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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拉很爱美，生前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他爱穿西服，走路昂头挺胸，自我感觉良好。他还拍了许多神采飞扬的标准相。他在市机关当一般干部，薪水低，城里没有私房，乡下的家底也差，所以，圈里圈外，怎么也掩饰不住囊中羞涩。他爱美，反而给人以口实，被认为是虚伪。市机关是拒绝虚伪的，于是他便成了世俗的处理品，不久被调往慎海乡。他在慎海乡负责民政工作，曾被落后的农民扔过河，但慎海乡最穷、最苦、最可怜的人都说苏拉是位好干部，他们还把当地一条桥称为“苏拉桥”。
苏拉做人刚正，爱提意见，爱发牢骚，爱打抱不平，且不为五斗米折腰，敢于向壁垒森严的官场叫板，与不正之风格格不入，这命中注定他会走向孤独和悲愤。他处处受到弹压，以至后来神经错乱，老是怀疑背后有人盯梢。一九九四年某天他猝死家中，有人说他是“积忧成疾”而死，有人说他是“气死”，有人甚至说他是“被人害死”，反正死得“一题多义”，正应了一位哲人的诗句：“啊，四十岁，你是一首朦胧诗。”
苏拉离开人世已经六年，坟前想必是蒿草乱眼了。我每每想起他，感慨多于怀念。的确，苏拉生不逢时。他生前在城里找对象，找来找去，没找到，只是找到了孤独、冷漠和失望。我想，要是今天他还活着，那他该多么潇洒，多么滋润，多么体面，而他找对象，恐怕不再遭遇“康定城里无大姐”了。
二○○○年十月于乐成马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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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想起苏拉
近日，重读《聊斋志异》中的“罗刹国”故事，觉得主人公马骏天天扮作张飞去见国王，活得好累，不由地又想起苏拉。
苏拉是原乐清县纪委的一名干部，他在单位里有点像马骏。苏拉原本爱笑，而发笑时，宽大的嘴巴不时会流下口水，所以，看苏拉发笑或逗苏拉发笑，是一件挺好玩的事。我们同学、朋友都喜欢与苏拉在一起。但苏拉在县纪委，整天绷着脸，像位老寡妇。我们同学、朋友去找他，见面也一样，而且，他张口总是这样问：“找我检举什么人吗？”这显然是患了职业病，是纪委的面孔代替了他的面孔，是纪委的神经代替了他的神经。他在家乡人面前不说家乡话，而坚持说普通话，这固然是他死讲面子的表现，但他骨子里依然坚守着纪委的刻板与尊严。纪委成了他的一切。他多次给省纪委、中纪委写信，反映个别领导的一些不廉不洁问题，但换来的更多是冷眼和嘲笑。他在失望中工作和抗争，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同学、朋友、同事、同乡们离他越来越远。其实，这是工作中的苏拉，一个被纪委彻底格式化了的苏拉。
然而，生活中的苏拉跟马骏怎么也沾不上边，他绝对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自由的人，活得又轻松又自在。
苏拉不会唱歌，也不敢唱歌，但他是邓丽君的铁杆歌迷。邓丽君的歌，软绵绵的，像一只柔软的姑娘的手，摸着谁的耳朵，谁的身子八成会发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邓丽君的歌，官方是不欢迎甚至是抵制的，它仅流行于民间，而机关干部是鲜有收听的。但苏拉告诉我，邓丽君的歌，他就是百听不厌，而且越听越有味道。他住在市政府宿舍里，四周布满了讲政治、讲纪律的耳朵，但夜里，他总是将录音机的音量调得高高的，让邓丽君缠绵的歌喉自由张扬，从不顾忌人家说三道四。
苏拉不爱看书、写文章，不会甩扑克、下棋，虽说会打麻将，但在县城他从来不沾手。他的业余爱好，除了爱听邓丽君的歌，还爱自我欣赏。他去世时，身边留下有价值的东西，一是三套崭新的西装，二是十几张放大了的个人彩色标准相。生前，他上街可能会忘了带钱，但绝对不会忘了带小镜子。他自我检查比机关任何一位干部都自觉。他穿西装就跟香港影星周润发一般帅气，为留住这份帅气，他去照相馆不知拍了多少标准相。有人批评他自恋，他哈哈大笑，反击很到位：“这说明我长得好看嘛，你们妒嫉个屁！”
苏拉也爱逛街。他是上半街的忠实勘测者和观察者。他在上半街留下的足迹充满了好奇和叩问。上半街南北走向，长不过百米，但苏拉很少从南到北，或从北到南，把它一口气逛穿。他的脚步没有固定的起点和终点，没有明确的泊位和方向，而是前后左右乱逛，完全听凭自己的兴致。即便在街上撞见老同学、老朋友，他也坚持独立行动。他不想出卖自己的自由。他的脚彻底属于自己，不想跟在人家屁股后头亦步亦趋，也不想让人家的意志影响他自由移动的脚步。有趣的是，不少时候，他常常站在老戏院的大门口发呆，由逛街变成了站街。他为什么会发呆，拿他自己的话来回答，就是：“这是我的自由，你用不着管。”
苏拉显然是一个性格分裂的人。人们爱用笑声来补充对他的看法，这不是没有理由的。然而，苏拉是立体的，复杂的，他有点像马骏，但绝不是马骏。其实，人活在世上，各有各的活法。苏拉的活法，是有个性的，至少他不像时下那些“马骏”式的人物，将工作中的面孔带到生活中来，让人觉得总像在演戏。说真的，苏拉要是还活着，那该多好啊，因为不管怎么说，现在是一个打假占上风的时代，真实的人总比作假的人活得轻松、自在、痛快啊！
二○○六年九月十七日于乐成马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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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来偏爱故山清
人生是一台戏。洪禹平老师的人生剧，是颇有看点的，但它最终在灵山山巅静悄悄地落幕，这是人们所没有想到的。
其实，洪老师的人生，让常人想不到的地方很多。
读初中时，他就写出这样的诗句：“发省晨钟鸣白鹤，寻诗皓月出箫台。”这诗句不光有意境，有味道，更有深长的寄托——四十年之后，他真的住进了箫台寺，在箫台山上一边听白鹤寺的晨钟暮鼓，反思人生，一边赏月作诗，寻觅仙踪。他甚至还和箫台寺的和尚，为吃水的事而激烈地吵过架。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人生设计，但我敢说，他年少时就看重白鹤寺，看重箫台山，这是一种宿命，预示着他的人生，将与历史、文化为伍，将与清寂、高远、空灵为伴。不过，大家不要误会，他没有当和尚，而他所以不当和尚，道理非常简单，他想当作家，当一名真正的作家。在他看来，世界上两种人最伟大，一种是科学家，他们创造了物质世界，一种是作家，他们创造了精神世界。和尚自然不行，他们从物质世界逃进了精神世界。
当年，洪老师参加游击革命，使用的不是枪，而是笔。有趣的是，个别老革命，当年抗日，两眼竟没有见过日本兵。但他们手中的枪最终为他们赢得了地位与荣誉。洪老师不同，他的笔尽管也一度为他赢得了荣誉，使他从乐清走向京城，堂皇地进入文化部工作，但他那支笔最终还是惹了祸，使他成了右派分子，被撵出了北京。从悲剧意义上说，当年他参加革命，不选择枪，而选择笔，这似乎是一个错误。但没有想到，就是因了这个错误，他给自己身后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东西！他虽说来不及写完自传就去世了，但于作家们看来，空白也是文字，也是内容，有时甚至比文字更耐人咀嚼，所以，他以笔杆子为支撑的人生，比起某些人的以枪杆子为支撑的人生，要厚重得多，深刻得多，精彩得多。
洪老师比学生王丽大三十一岁，他俩结婚，圈内人认为浪漫，圈外人认为荒唐。但浪漫也好，荒唐也好，洪老师并不像常人所想象的那么有英雄胆气。为避免伤害王丽，他们先是躲离乐清去漓江，然后去北京，最后才小心地抱着孩子回转乐清。我们一班人在《箫台》创刊十周年之际各写了一篇短文，我的短文很咬人，第一句话就是：“刊物越老越好，而人越老越不中用。”洪老师对我的文章一向持褒奖的态度，但他对我这篇短文却不掷一词。我明白，我的短文无意间触到了他的心灵痛处。他最怕人家说他“老不中用”。实际上，他与王丽结婚，奇怪的并不是他的年龄，而是他那颗出奇年轻的心和那超人的精力。他多次对我说，他活到九十五岁不成问题。恰恰因为这份自信，他的写作计划被拉长了十五年，以致现在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著述。
洪老师学养深厚，雄辩，爱奖掖新人。他称我为“及门弟子”，在信上称我为“贤弟”，我自然受宠若惊。但我这个人不知天高地厚，偶尔也跟他过不去。一九九八年，我的小说集《怪手》出版，我请他作了序。他从北京将序寄给我，序写得很精彩，文字也干净，全文只有两千余字，但我仍嫌它太长，写信要求他再砍掉几百字。他先是不同意，后来索性让我自己来砍。我不客气，真的砍了。事后，我冷静一想，不禁手心出汗，天啊，我怎么啦，竟昏头到如此地步。的确，在文章面前，他是座大山，我得抬头仰望啊！其实，洪老师是一位修养高深的人，他让许多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包括我，从他身上看到了自身的浅薄。洪老师固然评论过许多人的作品，但我发现，他从来不评论作者的为人，哪怕作者的为人一塌糊涂。我与他相处二十多年，听过他不指名道姓而评论作者为人的话只有一句：“某某（指地名）二公，狗屁不通。”
洪老师思想深邃，胸襟开阔，其人生中还有许多让常人想不到的地方，我不再赘述。我想给大家留点空白。
“天下名山阅历遍，老来偏爱故山清。”这是洪老师希望寄魂灵山的诗句。灵山很高很美，站在其山巅，可以望见波涛汹涌的乐清湾及壮丽的日出。现在，洪老师的愿望已经实现，他的骨灰已撒在灵山山巅。明年清明，我们将在他的寄魂之处，栽下松树——的确，他的人生剧已经落幕，但他的艺术生命应该而且有资格像松树一样，奕奕常青。
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于乐成马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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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棵柏树
四月九日下午，天阴沉沉的，我们带着潮湿的心情，去了灵山。
我们带着三棵柏树，一棵代表学生，一棵代表同事，一棵代表亲友，是送给洪禹平老师的。去年八月十七日，洪老师的骨灰就撒在了灵山顶上。灵山顶上有一些松树，不起眼，稀稀拉拉的，虽不会说话，但忠诚，日夜陪伴着洪老师。我们打算将柏树栽在松树丛中。柏树与松树一样，奕奕常青，很合灵山的意。而且，柏树与松树作伴，风一吹，哗哗作响，洪老师喜欢，他不会感到寂寞。
灵山很高很深，风吃得紧，山谷里回响着怪怪的声音。可到了山顶，那里除了默默伫立的松树，什么异响也没有。我们觉得，我们来对了，至少在这个时候。
于是，我高声喊：“洪老师，我们看你来了。”
王汝杰马上接应：“洪老师，你放心吧，乐清文脉断不了啦。”
我和许宗斌、潘锦毅、洪青梅觉得有意思，嘿嘿笑了。生前，我们与洪老师聊天，也常常这样笑。洪老师爱听我们的笑声。没错，这里不是文联，不是文昌阁，不是哪个单位的办公室，也不是洪老师在西门的商品房，这里是松树岗。但洪老师就站在我们的中间。他在说话，话依然很长，就像松树岗前方的一抹云雾。这抹云雾横在乐清湾的上空，在酝酿雨——下海的人，坐在船上的人，抬头望见它，少不了会说：“啊，天要下雨了。”
洪老师话匣子一打开，真的像下雨。我们都爱淋这种雨。
我们细心地栽下了两棵柏树。在挖好第三个坑时，王汝杰说，烧点纸，祭奠一下吧。
我说，对，今天不讲政治，讲风俗。
大家觉得有意思，又嘿嘿笑了。我们跟洪老师在一起，最大的感觉就是有意思。特别是我，有些事脑子里总是抹不去。一次在雁荡山，洪老师满宾馆找我，一边高声喊我的名字，找到了，一个劲地笑，眼泪都出来了，然后说：“你写妇女流产，写得逼真极了，可怕极了，可你不了解男人，比如我，哎呀，不能拿年龄看人呀。”一次在我的办公室，洪老师说，我要在蒲岐办大学，方案都弄出来了。我说，这太不现实了，你把大学办在蒲岐，鬼去读书呀，还有，人家白白送土地给你，政府会答应吗？你去跑项目，你会跑吗？洪老师白了脸，说，你……你扎实有意思。其实，我们之间说话，就是有意思。意思什么呢？就是洪老师把我看年轻了，而我却把洪老师看老了。
许宗斌拿出了《心迹录》。这是前不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