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街头贴帖子，说某日某时大操场一决高低。那里地形开阔，既有利大打出手，又有利狼狈逃窜。我上初中时，班里有个调皮猴，总是拿班里长得最水灵的奶油小生动拳头。有许多次，我正保护着那同学经过大操场时，那调皮猴突然从背后窜出来，一个封眼锤，打得奶油小生双眼像熊猫，又照裆一脚，踢得双手捂住下部喊爹叫娘。等我上前阻止时，他已掉头从南门跑掉了。前几天同学聚会，两个同学遇到了，一个是局长，一个是老板，大家忍不住谈起当年的打架事，两人都笑得不尬不尴，用碗对喝，都大醉。最好笑的是，醉得手扶墙的猴调猴，命令我们全都去歌厅，谁不去，半夜大操场见。
那时体育锻炼的人少，大操场的草没人踩踏，长的特茂盛，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致。春天夏天，小孩子草丛中抓蚂蚱，捉蜻蜓，大人则割青草晒干了烧锅用。秋天了，草干叶枯，点上一把火，火借风势，一烧一大片，调皮的孩子们跟在火龙后面，叫着喊着，仿佛烈火纷纷的战场。冬天了，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成了打雪仗、堆雪人的乐园。正是，大操场，一年四季景不同，一年四季有玩头。
*后期，特别重视文体活动，大操场的设施越来越健全了。主席台，观看台，沙坑，单双杠，围栏、足球门、篮球场……还有专供运动员休息的宿舍，在这儿，相继培养了许多国家级的著名运动员。每年的元旦环城跑，也都从这里出发，大操场一直是县城市民体育活动的中心。但现在，大操场周围建起了一座座高楼，中心地区，越来越狭窄，原来大操场周边粗大的杨树和弯曲的垂柳，早已不见了踪影。不知将来，大操场会不会成为商业开发的用地，但大操场正门建起的文体活动中心大楼，还是给人们以信心：大操场，不会消失的，因为城市需要它，人民需要它。12/3/2007
大众饭店
那浓香沁脾的豆汁，那脆酥爽口的油条，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美的早餐。为了吃到这早餐，有时要早上四五点钟爬起来，端着大铝锅，在大众饭店门口排起长队。豆汁泡油条那独有的美味，足以暖透凛凛晨风中颤抖着的身子，而当我们七点多钟，挎着书包走在上学的路上时，吸一吸鼻子，豆汁油条的浓香依然沁人心脾。
大众饭店坐落在大十字街口西北角，虽然是起脊的平房，却十分高大，正面的门脸更是高高耸起，红五角星下方的水泥雕刻的“大众饭店”四个草书龙飞凤舞。进得门来，左边是卖烟酒的柜台，右边是卖签的地方。正面是一排一米多高的柜台，里面卖菜和饭。左右厅堂里，则摆满了方桌。
一直想不出，到饭店里来大吃大喝的是些什么人，因为那时绝无公款吃喝之说。我小时，虽然也常出入大众饭店，却从没有坐在大厅里吃上一顿。除了油条和豆汁，我们曾经吃过的美味佳肴，就是煮得烂香、切得细薄的猪头肉和肝肺之类，那“大菜”的馆子味，是家里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母亲常说，饭店里的菜做得就是好吃，因为“搅乎”（配料调料）多，舍得放油。
其实我们一大早去买油条豆汁，一般是用不着排队的，而且更不怕去晚了买不到。因为大众饭店的经理是我们家西边的邻居，我们叫他余大。烧豆汁的是我们东面的邻居，我们叫她蔡姨。余大会把我们直接叫到大厨房间，直接舀豆汁拿油条，然后把钱放在那儿，由他们事后补签。蔡姨则会多舀一大勺豆汁，而且都是掏底舀的厚豆汁。母亲总是夸蔡姨的豆汁熬的好喝，说这运河街上，没人比她熬的豆汁更香了。
除了买油条豆汁，我最常去大众饭店干的一件事，就是为老爸买酒。那时酒要凭票供应，无论大人小孩，一个月一人都是二两酒，酒是运河香醇。父亲酒量并不大，但一个月一斤，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更何况乡下的外姥爷来了，也是要顿顿喝的。母亲只好向不喝酒的邻居同事要酒票，或者就拿烟票换酒票，再加上与卖酒的营业员很熟，父亲的酒是供应的很充足了。
父亲那时在乡下工作，每次从乡下回来，我就要提着个酒瓶子到大众饭店给他打散酒喝。卖酒的阿姨，胖胖的，是商业局长的夫人，慈眉善目，认识我，边用酒端子朝漏斗里打着酒，边问我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有时，还会收下钱来，把酒票退还给我，让我藏在衣袋里，不要让别人看到，也不要跟任何人说。回去告诉母亲，母亲总是笑着说：“你纪姨就是大好人。”
说到近水楼台先得月，大众饭店的人可谓是最好的印证。一者因为个个都很白胖，二者他们家家几乎都养一只大肥猪，饲料，便是饭店特有的垃圾——泔水。记得蔡姨家长年养的那口大肥猪，简直就像牛犊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每天下午都要去鱼塘边打一次泥，到马路边去啃一顿青草。无论直到哪里，都要引起围观。邻居养猪的，多是生产队的社员，相比之下，那猪养的都像猴。她们常常指着蔡姨的猪调侃：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就不一样，别说人了，就这猪你都没法比。
上高一时，为了挣学费，我坚决要求去干小工，正好大众饭店翻修，我竟然得到机会，爬到了大众饭店的屋顶上，干起了揭旧瓦换新瓦的活儿。那时站在大众饭店门脸顶上，俯瞰大十字街口的人来人往，心中充满了自豪感。不过等爬到屋脊上揭瓦片时，却因恐高而双腿发抖，只好一只手抓着瓦沿子，另一只手揭瓦片，反而不敢朝下看了，紧张害怕，狼狈至极，多年不忘。
大众饭店什么时候关闭的，记不清了。好像一开始改建成了三层大楼，一楼经营百货，二楼经营饭店。再后来，饭店关掉了，全部变成了商场，名字也改为“人民商场”了。
从现在的大十字街口
从现在的大十字街口商业布局看，除了新华书店，其他三家——百货大楼，时代广场、人民商场，都成了大同小异的综合性超市，失去了经营上的个性。而当年，一是百货公司，一是糖烟酒副食品公司，一是饭店，分工不同，各司其职，显示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
2007年10月14日
公厕
那时几乎每个居民小区，都有一个公厕。我们高台子的公厕就在西边的路口处，西临鱼场，即现在的水上公园。
早晨那儿最热闹，憋了一夜的人们，排着队等在门口。大便产量很高，每天由大粪场的老儿儿用车拉走，小便则流到西墙外的鱼池里，那儿鱼因此特肥，是我们垂钓的佳地。那时想找到擦腚纸都很难，小孩子们要么用石子砖头擦腚，要么干脆用腚在木柱子上或者墙角上蹭蹭。厕所的墙壁上，写满了骂人的脏话，男女厕所中间的隔墙上，划满了沟沟，终于有一天，抓到了一个透过沟缝偷窥女厕所的流氓。后来大家再如厕时，不到万不得已，绝不靠近与女厕所隔壁的那堵壁。某一天半夜，还发生过在女厕所里抓到通奸犯的事。虽是*时期，男女之间的*事，却一点也不少。
那时县城里公厕的分布，似乎比现在还要相对的多。比如就在我们那个公厕的大路对过，也有一个公厕，属于石灰窑居民区的。由此再朝西不远，在现在的立交桥，过去的铁路搬道口，路边也有一个公厕。更不用说，我们前面的农业银行，文化馆内外，铁路小学，都有公厕可以无偿享用。正是吃的困难，拉的却方便极了。
全运河街的公厕，大小皆不同，风格也各异，我们最看中的有两处，一在文化馆东厕，一在县医院东侧。厕所都是苏式建筑，有百页窗，高高的吊楼，大小储便池既深，且在墙壁外，十分卫生、整洁。只要不内急，我们都会跑到文化馆东侧的公厕里去方便。公厕的角落里还放着石灰和煤渣，以及扫帚之类。只是遇到喜欢恶作剧的我们这群调皮的小孩，煤渣、石灰就成了炮弹，扫帚自然是最好的冲锋枪。我们还打家劫舍，帮助以拾大粪为生的邻居偷公厕里的大粪。那邻居父亲是铁路退休工人，负责铁路小学和铁路搬道口厕所的大粪。收来后，在其屋后的空地上，晒成粪干，卖给乡下的农民种甜瓜。他的门口有一间小瓦屋，专门收藏成麻袋的大粪干待价而沽。我们帮他偷大粪的好处，是他可以送我们一些粪干子，抛在鱼塘里当鱼引子。或者到他晒粪干的屋后园子边钓鱼。那里面临鱼塘子，长满了灌木，很隐蔽，看鱼的人发现不到，鱼也特多特肥，甚至于在粪干子下面，还能抓到老鳖呢！
不过铁路的拾粪老头和大粪场的拾粪老头，经常因为我们的缘故，发生争吵。其实铁路的拾粪老头很正直，从不乱拾粪，而且他拾粪的时候，穿着很威严的铁路制服，一身正气呢！所以，吵来吵去，吵出了他儿子的主谋和我们这些偷粪的从犯，结果便是那邻居挨一顿痛打。再然后，是铁路工人把我们叫到他门口的大柳树下，讲革命故事。晚上，还会在柳树上挂一盏和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拿的那种铁路专用灯一样的大马灯，讲一段聊斋故事，听得大家毛骨耸然，他却讲得嘿嘿干笑。那时脑海里有一个奇怪的印象：《红灯记》的李玉和应该长得和拾大粪的铁路工人一模一样。
对于我们来说，公厕还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正是越脏的地方越安全，只要不被对方捉到，我们可以钻那墙角的那一大堆煤灰里面去。至于钻过墙洞，躲到化粪池的边沿上，为了胜利而忍受臭气直熏脑门，那更是常有的事了。
2007年10月15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街道
六十年代初，县城的居民区划为四个街道，即码头、跃进、青年和车站。码头街道管辖现在的运河派出所正南以及向东的地域，靠近运河码头，以码头附近的居民和船民为主体。跃进街道则是其向西至铁道，向北至火车站，向东至大十字街口的广大区域。青年街道是铁道以西至化肥厂、抽丝厂的工人居住区。车站街道则是火车站北的以铁路工人家属为主的居民区。四个街道统属于运河镇管辖，几乎占了县城居民的绝大多数。
我之所以对街道特别熟悉，是因为我母亲就是跃进街道的主任，我经常跟她参加有关街道工作的各种会议，而且还常常跟她去别的街道参观或开会，至今，我还记得四个街道主任的姓：码头的郭主任，青年的倪主任，车站的魏主任，我母亲，则官称常主任。街道的全称是“街道居民调解委员会”，*时改作“街道居民革命领导小组”，后来又改为“街道居民委员会”。现在想想，和现在的社区委员会倒是不谋而合，只是那时街道的权力很大的，大到相当于一级政府。总之吧，一个居民的所有社会权力，几乎都要经过街道，比如招工上学，领各种证券，社会活动，等等等等。
正因为街道和每个人有如此密切的关系，而且那时街道上的各种活动又多，县城又是如此之小，小到各类型的商店门市都是独此一家，所以大家相见的机会多，多到我们走在街头上，很难见到一个陌生人，而且一看，就知此人是哪个街道的。如果遇到不认识的人，一般来说，此人要么是外地来的，要么就是乡下来的。这一点，常令那些老街人感慨万分，因为现在走在大街上，正相反，你很少见到几个熟悉的人，仿佛你自己是这个城市的陌生人了。
那时的居民区管理得似乎比现在还要规范，别的不说，就说门牌吧，我现在住在向阳小区有十年了，始终没有门牌号，送水送气的，很难找上门，更不用说，邮寄信件之类了。而那时，各家都有门牌号，直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我家的门牌是运河镇跃进街道青年路一巷31号。那是一个木制的蓝底白字的长方型牌子，挂在各家的大门上。送信送报找人，极方便。没有牌子的住户，就是黑人黑户了。
街道居民的住房大都自己盖的，按面积，一年只收几毛钱的地皮租。院子里的树，是自己栽的，却不是属于自己的，要是砍伐，需报镇里批准，折价了卖给自己。我之所以对此政策特熟，是因为我家的院子里，曾经种过两棵大柳树和一棵大枣树，最后全砍了制家具。
街道居民，身份很特别，正式的叫法是“城镇居民”，有户口本，有粮食本。我们住的那个居民区，实际上社员也不少，但大都是城镇户口居民的家属，这些家属也都是附近生产队的社员。他们平时要干农活，要养鸡养猪，工资是挣工分，吃粮是生产队配给，不像我们城镇居民，有正式工作的有工资，没正式工作的可以打小工，而且还可享受每月最低8元钱的生活保障，吃粮吃油，都是到粮食局买，大米只几分钱一斤，便宜的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