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回到戴任胜，由于没有随大流去看亲王家的酒窖，所以留下来和这位瘦瘦
高高的已是法籍的温州人聊起来。戴任胜会一口流利的法语，来法国前做过一年老师，1992年来到法国，学习、工作、自己创业，做过服装生意，像所有在国外的温州人一样勤劳肯干。现在做起了酒商，代理了亲王酒庄的葡萄酒，销往中国。 “怎么和亲王搭上关系的？”面对我的疑问，戴先生幽默地说：“在法国办事也得讲关系的。”这位搭线人便是亲王的外甥纪尧姆·巴丁。2000年的时候，经朋友介绍，戴任胜结识了纪尧姆·巴丁，一位行事低调但事业成功的红酒商人，当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成了好友。直到2008年，纪尧姆·巴丁突然提出要带戴任胜去他舅舅的城堡做客，而这位城堡的主人就是丹麦的亨利克亲王。戴任胜是个聪明人，不仅成功博得了亲王的好感还赢得了信任。前几天看到了不少有关丹麦亲王以及卡伊酒庄葡萄酒的新闻，不得不说，温州人不仅在中国会做生意，瞧，人家把丹麦亲王家的生意也做得不错啊！
1 代Xavier…Louis Vuitton，在1999年成功创立了路易·威登家族自己的酒庄。再从品牌来看，奢侈品集团收购经营酒庄更是屡屡皆是，似乎奢侈品牌要没有
属于自己的酒庄，你都不好意思出门。Chteau在波尔多有两个酒庄：一个是位于圣特美隆（Saint Emilion）产区的卡侬酒庄（Chteau Canon，一级酒庄），另一个是位于玛歌（Margaux）产区的罗什·谢格拉酒庄（Chteau Rauzan Segla），
二级酒庄。日本资生堂（Shiseido）也一起凑热闹，出品了两款加了适合日本人口味的香草、蜂蜜葡萄酒，分别在法国勃艮第酒区和德国摩泽河酒区度身定做，瓶身如酒水酒瓶般细长，并印有当年的日历。毕竟不是法国人，贴牌就行。Hermès
虽然还没有酿造葡萄酒，但刻有爱马仕标志“H”字样的滗酒器和水晶葡萄酒杯，
似乎比葡萄酒更受人追捧。还有一个大集团LVMH ，那个由顶级的时装品牌Louis
Vuitton和酒制品生产商 Mot Hennessy 合并而成的大型奢侈品产销集团更是把众多像酩悦香槟、香槟王、凯歌香、库克这样的顶级香槟品牌收入囊中。
任何产品都要商业化，葡萄酒也不例外，葡萄酒品牌通过和奢侈品品牌合作给自己身上贴金并不是坏事，卡奥尔也有自己的酒商代表，但商业化的同时，酒的品质至关重要。Perrin现在把一半的时间放在卡奥尔葡萄园上，赶上收葡萄的时候，自己也会亲自去采摘葡萄，这源自他对于葡萄酒的热情。当从事奢侈品行业的人，把对奢侈品的精益求精带到酿造葡萄酒的过程中，我想，酿出的酒应该不会太差吧。
司机们（1）
先顺便说一句，洛特省的司机们似乎都很乐意倒饬自己，穿衣打扮相
当有范儿。我们碰到的第一位，大约五十多岁的样子，高瘦，络腮胡子，一张已故的法国老影星菲利普·努瓦雷（Philippe Nouaret）的脸，他倒饬的要点是，头上永远扣着一顶艳红的贝雷帽，太阳再热也不摘下来。这位大叔谈吐上听着没什么墨水，外表却很有文化！
第二位是个眼镜男，三十多岁，穿西装，脖子上看似随意地搭着条浅褐色围巾，纹丝不乱，气质文弱，绝对是大学教师的风度，让人怀疑他是个厌恶大城市的知识人士，宁肯跑到乡间来当闲云野鹤。反正不像司机。
下面我要说的这三位司机，统统都是整洁的黑西装、白衬衫，貌似文艺界人士。我当时忘了问问他们，是不是雇主的要求。
先说说年纪最长的奥利弗（Olivier），35岁，单身，在卡奥尔城里货屋居住，是政府提供的廉租房（HLM），花不了多少钱。他以前是修车厂的机修工，后来
不干了，因为一条腿关节有毛病，不能久蹲或保持一个姿势。之后就一直打零工为生，这次给葡萄酒业联合会开车，也是临时工作，每天大概能挣120欧元吧。我问他，为什么不找正式工作？“找不到啊。”我真是明知故问。卡奥尔是小地方，几乎没有工业，加上法国的经济状况不佳已经好几年了。再说了，没有正式工作还可以领政府救济，法国的社会福利可是出了名的贴心。所以奥利弗说起失业的事来，一脸坦然，一点都不着急。不仅失业不着急，这位大哥的生活风格基本上是优哉游哉，开车常常走错路再倒回去（当然也是因为他的车上没有卫星定位），最离谱的是最后送我们上机场那天，走着走着忽然想起来，把应该同车去机场的美国人忘了。幸好我们时间富裕，足够他来回折腾。某天在去酒庄的路上，我问他有没有干过摘葡萄的活（法国的酒庄到了采摘季都要临时雇工，采摘葡萄是很多学生之类的人打工挣钱的好机会），他嘴一撇，一耸肩：“那活计太累了，我可干不了。”我忘了他还有关节炎呢。“酒农？都是些有钱的家伙。不过他们付工钱可不大方……”奥利弗的父母也不做酒。他的世界跟葡萄酒没什么关系，当然，在酒吧喝酒除外。其实正如他说的，在卡奥尔，拥有酒庄，意味着相对富裕的生活，和相当高的社会地位，酒农的孩子至少不会失业。何况很多酒庄都是几百年世代相传的家产。认识了奥利弗，我才想起来，原来不是所有的卡奥尔人都是城堡或酒庄主啊。奥利弗某天因为超速行驶被罚90欧，后来听说跟葡萄酒业联合会协商后，罚款由联合会出了。否则他那一天辛苦钱可所剩无几了。奥利弗中等个子，黑色的卷发和络腮胡子，眯着眼睛笑的时候有点像《芳芳郁金香》（Fanfan la tulipe）里的樊尚·佩雷斯（Vincent Pérez）。我们走的那天，他在车上一个劲地打听去北京的机票多少钱，签证好不好办，北京人工资多少，房租贵不贵，难道想到北京发展？不靠谱先生的车技真是不赖，速度很快，但转弯时车子控制得很稳，这里的山路比较多，弯路的角度非常大，但他开的车子不会让人感觉到不舒服。不过他还真是不靠谱，比如说约定九点来接我们，他肯定会迟到个十几分钟（好像法国好多人都有这个小缺点，Jérémy Arnaud一般都会迟到半个小时以上），并且极不识路。第二天晚上我们去不同的酒农家吃饭，他负责送何团和我们这两个小组，前天晚上他曾送过一次，虽然是不同的酒农家，但方向差不多。这哥们儿车子开得飞快，但开过一个岔路时，柴丹枫和李敬学都说走错了，应该走另一条路，何团还说这是不同的酒农家，不在一起的。话音刚落，不靠谱先生就把车停下来拿出一张地图研究起来了，结果就是走错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司机们（2）
在酒农家参观过酒庄、品尝过红酒后，我们吃了一顿“冷餐”，屋子冷、饭菜冷，到了十一点还不见车来接我们，我们的心都冷了。主人打电话给不靠谱先生，他说还有十分钟就到了，可是过了四十分钟也没见踪影。苦苦等了一个小时车才来，说是又走错了。本来不靠谱先生提议先来接我们，再折回去接他们，何团说这样太折腾了，还不如一起走，能快一些。幸好何团的英明决定，在路上他
再次走错的时候，还是我们两位人工导航仪把他指引回到正确的路线上，要不我们只能向主人借宿了，不靠谱先生自己恐怕明天早晨也找不到呢。还有一次，我们从酒会出来回酒店，路过一个环岛时，他突然围着环岛很快地转了一圈，我们正摸不着头脑呢，就见我们同行的另一辆车开到了前面。原来不靠谱先生又不认路了，把另一辆车让到前面，他就可以省事不用查地图了。会议开始的第二天下午有点时间，这几天马不停蹄地参观实在有些累了，我们有几个人提出来回宾馆休息一下，让不靠谱先生五点来接我们。结果这位又迟到了，到了酒店还提出要先喝杯咖啡，美美地喝完，才带上我们出发。不靠谱先生这样的司机在中国恐怕早就被炒了，可是我却挺欣赏他的个性，随时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他是真的在为自己活着。
最有故事的是小弗罗里昂（Florian）。说他小，一是因为他年龄小，才22岁，二是因为他一脸孩子气，两只招风耳，头发剪得短短的，说起话来右眼圆睁，左眼拼命地挤（我称之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知怎么落下的毛病吧，但是异常可爱，用李妮的话说“一脸无辜”。最要命的是，这小孩总是把白衬衫的领子都竖起来，超级有范儿。我们的李妮妹妹立刻成了他的粉丝。某天我们在车上开他俩的玩笑，小男孩脸憋得通红，最后冲着后面李妮坐的位置喊了一句：“I love you ！”这句英语带着浓重的法国南方口音，类似李连杰在《黄飞鸿》里说的“爱老虎油”
……一车都笑翻了。
其实是波兰人。怪不得他说法语的口音跟别人不大一样。他的亲生父母酗酒吸毒，所以他和哥哥被法国的养父母收养了，那年他已经8岁，哥哥都12岁了。亲生父母还在，但他没说是否还联系，我也没问。他还会说波兰话，还告诉我
他的波兰名字，我没记住，反正好几个辅音，听着有点古怪。弗罗里昂和养父母
的关系不太好，常常吵架，主要是养父母希望他待在身边，但他自己却天天想着离开。“卡奥尔没有任何工作机会，我在这里有什么前途？”所以，第一天坐他的车，他就告诉我，他已经在里昂找到正式工作了，干完这个开车的活就去。我问他什么工作，他说“铺瓷砖”，建筑行。我不知道国内对这个行当有没有专门的叫法，法语里可是有个专用的词叫做“铺砖工”，想必人家分工细，技术要求也高吧。
所以弗罗里昂虽然一脸的无辜纯洁，骨子里还挺叛逆。他车上放的音乐，也都是美国摇滚，“很少听法国歌。”说这话的时候仿佛也有点不好意思。关于跟母关系紧张，我说：“这跟是不是亲生的没关系啊，是代沟吧。”他说，主要还是因为他被收养的时候已经大了，“过去的记忆都在。”小小年纪，人生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他是穷国来的人，比较在意自己的前途，所以不愿像别人那样靠打零工混日子？也许吧。沙威（Xavier）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最后两天才坐他的车，相处的时间其实很少，他讲的话可不少。第一次见面，听他的口音，像巴黎人，一问，他透着矜持地告诉我，他是13岁那年才随父母一起从巴黎搬家到洛特的。 “这儿的口音太农民了，我一直当心保持我的巴黎音。”我一听这话，立刻对他少了几分好感，有点挑衅地说：“我可最喜欢南方口音了，听着人就实诚！”他赶紧顺着我的话说，对对对，这里的人确实纯朴，这里的生活比大城市更自在。沙威的父母不是本地人，但在洛特省有几个好朋友。沙威童年时，每年都跟父母来这里的乡村度假。终于有一天，他的父母再也无法忍受巴黎，决定举家搬迁到卡奥尔。沙威从此离开了大都市，变成了卡奥尔人。不过他的身上处处透着跟当地人不一样，除了巴黎口音，还有城里人的那种世故，处处礼貌周全，却有明显的距离感。沙威也是我在卡奥尔碰到的第一个跟我谈萨科奇，谈法国政治的人。想象一下，他基本就像一个落户到山东的北京人，喜欢操着一口京片子，对中南海的事发表意见。他对中国的事情也很感兴趣，问我是不是还有杀死女婴的事，这可是外国人爱关注的话题，我赶紧就我国的政策对他作了一番解释。沙威可不是一般人，他读过大学，换了好几个专业，其中包括心理学，最后发现自己属于兴趣广泛，而不能专一的人，尤其是任何一种职业都不足以说服他，包括心理学，“现代的心理学充满门派偏见！ ”他批评道。所以他一直没有固定工作，跟朋友组了个乐队偶尔在酒吧演出赚点小钱，他自己是吉他手。
后来沙威一直跟我大谈人生哲学，他的观点是，金钱不能带来幸福。很对啊，有谁不同意吗？只不过很少人能把这当作自己生活的信条。看沙威的生活状态，到
像是在实心实意地实行这个观点，如果他能把那点小小的虚荣去掉，别去在乎什么巴黎音，他就更纯粹了。最后一天，他花了很长时间向我推荐一本叫《安第斯的预言》（La prophétie des Andes）的小说，那本小说主要说的是，人生的一切都非偶然。
我也愿意这样想。
但愿我的卡奥尔之行，会给我的人生带来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