。如今在电影学校里，没有人知道谁是雷内·克莱尔。按愚比老爹的话说，他彻底没影儿了。人们几乎记不住他的名字。三十年代的那些“德国人”也是一样，布努埃尔尤其钟爱他们：乔治·威廉·巴布斯特、弗里茨·朗和茂瑙。谁还知道他们，谁还引述他们，谁还列举他们作例子？弗里茨·朗还为人所知，至少电影爱好者们记得他的《杀手M》。但其他几位呢？过滤在无情、无影地实施，甚至电影学校也一样，这由学生们来决定。突然，某位“被过滤的”导演重新现身。因为他的某部电影在这里或那里放映，并造成轰动。因为新出了一本关于他的书。但这总是极其罕见的。我们几乎可以说，电影一旦开始走进历史，也就走进遗忘。 。。
被过滤者的报复（8）
艾柯？世纪之交的作家也是如此，当时在意大利有三大诗人：邓南遮、卡尔杜奇和帕斯科利。直到法西斯政权以前，邓南遮都是伟大的民族诗人。一战结束后，人们发现了帕斯科利，说他是二十世纪诗歌的先锋。卡尔杜奇当时被看作修辞家，默默无闻。但如今又兴起了重读卡尔杜奇的运动，说他实在不赖。
新一代的三大诗人是翁加雷蒂、蒙塔莱和萨巴。人们当时都在追问，他们三人中谁会获诺贝尔文学奖。结果萨瓦多尔·夸西莫多在1959年获得这一殊荣。蒙塔莱直到1975年才获奖，他无疑是二十世纪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在我看来，他还是二十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卡里埃尔？在我那个年代，也就是1925—1930年间，全世界最伟大的电影是意大利电影。我们每个月都在期待那两三部意大利新片上映，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这构成我们的生活，远胜过我们自己的文化。在某个悲哀的日子里，意大利电影开始衰竭，并很快消逝。意大利电视是罪魁祸首，据说电视当时也联合制作电影。当然，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一神秘的枯竭现象，意大利电影本身也深受其苦。突然之间，活力不再，导演老去，演员也是，作品被不断重复，某种精髓的东西正在丧失。意大利电影一去不复返，尽管它曾经在世界电影史上名列前茅。
这让我们笑、让我们颤抖的三十年，如今还留下什么？费里尼始终让我心醉神迷。安东尼奥尼一直让我心怀敬佩。你看过他最后的电影短片《米开朗基罗的凝视》吗？这是有史以来最美的一部电影！安东尼奥尼在2000年拍摄了这个不到十五分钟的短片，片中没有任何对白，他有生以来第一回把自己拍进电影。我们看见，他独自一人走进罗马的圣·皮埃尔·奥里安教堂。他缓缓走向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的坟墓，整部电影就是一个没有对白的对话，是安东尼奥尼和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像的相互凝视。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自我展示和言论发表的疯狂、毫无来由的骚动，全被否决在影片的沉默和导演本人的凝视之中。他是来告别的。他再也不会回来，他心里明白。他来做最后一次拜访，他自己即将离去，而那难以捉摸的杰作将永久留下。他仿佛是最后一次来向它提问。他仿佛是试着来窥探一个言语无法穿越的谜。安东尼奥尼在走出教堂以前凝视摩西像，那目光是如此悲怆！
艾柯？我觉得，最近这几年我们似乎过分遗忘了安东尼奥尼。相比之下，费里尼自从去世以来威望越来越高。
卡里埃尔？他绝对是我最热爱的导演，尽管他不总是得到恰当的评价。
艾柯？在他的一生中，费里尼被看作一个不关心社会现实的做梦者。那是一个极端的政治介入的年代。在他去世以后，人们重新审视他的电影，并重新加以定位。最近我在电视上看了《甜蜜的生活》。这是一部鸿篇杰作。
卡里埃尔？一说到意大利电影，很多人首先会想到佩特洛·杰米、吕基·康曼西尼、迪诺·里西和意大利戏剧。我有点担心，人们渐渐会遗忘另一些人，当初他们在我们眼里就如半神。像米洛斯·福尔曼，他当初之所以想拍电影，是因为在少年时代看到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电影，尤其维托里奥·德·西卡的电影。对他来说，电影一边是意大利电影，一边是卓别林。
艾柯？我们又回到刚才的假设。当国家过于强大时，诗歌缄默不语。当国家处于全面危机时，比如战后的意大利，艺术能自由地畅所欲言。新写实主义的伟大时代起源于意大利风雨飘摇之中。当时我们还没有进入所谓的意大利奇迹年代，也就是1950年代的工商业复苏。《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拍摄于1945年，《战火》在1947年，《偷自行车的人》在1948年。十八世纪的威尼斯还处于商业强盛时期，但开始走向衰落。然而，那时有提埃波罗、加纳莱托、瓜尔第和戈尔多尼。因此，当政权消竭时，有些艺术会被激发，有些不会。
卡里埃尔？拿破仑时代实行绝对政权，在1800—1814年间，没有一本在法国出版的书还流传至今。绘画非常壮丽，却也极其矫饰，大卫在《加冕仪式》以前还是伟大的画家，后来却变得平淡无味。他在比利时度过可悲的晚年，专画一些矫揉造作的古典题材。没有音乐，没有戏剧。当时只重演高乃依的作品，拿破仑去剧院只能看《西拿》。斯塔尔夫人被迫流亡。夏多布里昂遭到当局敌视，他的代表作《墓外*》一开始是秘密写的，在他生前只发表一小部分，而且是很迟以后。当时给他带来荣誉的小说如今都不堪卒读。这是一个过滤的奇特例子：他为众多读者写的东西被我们丢开，他单独为自己写下的作品却让我们心醉神迷。
艾柯？彼得拉克也是如此。他一生都致力于拉丁文巨著《阿非利卡》的撰写，并相信这会成为新的《埃涅阿斯纪》，给他带来荣耀。他只在没什么好做的时候才写十四行诗，而这些诗令他名垂史册。
卡里埃尔？我们讨论的过滤概念，让我不禁想起那些喝前要过滤的葡萄酒。现在有一种葡萄酒，就是“没过滤的”。它保留了所有残渣，有时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风味，一经过滤就被去除。也许，我们在学校里品尝了一种过度过滤的文学，以至于丧失了这种不纯粹的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