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是累点，却还是因为稍有成就而有点兴奋，于是双手紧握洋锹，高高扬起，奋力刨去，这时只觉手心发粘发痛，张开手掌一看，啊呀，竟然是满把的血，原来两只手上不知什么时候磨出的好几个大紫血泡已大半破裂。
此时，天空阴霾起来，寒风乍起，旷野里了无长物，令人感到荒寂和孤独，而手上难忍的疼痛，更让心里泛起一股凄凉感和委屈感。真是到了该离开这片生活劳作了近三年的土地的时候了！我将自己的铁锨交由一位社员拿着，用毛巾紧裹着血泡破裂的手，黯然离去——不是回生产队，而是回县城的家里，去等待大学录取的通知书。
卖牛肉
老黄牛死了，许多社员主张分肉吃，队领导班子不同意，一者私分牛肉是犯错，二者队里要买手扶拖拉机正缺钱。于是决定把牛肉卖掉，牛骨头煮汤，每个出工的社员可以喝上一大碗。当然，煮过的牛骨头，也要卖掉。
牛肉煮成半熟，据说这样最压秤。满满装了两大筐，由副队长、我和一个劳力（男社员）拉着平板车，去县城卖。之所以选我，是因为我是知青，没有私心，由我在旁监视，社员们放心。
初冬的早晨，田野里弥漫着浓浓的雾。我们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不紧不漫地走着，兴奋的讨论着牛肉能卖多少钱。最后副队长敲定，由我记帐，副队长收钱，劳力掌秤。每斤牛肉底价六毛，要价八毛，卖的价格越高越好。
刚走到运河大桥上，就有一个船蛮子（使船的南方人）问牛肉多少钱一斤。我兴奋的刚要开口说八毛钱一斤，却被队长抢先说九毛一斤。那船蛮子嘴一撇说：“人肉也没那么贵！”掉脸就要走。我急了，怕第一笔生意泡汤，又怕副队长的漫天要价把人吓跑，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最低六毛一斤！”这是我头一次做买卖，以为喊出了最低价，人家会还高一点价呢，谁知船蛮子开口就要三斤。我激动的赶紧掏本子记帐，副队长则皱皱眉头，推推劳力，说：“给他称！”卖完肉，副队长对我说：“你嘴可够快的，砍价也要三分五分的砍，你一让就是二三毛，这样可不行，卖不出价的。再卖，由我砍价。”我唯唯诺诺，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们的牛肉摊子，摆在了老菜市口，也就是小十字街口，算是闹市的中心，南来北往必经之地，离我家住的文化馆西边的高台子，也就百把米。这是我的主意，因为我是老街人，知道哪儿最有人气，而且街面上的人都熟，不会有人找麻烦，更何况我还有后台：一者母亲是街道主任，二者邻居大爷是工商局长。
“便宜卖了，八毛一斤，小黄牛肉，嫩死了！”副队长一阵吆喝，老黄牛肉成了紧俏商品。买牛肉的，看热闹的，把我们的牛肉摊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开始时，我还低着头记帐，怕被熟人认出来。渐渐被火爆的讨价还价气氛所感染，看着那么多人争买牛肉，内心升起自豪感，便把头昂得老高，不仅帮副队长收钱，帮劳力割肉，还主动讲起价来——此时一开口可不是底价六毛了，而是九毛。副队长夸我会叫价，买肉的说我越年轻心越狠。
下午三四点，牛肉就卖得差不多了。大家都还没吃午饭呢！副队长让我合合帐，说不卖了，大家上小饭店吃饭去。我坚持让他们去我家吃。副队长推辞了一番，就把剩下的几斤牛肉一提，说：“那就上小徐家吃吧！”
老黄牛肉其实很不好吃，烧了很长时间，还嚼不动。副队长不好意思地自我解嘲道：这样的死牛肉，卖六毛一斤都贵了。
2008年9月17日21：50：12
一斤白糖
那是1976年的夏天，和公社会计以及其他大队的几个知青，结伴去县城开会。回来的路上，会计说他想买一斤白糖，留当药引子用。几个知青推荐由我来办，因为我母亲是街道主任，应该可以走后门买到。于是我就收了他的五角钱。那时白糖是凭票供应的，城镇户口每人每月也就是二两，走后门买一斤白糖，也是要好大面子的。
母亲听后，有点为难，但还是答应了下来。大约半个月后，终于买到了一斤白糖。等我将白糖拿回生产队时，已是一个月后了。我一方面让人捎信让会计来拿，一方面想等到去公社时捎给他。但此后，却一直没有了他的消息。眼看那包糖的草纸一点点由潮到湿，急得没有办法。有一次去一个大队开现场会，还把那包糖带了去，可惜没遇到，又拿了回来。还有一次开会时遇到了他，却没有带白糖，急得我脸通红。
包糖的草纸终于湿透了，看着已经有些发粘且已从纸中渗出的白糖，我只好拆开纸来，将白糖放进玻璃瓶里。这一放，竟然放了一年多，夏天到了时，白糖已经化出了半瓶子的水，味道也已有些怪，这时已不再想将白糖如何交给会计了，而是想法把五角钱还给他。
直到考上了大学，离开了生产队，也没再遇到那会计。一恍又过了十多年，那时我已在本市报社工作，有一次下乡采访，在我原来下放的那个镇，竟然遇到了那会计。没想到他一下认出了我，而我，也很快认出了他。久别重逢的亲切中，竟然想到了那一斤白糖的事。忍了又忍，终于在中午吃饭时，借着酒劲，说出了我的隐藏了二十多年的内疚，谁知他哈哈大笑，说“竟有这样的事”。
路灯下
与路灯结缘，是因为天黑后，没有更好的地方去。
县城居民，六十年代前期用的是洋油灯，六十年代后期才有了电灯。洋油灯的昏暗就不说了，电灯一家别管几间屋，只安一个十五瓦的灯泡，比煤油灯亮不了多少。天黑了，大人们要在灯下做家务，小孩子们都被驱赶出家门，“该死哪死哪去！”这是大人们常说的一句话。那时家家都是四五个小孩子，一点也不娇惯，能离开身边远远的，对大人来说，真是一种享受。
黑灯瞎火的，最常去的地方，只能是大马路上的路灯下了。
大十字街口、小十字街口、铁小门口和黑风口的四盏路灯下，是我们小时最喜欢玩的地方，而路灯下的那一条被路两旁粗大的梧桐树遮蔽的横贯县城的东西大道，也是县城里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段，相当于北京城里的长安街和王府井。
到大十字街口，多是看电影，看演出，看造反派*，看两派辩论，看百货公司和新华书店橱窗里的样品，或者，抓瞎碰、蝼蛄喂鸡。因为大字街口的路灯功率高，用的是新式的大*子式的汞氩灯。那灯挺奇怪，开始的时候不亮，慢慢的越来越亮，不过灯光照在身上，却是淡紫色的，照的人青头紫脸，挺难看。大十字街口因为离家远，加上城东、城南、城北的孩子都集中到那儿，大家不熟，打架骂仗是常有的事，所以我们不常去，去了也要十多人结伴，遇到强敌，因为争地盘，打得赢了就打到底，打不赢了拔腿跑回我们的地盘。
我们的地盘，在小十字街口以西。被强敌打败了逃到这儿时，我们就不再退却了，而是排着队儿对骂，或者朝对方扔石头。对方也不敢过来，因为这时，大人们或者大孩子，都会围扰过来，帮助我们。
小十字街口因为四周卖东西的多，又靠剧场和大鼓场近，人来人往，空地不多，我们在那儿，也施展不开，只能躲在大人身后捉迷藏，围着货郎摊儿挑小玩艺，用卖废品换来的硬币买瓜子山芋糖吃。疯够了，就挤进大鼓场听上一气大鼓，或者想法钻进戏园子看一会演出。听得看得不耐烦了，再跑出来逛奔一阵。这地方其实并不好玩，大人多，一不留心，惹烦了大人，迎头就是一顿狗血喷头式的乱骂。小城的人就如此，只要是你长辈，骂的话要多难听就多难听。还有，认得你的人也多，调皮过头，会向家里大人告刁状。
我们的根据地，也是我们真正的乐园，是铁路小学门口的路灯下。这地方地形以及建筑都特别，南面是一个大陡城，上面是铁小的大门和院墙。院墙下面的陡坡，是深沟，深沟里有浅浅的水和各种垃圾及灌木，是探险和猎奇的好地方。北面是农业银行，银行大门前不像铁小是个的斜坡，而是一阶一阶的石梯，西侧则是大石头砌起来的石墙，上面一个大平台，平台后是农业银行的家属院。路两边高大的梧桐树因为有了这高石大墙，攀援上去是极简单的事。我们常常像猴样的吊在大树上，或骑在树叉间，嘲笑在树下捉我们的女孩子干着急。如此富有变化的地形，成了我们进行各种游戏的好地方。
当然最热闹的还是路灯下。一年四季，路灯下永远是我们的娱乐平台。打元宝，弹琉蛋，打土地老爷，摔跤，跳绳子，踢毽子，跳房子，打三角菱，烧火把……甚至还拿着红樱枪当岗哨，过路的人如果背不出一段毛主席语录来，就不让通过。层出不穷的游戏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着，即使是冰天雪地时，我们也会清理出一片空地来，玩个不亦乐乎。最壮观的时刻，是一片的男孩女孩都跑来了，几十人，玩一种踢毽子的游戏，由一人在前面猛踢，大家在后面挣抢，谁抢到了手，谁就再当踢毽手。每当毯子被踢出来时，大家就齐声欢呼，喊声震天动地，甚至把大人也从家里召唤出来，袖手站在旁边看热闹。有的还忍不住跑进人堆里争抢。不过大人踢时总是踢的太远，常常踢到黑地里去，害得我们找不到毽子，心里暗骂他们是老捣蛋鬼。
黑风口的路灯是安在临水的石岗上的，石岗子的中心树着变压器。那地方夏天时最好玩，可以踏着入水的石阶跳到水里游泳，可以垂竿而钓，可以临水用纱布网端鱼，可以绕着石岗子捉迷藏，可以坐在石阶上两脚在水里打着水花听大人讲故事。有一次，从东海来走亲戚的邻居，拿了许多养海带的琉璃瓶，让我们抱着下到石岗下漂浮着戏水，不过好景不长，大家围着石岗子转悠时，许多人的琉璃瓶都撞到石阶上撞破了。
2007年11月7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969年的国庆大游行
1969年是*中的特殊年份，先是“九大”召开，连夜放鞭炮*庆祝。那夜的鞭炮特别响，以至于我现在一听放鞭炮，就会有条件反射，恍若又进入*情境。接着两派大联合，成立各级革委会，收缴武器，各行各业恢复生产，学校则是复课闹革命，敲着锣鼓放着鞭炮的报喜队伍在街上穿梭而行，蜂拥至县委会的大门口。当时感觉*马上就要胜利结束，一切都会走上正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了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岂能不轰轰烈烈庆祝一番？
我那时，已是运河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三年级时开始*停课闹革命，四年级参加红小兵闹革命，相当于没上学就升了两级。学校满目疮痍，围墙已是断垣残壁，教室门窗全坏，一块完好的玻璃也没有，课桌课椅更是残缺不全，我们不得不从家里拿来板凳，几个人挤在一张课桌前上课。课本也没有，学的是油印的毛主席语录。
既然是复课闹革命，上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写大字报，上街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参加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听传达中央文件，而最令我们兴奋的事，就是参加县里举办的国庆节大*。
这可是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光荣不必说了，不仅黑五类出身的不能参加，而且全校也只有我们五六年级的学生可以参加，就凭这一点，进出学校时，就有资格仰起高傲的头颅了。
那时年级不叫年级，叫连，班级不叫班级，叫排，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一切都按军事化管理。每个排组成一个方队，拿不同的道具，唱不同的歌，做不同的动作。五年级（1）班扛缨枪，唱《三大纪律八注意》歌，我所在的五（2）班拿大刀，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老师一声令下，我们不仅天天准时到校练队型，练唱歌，练动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按照老师给的样子，做道具。
红缨枪好制，拿一根长棍子，前面削尖，在离枪尖一尺的距离，刻出一个五棱的骨节，成为枪头和枪杆的分界线，再在这个地方，缠上染红的麻绳，一只威风凛凛的红缨枪就制成了。
大刀就复杂了，首先要找三合板或五合板作材料。有的在家里搜个遍，不惜拆盛衣物的三合板箱子，有的偷邻居家屋顶遮雨的三合板，有的满街转，有的去火车站的货场或工厂，见到合适的三合板，就巧取过来。我那时把前面几类办法用尽，也没找到合适的板材，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有一天，在文化馆展览室里乱转，趁没人，就把展板揭了一块。三合板揭成了两合板，软软的倒是很容易剪成大刀，差强人意的是，用力一挥，就会像纸片一样打弯，让人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