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开创科举（一）
对于儿子杨昭的病逝，作为父亲杨广虽然很伤心，但是杨广历史的脚步没有因为任何人的离开而停留。在这一年，他下诏正式建立有中国“第五大发明”之称的科举制度。大业二年杨广的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大业三年，杨广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至大业三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完全的产生。大业五年杨广又下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杨广的一系列措施使得科举成为潮流，同时巩固了这一伟大的开创。
杨广以前，科举之制其实在杨广的父亲杨坚时期已经萌芽，只是杨坚没有魄力把这一伤害士族豪门利益的制度完善并执行下去。而在杨坚朝之前，中国的人才选拨制度先后是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
其中世袭制亦称世卿世禄制，盛行于夏、商、周时代。原始社会末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破坏后，出现了“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世袭制。世袭制的特点是王权与族权统一，它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凡定爵位与官职者都世代享有采邑和封地。
秦统一后，产生了察举制，察举制即荐举贤才，授以官职的官吏选拔制度。举荐的标准主要是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它冲破了先秦贵族血缘世袭制的藩篱。西汉的察举、征辟制的出现，是荐举制成熟的标志。察举是根据皇帝诏令所规定的科目，由朝廷或地方的高级官员，通过考察向朝廷推荐士人或下级官吏的选官制度。它也是荐举制精髓所在。察举分诏举与岁举，诏举是皇帝下诏选取特殊人才；岁举是地方长官定期定员向朝廷推荐人才。征辟是皇帝及公卿郡守选拔任用属员的一种制度。皇帝特征、聘召人才为“征”，公卿郡守聘任幕僚属官为“辟”。东汉后期选拔官吏中钻营请托、结党营私和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察举、征辟制渐趋败坏，而后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施行，则意味着荐举制的败亡。
曹魏时期曹丕接受吏部尚书陈群建议，实行“九品官人法”。具体方法是在全国各州设大中正，各郡设小中正，大、小中正皆由一些经验丰富的朝廷官员兼任，因此也称“九品中正制度”。中正负责对各州郡的人才在“品、状、家世”三个方面进行评举，评举结果分为九等，分别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结果评出后，小中正呈大中正，大中正呈司徒核实，然后由吏部尚书选用。由于东晋以来士族门阀的势力日益庞大，士族中担任当地中正的情况非常普遍，以之于评举出来的人才中几乎全是士族子弟，造成“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族无过进之路”的局面。南北朝时“九品中正制”彻底沦为了士族门阀壮大自己势力的工具。
杨坚建立隋朝后，深知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病以及它对皇权的不利，于是开始对人才选拔制度进行改革。开皇三年（583），他正式下诏，停止那些“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的各州郡中正评举人才的权力，改令诸州每岁贡士三人。开皇十八年（598）年，杨坚又诏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把选拔人才的权力，下放到了高级官僚阶层，但由于这项制度缺乏对这些高级官僚的监督和制约，难免出现一些循枉私情的情况，操作起来问题颇多。而杨坚晚年的时候因反对的力量太大曾一度下旨停办了学校；使得科举制度还没开始就荒废了。
但是杨广即位后便开始着手恢复杨坚时期与科举有关的文教事物，大业元年就在诏书中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炀帝即位，复兴教诱。”杨广恢复了被父亲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奉命视察各州的专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隋书》《北史》记载，远近儒生纷纷前往东都洛阳，并被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因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到了大业二年，杨广在恢复父亲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确立了影响至今的科举制度。虽然整个隋朝大约只举行了四五次考试，而且因为隋朝科举属于初始阶段，考试没有定期，考试办法也不完备，考试题目和内容都有随意性；但开科取士这个政治措施，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起来了，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阶梯和取得高官厚禄的门路，从而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流弊。据载隋朝的著名进士、秀才如房玄龄、侯君集、杨纂、杜正伦、许敬宗、孙伏伽均成为唐代的名臣。
隋朝的科举是九品中正制向科举制的过渡，从此开创了中国考试制度的新纪元，这无任对当时还是后世、中国还是世界都有着莫大的影响。
首先科举制从根本上打破了两晋南北朝以来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最大限度地网罗全国优秀人才，使一些出身寒门的庶族可以沿着这个阶梯取得参与政权的机会，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这对于大业年间维护南北统一有着强有力的影响。
其次选拔官吏有了文化作为依据，封建统治者的高明之处体现在科举制度上也许就在于，他们利用这种考试形式从参与考试者中选拔出高素质、有真才实学的人进入朝廷做官，提高了朝廷官员的整体素质。
再者，科举制度不仅能够得到政治上的特权，而且还能得到直接的经济利益。宋真宗在《劝学文》中写道：“福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古代一旦科举及第后，便能迅速获利的真实写照，科举制使读书称为了一种潮流。
在当时的大隋帝国读书一事前所未有的开始普及，由朝廷设立的国子监、太学、州县学让读书不再是门阀士族的特权，无数在田野里劳作的底层百姓子女有了读书的可能，杨广的这一伟大的决策一改历代帝王的愚民政策，这一伟大的改变对于后世以及人类有着突破性的影响。在大业年间这个伟大的帝王他用自己权力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大业年间杨广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诸州图经集》100卷等。这些杨广下令编撰的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杨广在位期间隋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达到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很可惜的是在后来的战乱中杨广收集的大部份图书被破坏，如果杨广整理编辑收藏的这些书能留存到现在，那么世人对他的评价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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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 开创科举（二）
最后，从大业年间开始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内，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虽然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但是科举所首创的以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全世界得以发扬光大。我国以及韩国、朝鲜、越南的高考仍然具有科举特征。被称为“现代之科举”的高考尽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并受到种种的批评，但人们却找不到比它更合理的替代制度。现代选拔公务员的考试，也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手段。我国改革开放后创立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更是直接来自科举。国家教育部和一些省市如山东、福建等的自学考试中心还把自考与科举的比较列为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留下了科举之制的烙印。
在国外，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取得的成果吸引着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派遣留学生前来学习，并纷纷效仿中国建立了适合各国国情的“科举制度”。英、德、法、美等西方国家接收了科举制的财富，结合带有西方文明的特点，渐次形成了文官考试制度。孙中山先生在考察欧美各国考试制度之后也说：“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科举制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它对全世界都有意义。”外国学者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都对科举所体现出的平等和公平原则惊叹和折服。美国汉学家卜德在《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更是认为科举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
如果说这一制度是完美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后世对于科举制度也有批判的。批判的人认为科举制度推动了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是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科举考试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于其考核的内容和考试形式，尤其是由明代开始，科举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分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还限制了人才的出路。这些观点用现代的文明来看是没有错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一制度确立在当时的影响与作用，而且他们忽略了后来的科举制度只是后人把它引入了“歧途”罢了。
科举制度就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的表现，相对于体现了中国人的聪明智慧的“四大发明”而被有的学者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可是这一伟大而超前的开创，对作为皇帝的杨广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好处。我们都知道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门阀占垄断着中国的绝对统治权，大业年间他们在杨广的王朝里依然有着强大的能量。杨广的举措触动了这些门阀大族的利益，这为日后门阀大族的反叛埋下了祸根。这也是为什么父亲杨坚曾把在自己手中萌芽的科举之制荒废，他没有魄力去面对强大到可以引起自己帝国动荡甚至灭亡的反对力量。
杨广应该知道他的超前举措会给自己的帝国留下动乱的隐患，但是那时的他更多的或许是对自己和帝国的绝对自信，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掌握一切，所以在后来杨广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顾反对执行自己的科举政策。
杨广在洛阳新城度过了一个新年后，于大业三年（607）三月起驾从洛阳回到阔别两年五个月之久的京师长安，这意味着杨广的第一次巡视天下完成。杨广回到长安后，不知道是不喜欢长安还是真的坐不住。在回到长安一个月都不到就下诏曰：“古者帝王观风问俗，皆所以忧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今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所司依式。”即杨广又要出巡天下，上次是南巡，这次他要向北巡视。
在杨广下达他要北巡的诏书后，又下一诏书，诏书是“颁律令，大赦天下，关内给复三年”。这律令就是大业二年（606）十月杨广命牛弘等人更定的新律《大业律》，其实在杨广下令着手制定《大业律》时，隋已有一部颇为美备的律典，即开皇元年始纂、开皇三年定型的《开皇律》。之所以说《开皇律》是一部良律，首先该律典体现了“除苛惨之法，务在宽平”，“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宽刑理念。这是自汉至隋法制发展的一个趋势，到《开皇律》可谓始集其成。其次律典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