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 我能读多少是多少，接见外宾总是要严肃的。”巴金尽管堪称中国文坛的著名大师，可是，当他听说要会见一位从美国来的作家时，仍希望自己在会见对方之前能够先读一读她写的作品，这样才能在会见时彼此有共同的语言。
巴金已到耄耋之年。可他并没有在一个晚辈作家面前表示出自傲与清高，他仍然利用在会见於梨华的前两天，抽空戴着眼镜读了她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在巴金对於梨华有了初步了解以后，才决定在这幽静的小院里会见刚刚从美国飞到上海的於梨华。
“巴老，我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出生的，我父亲是勤工俭学留法的，回国以后在光华大学教书了。”於梨华在巴金这样的大师面前，是以小学生的谦虚在叙说自己的经历。她当然知道坐在面前的白发老人的资历与学识，几乎可以作为她的师长。这因为在於梨华出生的时候，巴金已以他那部著名小说《家》在上海滩扬名一时了，所以她才十分渴望与巴金见面。而於梨华在读到那部《家》的时候，已是她随家人到台湾以后的事了，所以於梨华当然知道巴金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於小姐的父亲也是留法学生？”巴金没有想到他和於梨华的谈话，会比预想的还要融洽。作为从“文革”地狱中走出来的巴金来说，他对如何参与外事活动已感到万分陌生，他在来访的客人面前暗暗要求自己尽量谨言慎行，“文革”的硝烟尽管早已消散，然而在老人心中仍然残留着余悸。在他听说於梨华的父亲也曾和自己当年的经历一样时，他和客人的距离忽然缩短了：“那么你的祖籍也在上海？”
“不不，我的祖籍在镇海。”於梨华感到能和巴金在家里对话是一种荣幸。她在美国多年就期盼这一天。现在她回来了，万没想到会这样顺利地拜见小时候崇敬的《激流三部曲》作者。她吃惊的还有，在海外一度风传早已在红卫兵冲击下自杀身死的巴金，如今不但仍然健在，而且老人还记忆惊人。她对巴金说：“我在上海住到7岁，才回故乡镇海，后来我父亲失业了，我们全家就到福建去，我在福建读了小学以后，因为战争又流亡到湖南。抗胜利后我们又去了宁波。至于去台湾，那是1947年的事了，那时我刚刚高中毕业。”
“於小姐在美国的写作很顺利吗？”巴金在谈话中不想涉及政治，他想谈的还是文学和写作。
“巴老，坦率地说，一个华人在异国它乡从事写作，决不是一件轻易而举的事。”女作家在巴金面前倾吐心事，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宾，於梨华与其是来宾造访，不如说是位远在海外的女学者兼女作家，回到国内向久仰多年的大作家请教。她把巴金带入了一个曾经心仪的陌生天地：“在美国决不是作家的地位很高，而是很低。我在那里主要是以教书为主，其余时间才能写作。而且我喜欢的并不是英语写作，而是用自己的母语写作，为什么？就因为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必须要给熟悉她的读者来读才行。”
小院里的海外来客（2）
巴金的心顿时狂跳起来。他没有想到这次和於梨华的会见，竟然找回他心中久违了的东西。曾在经欧洲飘流过的他，和於梨华的心情大有同感。听了她的话，巴金才忽然感到自己当年走的路并没有错误。他情不自禁地问：“为什么？”
於梨华说：“我在洛杉矶读书的时候，虽然因为用英文写小说获得过一次奖，可是，后来我却接连遭遇到几年的写作失败，退稿一度成了我心中最难以忍受的事情。直到1961年我写《梦回青河》的时候，才认识到我虽然在美国写作，可是我仍然还是中国人啊！因为我的读者其实始终都是中国人！”
巴金很激动地说：“这是因为你头脑中的艺术构思、素材，多数都是来自于自己的祖国，对吗？”
“一点不错，巴老，我的灵肉始终离不开自己的祖国呀！”於梨华感到和巴金谈话很随便，她们的交谈并不是官方安排的会晤，而像是一老一少两代作家，坐在巴金那间宽大客厅里在谈创作体会。她告诉巴金：“素材是我童年和少年时积累的，人离开家乡多年了，就始终怀念家乡。我曾把我的苦恼告诉给一个朋友，他说既然你用英文写作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母语来写？写出以后给谁来看呢？这也是个问题。后来我想还是给自己的同胞们看，我就把稿子交给了台湾的皇冠公司，果然我在自己的国土上获得了成功，《梦回青河》发表以后，在台湾首先轰动。台湾的电台和报纸都连载它，后来又拍了电视剧，巴老，这也是我此次为什么要回祖国大陆寻根的原因啊！”
“对呀，於小姐，还是自己的国家好啊！”巴金和於梨华的会面，给他心灵上的震憾是出乎意料的。此前巴金虽然已经走出了“文革”的阴影，也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写作自由。但是，巴金还没有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这场灾难给自己带来的挫折和伤害，究竟应该如何面对？他也曾以博大的胸襟努力要求自己忘掉过去。特别是妻子萧珊的不幸之死，留给他心灵深处的伤痛太深太重。然而他真正认识到祖国——母亲与自己血肉相融的关系，还是在奉命会见於梨华这个“外宾”之后。巴金感到於梨华对他讲的全是肺腑之言。在会面中，他也从这位成功女作家的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巴金知道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和非人待遇，尽管一度让他痛断肝肠，然而祖国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啊。
在此后的频繁外事活动中，巴金始终抱着这一原则：决不会在任何外籍作家面前“诉苦”，当然，老人更不想多谈“文革”遭际。他想说的都是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痴情。1980年5月22日，巴金又在他那座飘荡着玉兰花香的小院里，会见了从美国回祖国访问的著名女作家聂华苓。
她同样是一位杰出的华裔作家，聂华苓虽然也是从台湾去美国从事写作的女作家，但她和於梨华所走的道路却大相径庭。这位湖北籍的女作家，曾在台湾主持过与蒋介石对峙的政治性刊物《自由中国》，在祖国大陆发生浩劫的前夕，她就毅然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任“作家工作坊”的访问作家。近几年来，聂华苓在美国极力主办旨在团结包括中国大陆作家在内的“国际写作计划IWP”活动，联络了许多海内外华裔作家。聂华苓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她——一个中国女人，1977年竟然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在华人作家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那天上午，聂华苓是和她的丈夫、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瓦尔一起来到武康路13号小院的。巴金和她谈的主要是海外文学和台湾文学的现状等问题。聂华苓告诉巴金：海外的中国作家无时不在读国内作家的作品。她本人在三、四十年代在台湾时期，因为无法读到国内作家的著作，特别是像巴金等人的早期著作而倍感焦虑。那时的台湾最多只能读到徐志摩和朱自清的书。她开始研读鲁迅的著作大约是五十年代，所以她那时的写作就象孤儿一样地摸索着。
聂华苓认为：在台湾写作很困难，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那时台湾的古典文学还是有的。她们那些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写作的作家，也觉得是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是聂华苓认为：我们现代中国人应该有现代中国人的处境，而且还必须要有现代中国人的文学。她是在这种情况下去了美国的。她对巴金说，她到了美国以后，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她就更加忧国怀乡，总希求将现代风格的写作融化在自己的传统文学氛围之中。
巴金通过和於梨华、聂华苓这两位海外女作家的交谈，使他进一步认识了世界。十一年的封闭和幽禁，麻木了老作家的神经。可是，当他对从海外来的客人谈起自己的写作时，巴金仍然充满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真诚之爱。他说：“我的写作也有曲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支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去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就写得比较少了。有一个时期我到了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朝鲜那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非常突出。人们习惯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我发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所以，我感到在中国写作是最大的幸福。”
小院里的海外来客（3）
来访的外宾们听了巴金的谈话，都无法相信他是在浩劫中九死一生的老人。因为巴金心里没有任何阴影，他的话语充满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
巴金对来访的客人说：“我经常会想起我在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变得善良一些，纯洁一些，对别人有用一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都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了。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了。”
来访的客人都希望巴金谈一点“真话”。他对“文革”也毫不避违，巴金再不是从前在牛棚里连话也不敢讲的人了，巴金的性格决定巴金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讲真话：“‘文革’前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Ｋ’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剥夺了发表文章的自由。有一个时期，我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福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协分会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地照他们的训话去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所有在巴金客厅里听他谈话的外国友人，都不能不承认老人的心水晶般的透明。从巴金坦荡的谈话中，几乎看不出他对“文革”有半点怨恨与隐痛。特别是巴金在谈起刚刚结束的那场风暴时，他是这样说的：“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就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就准备翻译的赫尔岑回忆录，每天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