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这个落差没有严重失衡，就不会带来危害。高于外部评价的自我评价能够防止自我厌恶的产生，而高于自我评价的外部评价亦能激励人的上进心。
但是，一旦自我评价出现分裂，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情况一，深信自己才华横溢的自我陶醉和惧怕自己或许并无才能的重重疑虑，这两者相互争执，喋喋不休。
情况二，对自己清白的坚信和觉得自己当负责任的愧疚，两者同时存于体内。
在上述情形下，我们会陷入难以排解的郁闷心理中。
而“羞愧感”就是“这种不平衡”的表现之一。
当然，不平衡也有许多其他的表现方式。
羞愧感——请原谅我用这种费解的说法，还算是其中“保持着均衡的不平衡”了。
这与“爽快的落败”、“生气勃勃的死法”、“带着温暖的冷漠”之类的东西颇为相似。
“保持着均衡的不平衡”，这是我在人类的美德中评价最高的品质之一。
说得有些晦涩难懂，真是抱歉啊。
那还是回到原先的话题吧。读了村上春树的文章，感觉安原这个人似乎是深陷在“缺乏均衡的不平衡”里的人。
于是某一天，突然翻脸不认人的安原显开始对那个“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村上春树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于是，有一天（是什么时候来着？）安原先生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开始用极其难听的字眼儿排山倒海地谩骂起我的一切。……他的批判如此猛烈，让我真是吓破了胆。毫无疑问，话语中包含着憎恶的感情。一夜之间（只能这么想）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将安原先生变成了我的“敌人”呢？老实说，我全然摸不着头脑。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村上春树恐惧症（2）
（同书，270页）
窃以为，这段关于安原“豹变”的叙述可谓入木三分。并非由于具体的分歧而产生了龃龉，毋宁说是在编辑先生的内部萌生了更为本质的厌恶感。
关于其理由（虽不是直接说明的），村上春树推测到，或许是由于安原显本人对自身“作为作家的才能”产生了评价上的误差。
得知安原显曾写过小说，已经是后来的事儿了。他用好几个笔名，有时又是用真名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或是去应征文学奖，或是发表在小规模的杂志上。……说实话，也算不得特别有趣的小说。既没有毒性，也不能成为治愈的良药。尽管这样说可能有点过分，但小说中丝毫没有显露出安原显这个人的本性。记得那时我还十分费解，为什么如此令人兴趣盎然的人物，却只能写出如此索然无味的小说呢？……既然他是个性如此炫目的人，就应该能够写出更加有趣、更加生动的故事才对啊。然而，个性与创作，往往是在不无距离的地方得以成立的吧。
据我所知，他的小说既没有拿过奖，也没能广泛引起普通读者的注意。这件事似乎让安原先生伤透了心。……
……我现在仍然觉得，安原先生在他的一生中真正追求的是成为一名小说家。作为编辑，经手过许多作家的作品，于是，他可能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吧：“这种程度的玩意儿都行的话，那我也能写啊。”我很理解那种心情。而且认为，即使他写出了小说也不足为奇。可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他却连“这种程度的玩意儿”都没能写出来。
（同书，267…268页）
这就叫“眼高手低”。
比起创作，更倾向于评论的人，作为创作者，是做不成什么大事的。
这是事实。
我自己就是如此，所以心知肚明。
我也读过成千上万本小说，也曾经很多次觉得“这种程度的玩意儿，我也能写啊”。
可实际上，不用说“这种程度的玩意儿”了，就连区区一页都没能好好写完。
据说银色夏生①先生在电视上看了流行歌曲节目之后，觉得“这种程度的玩意儿，我也能写啊”，于是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百首歌词。
这才是“作为作家的才能”。并非通过努力、通过学习就能得到的东西。
人的类型是各不相同的。
作家和编辑之间并不存在着上下的等级差别或阶级差别，仅仅是能力的种类有所不同罢了。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人在资质上或才华上的差距。虽说这是一种不幸的错觉，但产生这样的想法也实属无可奈何。
对于安原作为作家的才能，外部的评价显然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高度。安原显开始憎恶村上春树的起因，或许与此不无关系。
把作家的亲笔手稿这种活生生的素材，当做赚钱的商品变卖给旧书店。安原对村上春树的憎恶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把手稿当做“物品”变卖，就意味着把作品看做是一件平常的“稀奇玩意儿”（就跟珍奇的邮票或是硬币一样）。垂死之人是不可能为了一丁点儿钱去做那种事的。
也许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待——这一行为的目的恐怕仅仅在于毁损作品的“文学性”。
“这种东西不是文学！只是件商品而已。”
这才是安原显想一吐为快的心里话吧。
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的评论家所做的最后一件工作，居然是全盘否定一位作家的文学性。我竟从此举中感到了某种近乎于悲壮的东西。
为什么某些评论家总是把深恶痛绝的矛头指向村上春树呢？
在日志中也曾好几次谈到这个话题，其实至今我也不明个中缘由。不过倒是弄懂了一点：这种憎恶乃是“日本文学”的一种生理现象。
直觉告诉我，这里有着通往日本文学底层的一道倾斜的深坑。
不过，看来日本的评论家们现阶段尚无打算从“指向村上春树的集体憎恶”这一特别的视点出发，来切入日本文学的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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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为什么被文艺评论家们厌恶呢？
第四章 村上春树与评论家们
第二节 村上春树为什么被文艺评论家们厌恶呢？
在《每日新闻》的回顾报道“本年度？文艺”中，松浦寿辉和川村凑对今年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盘点，照例对村上春树展开了批判。
川村：村上春树的短篇集（《东京奇谭集》）一如既往地精妙呢。
松浦：展示出了短篇这一容器经过千锤百炼之后所达到的顶峰。不过我认为，这是一种犹如万能钥匙一般的文学。无论什么锁都可以打开，所以能吸引全世界的人。但是，它不具备日本近代文学那种记忆的厚重感，感觉就像是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小说。
川村：印度的研究生们也评价说，读起来毫无异质感。应该说它属于塞林格之后美国都市派小说的流派吧。之前的短篇集《神的孩子全跳舞》还营造了重重迷雾，可这次几乎没有那样的部分。
松浦：语言中应该有一种根植于本土的羁绊，然而，在村上春树的文章中却嗅不到泥土和血液的气息。那是一种恍如淫靡与甘美交织在一起的羁绊呢。可它们却在村上那里戛然断裂了，让人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尽管的确写得非常精妙，但所谓的文学便是这等之物吗？
（《每日新闻晚刊》，2005年12月12日）
奇怪的是，与莲实先生评价村上文学的时候如出一辙，使用了“上当受骗”这个字眼。
这种评语，指名道姓地把一位作家的作品称做“骗人的玩意儿”，全盘否定作家在文学上的苦心经营，同时也意味着把读者们归入了“上当受骗的傻瓜”这一行列。我是村上春树的忠实读者，因此，看到这样的评语实在无法心平气和。
“为什么村上春树被文学评论家们厌恶到这种地步？”
关于这点，就谈谈我的想法。
“吸引全世界的人”、且“印度的研究生们”也评价道“读起来毫无异质感”，我认为，这些乃是属于文学的世界性指标。
而且，在日本文学史上，赢得这种世界性的作家可谓凤毛麟角。
恰巧这位作家的《海边的卡夫卡》于12月1日在《纽约时报》评选的“年度十大佳作”榜单上也占据了一席。十部作品中小说类和非小说类各占五部。
《海边的卡夫卡》被评价为由“强有力而又充满自信”的作家所创作的“优雅且富于梦想的小说”，并在当年出版的英文小说中被遴选为全年五大佳作之一。对于日本人而言，这是理应庆贺的喜事。
然而，甭说庆贺了，在我看来，评论家们反而把这一事实作为村上文学的缺点大肆批判。
被束缚在“根植于本土的羁绊”上，这对于文学而言，真的是生死攸关的前提条件吗？“我不指望吸引日本人以外的读者”，“我可不想被外国的研究生评价为‘读起来毫无异质感’”——真有作家是这么想的吗？
恕我孤陋寡闻，或许真的存在着这种排外主义的作者也未可知。
诚然，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人们为了地缘政治学上的方便而划分了国境线。在国境线的“这边”和“那边”，“泥土和血液的气息”自然会有几分差异，这也是事实吧。然而，拘泥于这种“差异”，和拘泥于为了行政上的方便而划分的“县界”两边的差异之间，还有和拘泥于“自家人”和“外人”的差异之间，究竟在本质上又有何不同？
举个例来说，下面这段对话你会真的想去阅读吗？
A：不过我认为，这是一种犹如万能钥匙一般的文学。无论什么锁都可以打开，所以能吸引全东京的人。但是，它不具备世田谷①近代文学那种记忆的厚重感，感觉就像是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小说。
B：目黑区②的研究生们也评价说“读起来毫无异质感”。
真是奇妙的对话。
但从结构上来看，评论家们的对话就是“这么回事”。为什么人们对“世田谷近代文学那种记忆的厚重感”可以一笑了之，而“日本近代文学的厚重感”就不能成为笑料呢？
我认为，如此这般扪心自问，也是评论家的重要工作。
两人盛赞利比英雄③“掌握了日本式私小说④的精髓”，“以感人的语言描绘了徘徊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自己”。
利比英雄受到赞赏的理由并不是他的文学具有世界性，而是因为他的文学“极力想成为日本式的东西”，或者说“极力想成为日本式的东西，而又没有被完全日本化”。
我不知道，利比英雄本人是否愿意领受这样的褒奖之词。
恐怕不会很高兴吧。
如果我用法语写小说（尽管我写不了），即使被法国的评论家称赞道“掌握了法国式心理小说的精髓”，或是“以感人的语言描绘了徘徊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自己”，咱心里也是不会畅快的。
如果是我，倒希望评论家们能超越是由哪国人所写的这个表面条件，而只就一点“作出判断”：即作品本身作为文学，究竟“值得一读”，还是“不值一读”？（因为我毕竟不是作家，所以还是不明个中究竟。）
这位作家“虽然有病在身，却能以健全之人的身体感觉去进行写作”，或是“虽然出身贫寒，却擅长于描写上流社会”，抑或“虽然饱尝不幸，却把幸福家庭描绘得栩栩如生”。难道评论家们把上述这些也算作“文学性的分值”计算在内吗？
毋庸重复，在是由“谁”写的这一点与评价作品的基本判断标准之间，其实毫无关系。
作品必须作为作品本身来进行评判。
如果说果真存在着所谓作家的最大野心，那么一定是：在没有公开“作家是什么人种”、“母语是什么语言”、“信仰何种宗教”、“政治信条又是什么”等表面信息的情况下，其作品仍然受到众多读者的追捧，并被反复地阅读。
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评论某位作家的时候，即使会论及束缚着他的种种东西，比如信仰上的制约、民族意志上的偏见、意识形态上的局限等等，那也是为了研究“尽管如此，他还是赢得了世界性”的理由，而绝非其反。
如果就村上春树与“本土的羁绊”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某篇具有建设性的评论文章，那么，它必定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村上春树是如何从本土的羁绊中解放自我，进而获得世界性的呢？”
村上春树旨在成为无国籍的作家，这恐怕是事实。然而，“无国籍的作家”与“世界性的作家”，两者相距千里。评论家们为何不把他们的知性资源投入到解析这“千里之遥的差距”中去呢？
关于“激剧欠缺的东西”①（1）
第四章 村上春树与评论家们
第三节 关于“激剧欠缺的东西”
村上春树是一个在“文坛”上很孤立的作家。
从他登场之时起，纯文学评论家们就没有给过他太高的评价。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